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反抗,故我在”

2010-04-07 11:01
名作欣赏·上旬刊 2010年3期
关键词:加缪巴萨萨特

林 霆

“面对这被水汽团团裹住的大海,我走着,等着,这12月的阿尔及尔,对于我仍然是一座夏天的城市。我逃离了欧洲的黑夜,逃离了人间的寒冬;然而这座夏天的城市也失去了笑声,只给我一座隆起的、发亮的脊背。晚上,我躲在亮得刺眼的咖啡馆里,从那些认得出却叫不出的人的脸上看出了我的年龄。我只知道他们跟我一起年轻过,而现在已不再年轻。然而我依旧固执地等着,也不大知道等什么,也许是重返蒂巴萨的时刻吧……”①

1952年底,身心俱疲、健康状况欠佳的加缪从硝烟弥漫的巴黎返回北非,回家探望母亲,并重游蒂巴萨。在此之前差不多一年多的时间里,围绕着他的新著《反抗者》一书,加缪与左翼知识分子的领袖萨特之间展开了一场激烈论战,两人十年的友谊就此打结。“亲爱的加缪:我们的友谊并不轻松,但我还是感到惋惜。如果您今天断绝了它,无疑是它应该被断绝。使我们接近的事情多,使我们分离的事情少;但是,这少仍嫌太多。友谊也是,有趋向专制的倾向;要么完全一致、要么反目成仇,而无党派者如想象中的党派斗士那样行事。我不再重复了:这是题中应有之义。”②萨特用语尖刻,加缪无以为答。分歧已然公开,友谊被撕开了伤口。巴黎的阴冷、战后欧洲政坛的纷争、左右两翼的撕缠,以及与萨特之间大伤感情的争论,让本来身体状况不佳的加缪元气大伤。“我逃离了欧洲的黑夜,逃离了人间的寒冬”,加缪重返他度过青年时代的城市——蒂巴萨。蒂巴萨原是古罗马遗址,是美、节制和平衡等希腊精神的代表。加缪到来时,这里正阴雨连绵,连空气里都充满了水汽,但终有放晴的一刻。“果然,一天晚上,雨停了。我又等了一夜。一个水淋淋的早晨从纯净的海上升起,光彩照人。……我又踏上了通往蒂巴萨的道路。”③加缪重返蒂巴萨,不仅是为了凭吊,更像是回到精神与肉体的故乡,从昔日的神性与荣光里寻求慰藉的力量。于是,“在隆冬,我终于知道了,我身上有一个不可战胜的夏天。”④

世界充满荒诞,但永不绝望,相信荒诞终可被超越。“我住在阿尔及尔的时候,冬天里总是耐心地等待,因为我知道一夜之间,二月里一个寒冷而纯洁的夜里,执政官山谷里的巴旦杏树就会开满白色的花。然后,我惊喜地看到,这片脆弱的雪顶住了一场场的雨和一阵阵的海风。然而,这片雪每年坚持的时间,恰为准备果子成熟所需。”⑤这就是阿尔贝·加缪,心中充满了阳光、大海、鲜花、石头……这些“南方意象”,即使是在最绝望的时刻,也从不停止希望。作为黑脚法国人的后代,加缪的大部分时光都是在地中海的阳光和阴翳中度过的。在获得诺贝尔奖、登临欧洲之巅之前,加缪一直是贫穷的。幼年失怙(他的父亲在一战中身亡),寄人篱下,跟随耳聋的母亲、脾气暴戾的外祖母和当桶匠的残疾舅舅在贫民区长大,贫穷到没有一张完整的书桌。但让人惊奇的是,这幼年的贫穷不仅没有使他心生怨尤、缺憾、偏见和嫉恨,相反,贫穷成了一种心灵财富。他曾在散文集《反与正》序言中说:“贫穷对我来说从来就不是一种不幸:光明在其中播撒着它的财富,甚至我的反抗也被照亮了。”⑥ “我所经历的贫穷从未教会我怨恨,相反,他教会了我某种忠诚和无言的坚忍。” ⑦这幅宽阔、温暖、自由、健康的魂魄,首先要拜地中海的阳光所赐,因为“在非洲,大海和阳光不费分文”;其次,他有一位“温柔的好母亲”,尽管母亲不识字,也不知道如何爱抚她,但他天性中的善良、朴实、不屈、沉默寡言多半是受母亲影响。他一生中数次重返蒂巴萨,既是对南方阳光的感恩,也是对母爱的追怀。

