布鲁诺·拉图尔的实验室研究述评

季士强，任建霞

(广东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广东广州510515)

布鲁诺·拉图尔的实验室研究述评

季士强，任建霞

(广东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广东广州510515)

作为科学知识社会学(SSK)“巴黎学派”的领军人物之一，布鲁诺·拉图尔通过对科学实验室的“观察”研究，提出科学事实是科学家在实验室建构出来的“地方性”知识，这种建构过程贯穿着大量的猜测、对话、争论与妥协，负载着科学家的个人意志和集体意识。从方法论、认识论和本体论的角度进行分析，认为科学不仅是客观的，而且是社会的，二者统一于科技实践之中。

布鲁诺·拉图尔;实验室;科学事实;建构

一、布鲁诺·拉图尔的实验室研究活动

在1975年10月到1977年8月间，拉图尔和伍尔加获准进入美国加利福尼亚的一个分子生物学实验室——萨尔克研究所对科学运行的过程作实地考察。他们运用了人类学研究的参与观察和民族志方法，把实验室看作原始部落，对之进行直接的观察和描述，获得各种第一手资料，包括笔录、实验室论文分析、实验室成员的手稿、通信、谈话、备忘录和其他由实验室科学家提供的资料。而且，拉图尔和伍尔加也允许实验室科研人员了解他们要做的工作，可以阅读他们的调查笔记。

就在拉图尔调查结束的两个月之后，这个实验室的研究人员吉耶曼和沙利由于确定了促甲状腺释放因子(简写为TRF)的化学结构而共同获得这一年度的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也就是说，拉图尔和伍尔加“参与了”这项诺贝尔奖的“生产”过程，并写作了《实验室生活》一书，他们通过对这些调查资料的分析，得出结论:科学事实是社会建构的产物。

二、实验室:建构科学事实的记录系统

拉图尔把实验室称作“文献记录系统”［1］(P37)，包括实验仪器和实验室人员等，它通过讨论和说服把来自实验室内、外的各种图表、数据和资料等加工、制作成一篇篇“论文”，正是在一系列的争论、磋商和劝导活动中，科学论文得以构造并成为“科学事实”。

(一)科学事实的建构过程

作为“观察者”，拉图尔把实验室称为“一个奇怪的部落”，并把它分为联系密切的办公区和实验区。在每天的工作结束时，技术员将一摞资料从实验区交到办公区，这些实验资料构成了要加工处理的对象;另一方面，秘书大约每十天要把办公区整理的材料当作论文寄出去，作为这个特殊“工厂”的产品。这些被称为“论文”的东西引用了许多参考资料，包括来自于实验室外部的专业杂志如《科学》，和来自实验区的各种数据、图表等资料。也就是说，这些论文是根据实验室内外两种来源的文献资料编制出来的。他指出:“其实，现象只依赖于设备，它们完全是由实验室所使用的仪器制造出来的。借助记录仪，人们完全可以制造出人为的实在，制造者把人为的实在说成是客观的实体。”［1］(P51)在他看来，一个科学事实的制造过程是这样的:借助于记录仪器制造出图表和数据;引证外来的相关文献;二者结合形成科学陈述;陈述成为争论的对象;当这个陈述被其他人大量引用、应用和重新应用时，它被看成为事实，融入科学知识的宝库，编成教科书。

拉图尔认为:“实验室中的科学交流和实验室以外非科学环境中意见交换之间有一个明显的相似之处，就是它们具有多样性。有些截然不同的先入之见，在短暂的意见交换中起着重要作用。”［1］(P51)他记录了大量的实验室日常交流，并对这些交流分类、分析，表明科学“证据”的接受很难说是逻辑上必然的推论，而是做出判断的问题、决定的问题、同行间的协商问题，“推断的逻辑不能离开它的社会学的根据……我们能够评估推断逻辑之全部可能性，是由社会学的观点规定的，而不是由逻辑学的观点规定的，所以，说由社会-逻辑的观点规定的更简洁明了”［1］(P115)。于是，拉图尔反对“某些物是先验地存在的，它们只等待科学家把它们的存在揭示出来”的看法，他认为，“事实上，对象(在此种情况下是物质)是由科学家的创造天才构成的”［4］(P108)。他得出结论:“原始事实完全可以用它们社会建构的语汇来理解。”［5］(P83)