加缪在17岁时患上了肺结核,这在当时几乎是一种不治之症,但肉体的病痛并没有击倒他,反倒更激发了他生活的勇气和对生命的热爱。1933年1月,希特勒上台,在两位青年偶像安德烈·纪德和安德烈·马尔罗德影响下,加缪开始投身于政治运动。他参加党的外围组织,组建劳工剧团,参加巡回演出,参与签署声明……然而在1937年11月,加缪却被开除出党,原因是组织认为加缪“入党动机不纯,持不同政见”。加缪的惟一反应,仅仅是“微微一笑”。自此,他开始以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文学创作中,内心生活的比重开始超过社会生活。

加缪生活的时代,“战争”成为突出的主题,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法西斯主义都在显露着自己的獠牙。他不仅是“战争的孤儿”,而且是战后迷惘的一代。那个时代,上帝仿佛在人世的苦难面前闭上了眼睛,借用斯丹达尔的话说,“上帝的唯一借口,就是他并不存在”。这个充满政治屠杀,集权、暴力的现实,让整整一代欧洲人都从战争的残酷中体味了世界的不可理喻。加缪对此的觉悟似乎更早一些,在他到达巴黎之前,当他还是阿尔及尔贫民区的孩子时,他已经有能力从生活本身出发,从它的肉体的厚重中感知到,人与世界的关系就是荒诞的。在其早期的散文作品集《反与正》中,他描写了身体残疾、大脑迟钝的母亲,专横暴躁的外祖母,以及阿尔及尔贫民区中的人们。孤独感、人在生存中遇到的种种悖谬,已经显现其中。《反与正》中的老太太,生前就为自己修建墓地,于是,当她活着的时候,就得到了向死者致意的鲜花。“某人在静观,另一人却在掘墓:怎能将二者分开?将人及其荒诞分开?”⑧在北非奢侈的阳光中,他更加强烈地感受到墙边的阴影,以及从街角不断扑面而来的荒诞感。自1936年开始,他就思索如何从现实经验出发,对无所不在的荒诞感进行表达,为人生寻找生存意义的确证。1938年,萨特的《恶心》出版,加缪在欣赏的同时亦有保留,他觉得萨特过分强调了人类的丑恶;对于萨特的短篇小说集《墙》,加缪亦认为“观察到生活的荒谬,不可能是一种终结,而仅仅是一种开端”。1939年6月,加缪到阿尔及利亚北部山区卡比利搞调查,在这里他看到:“在世界上最美的地方,这种贫穷的景象比什么都令人寒心。”⑨这无疑加速了他心中“荒诞”概念的形成。这年9月3日,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他在9月7日的《日记》中写道:“野兽统治的时代开始了,我们已经感觉到了人类身上增长的仇恨和暴力。在他们身上,纯洁的东西荡然无存……我们所遇見的全是兽类,全是欧洲人那些野兽般的嘴脸……”⑩加缪准备应征入伍,却因健康原因而未成。

1940年,加缪来到巴黎,和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从事报纸的编辑和写作。但很快,巴黎失陷,加缪和妻子离开巴黎,流亡到赫兰城,并在那里生活了18个月。这段日子里,他继续酝酿并写作关于“荒诞感”的三部最重要的作品:小说《局外人》、哲学随笔《西西弗神话》和剧本《卡利古拉》。最先发表的《局外人》使年仅29岁的加缪一举成名。小说以“今天,妈妈死了,也许是昨天,我不知道”开始,以“我还希望处决我的那一天有很多人来看,对我发出仇恨的喊叫声”结束,以这种不动声色而又蕴含内在力量的平静语调为我们塑造了一个惊世骇俗的“荒谬的人”:对一切都漠然置之的默尔索。由于人和世界的分离,世界对于人来说就是荒诞的、毫无意义的,而人对荒诞的世界无能为力,因此不必抱任何希望,对一切事物都无动于衷。萨特认为,这部小说是对荒诞的证明和对资产阶级司法的讽刺,“这是一部经典之作,一部理性之作,为荒诞及反荒诞而作”。加缪以默尔索确认了人与世界的荒诞关系,并在之后的哲学随笔中以理论语言直接阐明了荒诞的内涵,“所谓荒诞,是指非理性和非弄清楚不可的愿望之间的冲突,弄个水落石出的呼唤响彻在人心的最深处。”外部世界与人内心对于真相、秩序的要求之间的矛盾冲突,造成了永恒的荒诞事实。

在加缪那里,对荒诞的确认仅仅被当作一个出发点。这是一个非常容易滑向悲观主义、虚无主义和绝望厌世的逻辑起点。人在荒诞中如何行动,在荒诞中如何确认幸福,才是加缪真正希望抵达之境。加缪的哲思从未离开人的范畴,“我一直坚持认为,这个世界并无超凡的意义。但我知道这世界上的某种东西是有意义的,那就是人,因为人是唯一提出了生而有意义的生灵。”于是,加缪从“荒诞”出发后纵身一跃,进入了反抗者的行列。正是这“从虚无主义深渊向外的非逻辑的一跃”,体现了加缪的才华和他的人道主义立场。

在反抗者眼中,最重要的已经不是追问人生值不值得活,而是必须如何去活。加缪面对荒诞、希望、死亡互相纠缠的舞蹈,发出这样的疑问:“人生之荒诞,难道非要世人或抱希望或用自杀来逃避吗?……荒诞是否操縱死亡?”或者说,是否存在一个通向死亡的逻辑?加缪认为,荒诞是人与世界的关系,不可能用取消一方来保留其他,不能用肉体的自杀或形而上的自杀来取消荒诞。那么,人类这虚无主义的宿命,又该如何面对呢?加缪给出的答案是:反抗。一旦将荒诞看做人类永恒的命运,人便接受了自身反抗的命运。西西弗正是荒诞人也是反抗者的代表。他清醒地知道,无论他多少次将巨石推向山顶,它都会一次次滚落下来,这就是荒诞的宿命。然而,他不祈求悲悯、不肯请宽恕的态度,已经在精神上解除了惩罚,可以说,他已经“承担了荒诞的三个后果:反抗、自由和激情。”从荒诞人走向反抗者,加缪只用了一个西西弗。

为了将《西西弗神话》中所蕴含的主题更加深入地进行形而上的追索和沉入到历史经验的脉络中,1951年,加缪完成了酝酿十年之久的哲学随笔《反抗者》。在这部著作中,加缪提出了如下命题:“我反抗,故我在”。“我们每天遭受的苦难中,反抗所起的作用犹如‘我思在思想范畴所起的作用一样。它是第一个明显的事实,然而这个事实使人摆脱了孤独状态。它使所有的人都接受了第一种价值。我反抗,故我们存在。”也只有反抗,人类才能最终超越荒诞的境地。那么,何谓反抗者?加缪开宗明义地说:“一个说‘不的人。然而,它虽然拒绝,却并不放弃:他也是从一开始行动就说‘是的人。”“不”与“是”,岂不是相互矛盾?这正是加缪的深刻性和复杂性所在。他举例说,当一个奴隶向主人说“不”时,他是一个反抗者。但同时,他又是一个说“是”的人,因为当他反抗时,他事实上肯定了主人与奴隶界限的存在。肯定与否定的共存,构建出反抗的价值,也就是人存在的价值。也就是说,反抗表面上看起来是否定之物,“其实它表现了人身上始终应该捍卫的东西,因而十足地成为肯定之物”。无论如何,反抗都应该成为一种绝对命令,因为反抗代表了人的不肯屈服的那一部分,是“人的最独特的东西”,也是人之为人、人的尊严感的体现。

在《反抗者》中,加缪将反抗分为两种:“形而上的反抗”和“历史上的反抗”。“形而上的反抗是人挺身而起反对其生存状态与全部创造。它之所以是形而上的,是因为它否认人与创造的目的。”从萨德的颂扬个人情欲与恶的“绝对否定”的反抗,到伊万·卡拉马佐夫的“拒绝得救”——除非拯救所有的人,否则无一人得救——式的反抗,再到尼采的对抗虚无主义的“绝对肯定”的反抗,加缪构建了一个“反抗的形而上学”:我反抗,故我存在。反抗既是一种生命的尊严,也是一种生命的创造。“之所以存在反抗,是因为谎言、非正义与暴力部分地构成了反抗者的生存状况。他若要坚持反抗,则要下决心完全不杀人与说谎,永远不同意一切杀人与暴力的行动。他也不能让自己杀人与说谎。”也就是说,反抗不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存在而去杀人,相反,是为了“创造我们现在的存在而活着,并让他人活着”。反抗何时会走向它的反面?加缪认为,反抗堕落的形式之一就是革命。在“历史上的反抗”一节中,加缪以“革命”为关键词,考察了自1793年以来的历次革命运动,他得出的结论是:反抗一旦从纯心灵领域进入到历史领域的实际行动,就会变成改变社会秩序和结构的暴力行为。一旦反抗者变成革命者,形而上的谋杀就会带来普遍杀人的时代。反抗者的“不”与“是”的辩证平衡一旦被破坏,反抗就会演变为暴力与杀人的循环游戏。“大部分革命的形式与特点就在于杀人。所有的或几乎所有的革命都曾经是杀人的。”