(二)一个典型案例:促甲状腺素释放因子的“发现”

为论证“科学事实的社会建构”，在《实验室生活》中拉图尔详细描述了促甲状腺素释放因子(TRF)化学序列的确定过程。

1962年，神经内分泌学界把“大脑控制促甲状腺素的分泌”看作事实。吉耶曼教授把它命名为促甲状腺因子(TRF)，并认定它是一种肽，决定用化学分析方法确定其氨基酸序列。当时，TRF的存在只是多种相关假说之一。到1966年，已经能获得很纯的所谓TRF。但是，此前所有的酶实验都未能破坏TRF的生物活性，因此吉耶曼主张“TRF或许不是一种肽”。沙利的团队采用了与吉耶曼大致相同的研究路线，但是他们认为这种因子应该是一种激素。沙利在1966年发现TRF含有 His、Pro、Glu三种氨基酸，不过只占TRF总质量的30%。于是沙利得出结论:“TRF不是肽”。这就意味着研究方向将发生重大改变。1969年9月质谱仪终于产生出合成Pyro-Glu-His-Pro-NH2与天然TRF的几乎完全相似的光谱。争议停止，“TRF是Pyro-Glu-His-Pro-NH2”被各方接受并成为科学事实。之后，吉耶曼和沙利因TRF序列的“发现”而共同获得1977年度的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

由此，拉图尔表明，科学事实——TRF序列的确定并不是单线的逻辑的发现过程，而是一个充满多种可能性和不确定性的构造过程，包括大量的决定与否定活动。其中，科学家对科学陈述的真与假、客观与主观等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使得陈述不断被修改、颠倒、或者取消重来。通过争论，科学认识被人们接受，进而转变为人们对实在对象的“相信”，由相信认识的真实性到相信本体的存在。他指出:“通过介绍产生事实的微观过程，我们希望证明三件事……第三，应该避免援引外在实在或科学造就的东西的有效性来理解事实的稳定性，因为这种实在和有效性是科学活动的结果而不是其原因。”［1］(P168)

三、科学事实果真如此建构?——对拉图尔的三点质疑

拉图尔以科学人类学的方法从经验观察的角度考察科学知识的制造过程，启发我们对科学的实践性本质进行思考。但是，他由此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否定了科学的客观性，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概括起来，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追问。

(一)从方法论来看:这种科学人类学方法的运用完全合理、有效吗?

拉图尔把田野调查方法运用于研究科学知识的生产过程，从人类学的角度揭示了科学活动的社会相关性。这种研究方法也被谢廷娜等人所借鉴和运用，引起了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人类学转向”。在当代中国，对于习惯于传统方法和理论研究的社会学家来说，这种深入现时、现场、考察事物形成过程的研究方法确实值得注意和借鉴。

但是我们看到，在他们的田野纪录里，拉图尔和伍尔加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对科学规范的描述，忽视生物化学研究中实验方法的应用，而是对实验室环境和科学研究的日常活动中那些表面的方面作了详细描述。本来这种人类学方法就是要用经验性的思考方式和表述方式，记录和研究本土生活。拉图尔等人却把这种经验性研究直接和认识论理论联系起来，正如本·戴维批评的那样，这种联系的意图是错误的、有害的，这会把社会学研究作为哲学观点的纯粹证明工具，“恰恰阻塞了提出经验研究课题的道路”［2］(P288)。布鲁尔也批评拉图尔混淆了自然和关于自然的信仰之间的区分，指出他们的作品更像是一个观光者的旅行游记。“如果说科学家不需要‘方法论爸爸’教他们如何进行科学研究，那么他们也不需要‘社会学妈妈’教他们生产出科学知识。”况且，“他们得出的科学建构论的观点本质上并不比费耶阿本德的观点更新颖。”［3］(P302)

(二)从认识论来看:这个进入实验室的“陌生人”真的能如拉图尔所说的那样完全不带偏见地、纯粹客观地描述实验室的生活吗?