真正激怒萨特的,正是加缪对历史主义的清算,和对马克思主义的质疑。“马克思主义就其一个方面来说,是认为人是有罪的而历史是无罪的学说。”人们一旦以历史之名,将杀戮制度化与合法化,反抗的历史将演变为一部血腥的历史。例如,苏联社会主义所依傍的斯大林化的马克思主义,不但将杀人合法化,而且变成了一种政府行为和国家恐怖主义,于是,便为人类反抗史带来了一份沉重的历史清单:流放、审判、集中营、劳改营、秘密处决、铁幕、冷战……他甚至将苏联制度与法西斯制度做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对比:“把法西斯主义的目标与俄国共产主义的目标混为一谈是不正确的。前者由刽子手自己颂扬刽子手,而后者更富有悲剧性,竟由受害者来颂扬刽子手。前者从未想过要解放所有的人,而仅仅想解放某些人而征服其他人。后者就其最深刻的原则而言,旨在解放所有的人,但要暂时地奴役他们所有的人。”革命走入歧途的原因,就在于它的不知节制。“节制并非反抗的反面。反抗正是节制,在捍卫着它,穿过历史及其混乱而重新创立节制。”加缪如此言说,无异于与法国政治左派公然决裂,向萨特公开叫板。正如阿隆森教授所言:“在《反抗者》临近尾声时,加缪显然想激萨特作出回应,但是,为什么他不愿意提到朋友的名字?加缪强烈反对萨特的立场,想要了解一种历史导向的哲学何以是道德的,他似乎不得不与萨特正面交锋,而同时他又极力避免这样做。”

加缪虽不愿与萨特直接交手,但加缪的第一篇答辩词《致<现代>杂志主编的信》一出,“主编先生”萨特马上就接招了。“不幸的是,您把我牵扯进去,而且口气是那样令人不快,我不能丧失面子而保持沉默。”萨特用语尖刻,“您的自满和虚弱总是使人不能对您说出全部真理;其结果就是您成为一种沮丧的过分之牺牲品,它掩盖着您的内部困难,而我认为,您将其称之为地中海式的节制……”萨特用语刻薄老辣,甚至有些偏狭。“您可能贫穷过……”,这位从法国一流中学毕业的顶级哲学教授未免刻薄太甚,他应该知道,其实贫穷对加缪并没有造成任何的阴影与伤害;“您将其称之为地中海式的节制……”,而这正是加缪全部思想的精华,是地中海的阳光和希腊文化哺育了他。在一张标明“1951年3月—1953年12月”的纸条上,加缪列出了他所喜爱的十个词:“世界、痛苦、大地、母亲、人类、沙漠、荣誉、苦难、夏日、大海” 。这些词组合在一起,奇妙地映衬出加缪的精神质地:宽阔、道义、性感和对光明与美的追求。在他的思想深处,虽有荒诞,但更多的是爱与阳光,是温暖、坚韧和对荒诞的超越。诚如苏珊·桑塔格所言,“卡夫卡唤起的是怜悯和恐惧,乔伊斯唤起的是钦佩,普鲁斯特和纪德唤起的是敬意,但除了加缪以外,我想不起还有其他现代作家能唤起爱。他死于1960年,他的死让整个文学界感到是一种个人损失。”在桑塔格看来,加缪是20世纪文学具有“理想丈夫”般形象的作家,同样描绘自杀、冷漠、罪咎、绝对的恐怖这些现代文学主题,“却带着一种如此理智、适度、自如、和蔼而不失冷静的气质,以至使他与其他人迥然有别”。相比来看,萨特的“荒诞”则阴冷得多,加缪说过,他看不懂萨特为何从荒谬出发,绕了一圈以后又回到了原地。萨特是个哲学家,更多的被理念所缠绕,抽象得多;加缪从不承认自己是哲学家,他在《笔记Ⅱ》中说:“为什么我是一个艺术家而不是哲学家?因为我是根据词而不是概念来思维的。”也就是说,他的思想更多来源于感性生活、直接体验,他一生都没有放弃地中海式的生活方式的理想。谈及与萨特的区别,加缪说:勒阿弗尔的天空不是阿尔及尔的天空。当然,萨特的批评并非全然偏狭,比如“虚弱”之说,在加缪身上也以一种奇异的方式存在着。正如反抗者的“不”与“是”,过分的考虑平衡会导致行动与判断上的优柔寡断。这也是两人的另一重大区别:萨特更强调行动,而加缪老在犹疑不决。加缪的反抗更多的是精神上的,即“不在于你怎么做,而在于你怎么想”;而萨特恰恰相反,“不在于你怎么想,而在于你怎么做”,这也是他所标榜的:一个人不多不少就是他一系列的行径。

1957年,加缪成为法国第九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年仅44岁。《授奖词》中如此写道:“他那严肃而又严厉的沉思试图重建已被摧毁的东西,使正义在这个没有正义的世界上成为可能,这一切都使他成为人道主义者,并且没有忘记在地中海岸蒂巴萨的夏日耀眼的阳光中呈现出的希腊美与均衡。”可谓对加缪思想的精彩浓缩。加缪对于获奖大感意外,他认为自己青年时代的偶像安德烈·马尔罗更有资格获此殊荣。马尔罗毫不犹豫地向他表示了祝贺,说“他的这种回答给我们俩都增了光”;另一位著名作家莫利亚克也评价说:“这位风华正茂的年轻人是青年一代最崇拜的导师之一,他給年轻一代所提出的问题提供了答案,他问心无愧。”

1960年1月4日,元旦刚过,加缪乘坐米谢尔·伽利玛的汽车,从阿维农附近的卢尔马兰返回巴黎,途中遭遇车祸,以一种令人震惊的“荒诞”方式告别了人世。其时刚过46岁生日。据说,这段公路平坦而笔直,当时几乎没有车辆通过,刚刚下了一场毛毛雨,就……仿佛几年前落在蒂巴萨的那场无尽的细雨,轻轻带走了诗人的灵魂。一直住在阿尔及尔的母亲听到儿子的死讯,只说了一句话:“他太年轻了。”

加缪辞世后,阿尔及利亚的友人在蒂巴萨为加缪树立了一块纪念碑,碑上镌着加缪的一句话:“在这儿我领悟了人们所说的荣光,就是无拘无束地爱的权利。”

①③④[法]加缪:《重返蒂巴萨》,《海之美》,郭宏安译,广西师大出版社,2002年版,第257、259、261页。

②[法]萨特:《答加缪书》,《海之美》,郭宏安译,广西师大出版社,2002年版,第184、185页。

⑤⑥⑦[法]加缪:《巴旦杏树》,《海之美》,郭宏安译,广西师大出版社,2002年版,第242、211、214页。

⑧[法]加缪:《反与正》,柳鸣九、沈志明主编《加缪全集·散文卷Ⅰ》,丁世中等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6页。

⑨李玉民编译:《加缪生平与创作年表》,柳鸣九、沈志明主编《加缪全集·散文卷Ⅱ》,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444、451、453页。

[法]加缪:《西西弗神话·荒诞推理》,柳鸣九、沈志明主编《加缪全集·散文卷Ⅰ》,丁世中等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80、73页。

[法]加缪:《致一位德国友人的信·第四封信》,柳鸣九、沈志明主编《加缪全集·散文卷Ⅱ》,杨荣甲等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8页。

[美]苏珊·桑塔格:《加缪的日记》,《反对阐释》,程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第61页。

郭宏安:《加缪:阳光与阴影的交织》,《从蒙田到加缪——重建法国文学的阅读空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215页。

[法]加缪:《反抗者》,柳鸣九、沈志明主编《加缪全集·散文卷Ⅰ》,丁世中等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63、157、161、164、339、317、222、310、313、349页。

[美]罗纳德·阿隆森:《加缪和萨特——一段传奇友谊及其崩解》,章乐天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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