这种依赖经验主义方法来认识科学的做法虽然是必要的，但毕竟不是充分的。仅仅依靠观察和经验是不能真正理解科学的全部本质的，还必须要有理论思维的参与。“科学的目的，不是描述感性世界，而是合乎逻辑地构造理性世界。”［4］(P2)“眼见未必为实”，“看”到的并不是科学特有的或者全部的东西，以此断言科学这一复杂活动的本性，肯定是草率的。

而且，任何观察与实验应该都离不开既有理论的“污染”，即“观察渗透理论”:观察和实验的对象是主体在一定理论和期待指引下的选择物，观察、实验方法的选用和对观察现象的注意也必定带有主体的个人倾向性，对观察见闻的记录和分析也总是在一定的“范式”内进行。这也是建构论者的一个重要的立论基石。根据“强对称性原则”，对科学实验室的田野观察也应该是“渗透理论”的。面对质疑，拉图尔在《实验室生活》的第2版后记中也承认，他在进入实验室之前就已经形成了一种看法，认为科学认识是受社会因素制约的，他在参与观察中的工作只不过是搜集详尽的论证材料罢了。

(三)从本体论来看:“自然”、“事实”只是社会建构的结果吗?

我们相信，无论科学如何发展，对象的客观实在性都应该是科学活动的基础，否定了这一点任何科学活动都将无法进行。只不过人们对这种客观实在性的认识和表现方式会随着认识活动的深入而呈现出历史性。

在上述TRF序列的建构过程中，实验设备对不确定世界的介入在整个构造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仪器设备不能回答科学问题，由仪器做出的标记也无法回答。惟一能对这些问题做出解释的，只能是那些在实验室中、在仪器旁边忙着测量、记录、分析、说明等琐碎工作的科学家。科学是认识主体对自然客体的理性把握;同时，作为主体的人必然生活于一定的历史和社会情境之中，其对自然的认识结果——科学知识也就必然地受到个人的主观因素和社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几乎不可能做到绝对的客观、公正。但是，认识到并肯定了科学知识的主体性和社会性之后，我们是不是就否定了科学的另一种性质——不依赖于个人意志和特殊文化的、不断进步的科学的存在呢?回答也应该是肯定的。我们认为，科学固然是经验的、归纳的因而也是可错的，但科学也是理性的、演绎的，因而必然又是超越于经验的。科学对象的客观性以及相对应的普遍理性，要求人们既要注重实际、寻求经验证据去认识和改造自然，又要运用智慧、理性地和创造性地看待和处理世界事物。可以肯定，客观性和社会性都是科学知识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后者固然重要，但前者更为基础。科学的这两个特征本来就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厚此薄彼则必定有失偏颇。

拉图尔过于强调科学知识的社会性而淡化甚至忽略科学知识客观性的做法是偏颇的、有失公正的。面对批评，拉图尔在1986年《实验室生活》再版时他改用“科学事实的建构”，删去了“社会”一词。他后来承认:“对我来说，这意味着，有一天成为一名实在论者，并提出一种完全不同的实践说明，大概相当于早期马克思精神中的‘唯物主义的说明’”。［5］

［1］拉图尔，伍尔加.实验室生活——科学事实的建构过程［M］.张柏霖，刁小英，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

［2］刘珺珺.科学社会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3］孙思.理性之魂——当代科学哲学中心问题［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4］张功耀，曹志平.科学技术哲学教程［M］.长沙:中南大学出版社，2001.

［5］成素梅.拉图尔的科学观——在巴黎对拉图尔的专访［J］.哲学动态，2006，(9).

Abstract:As one of the leaders of Paris School in 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SSK)，by his inspection and study of science laboratory，Bruno Latour initiates that Science is“local”knowledge constructed in the lab by the scientists.The construction involves hypothesis，discussion，negotiation and compromise，and incarnates the purpose of the scientist and the scientists’collectivity.Analyzing Laboratory Study of Latour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methodology，epistemology and ontology，this paper is to illustrate that science is objective and social，and its objectivity and socialty are integrated in the practice of science.

Key words:Bruno Latour;Laboratory;Scientific fact;Construction

(责任编辑:董红克)

Comment on Bruno Latour’s Study of Laboratory Science

JI Shi-qiang，REN Jian-xia
(Guangdong Jidian Polytechnic，Guangzhou 510515，China)

N09

A

1008—4444(2010)03—0023—03

2010-04-25

季士强(1970—)，男，河南固始人，广东机电职业技术学院思政部讲师，哲学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