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防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财政资源配置指标要素与原则

刘朝勋

（军事经济学院 科研部，湖北 武汉 430035）

国防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财政资源配置指标要素与原则

刘朝勋

（军事经济学院 科研部，湖北 武汉 430035）

胡锦涛总书记强调要构建和谐社会，树立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与科学发展观体现在国防建设上，就是要实现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协调发展。要在国防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理论思想指导下，探寻国防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财政资源配置原则，特别是要确定国防与经济建设财政资源协调配置的指标要素，只有这样，才能为准确衡量国防与经济建设的财政资源协调配置提供理论支撑。

协调发展；财政资源；配置

准确界定国防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财政资源配置研究概念是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为此，我们必须在国防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理论思想指导下，探寻国防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财政资源配置原则，特别是要确定国防与经济建设财政资源协调配置的指标要素，只有这样，才能为准确衡量国防与经济建设的财政资源协调配置提供理论支撑。

一、国防与经济建设财政资源协调配置的概念界定

资源的有限和稀缺程度，是资源配置的前提。正如美国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所言，“如果没有任何相对稀缺的物品，研究经济学或‘节约’就没有什么必要”。如何把各种相对稀缺的资源合理地配置于各种不同的用途，并加以充分利用，使其生产出尽可能多的为社会所需要的商品，避免资源的闲置和浪费，是任何社会经济活动的中心问题。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人们对资源的开发能力也会进一步得到提高，一方面不仅能够提高对资源的利用效率，另一方面也会开发出可供替代的再生性的资源出来，从而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资源的稀缺程度。然而，尽管随着人类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能力的提高以及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对资源的消费也将进一步增加，但可用资源毕竟是有限的，这是任何国家在任何时候都必须面对的严峻现实。

（一）财政资源协调配置涵义。

在西方经济学中，“配置”一词通常是同“资源”联系在一起使用，即“资源配置”；而在收入上则用“分配”一词，如“收入分配”，英国经济学家詹姆斯·爱德华·米德曾明确地将商品或要素出售者能够得到多少实际收入称为“分配”。而国内学者则常常交替使用这两个词，如讲“资源配置”，有时也用“资源分配”一词来表达。本课题遵从国内学者对这两个名词上的使用习惯，即对二者不加区别运用。

“协调“在辞海中有两种解释：一是为配合得适当，如色彩协调；二是使配合得适当，如协调产销关系等。“协调配置”则可以从两个层面加以理解。第一层意思是，协调是事物发展的一种状态和态势，比如“要实现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这里的协调就是指的一种状态和态势；第二层意思是把协调作为动词，看作是一种组织管理工作和一种管理职能，围绕组织发展目标对组织整体中各种活动的相互联系加以调节，使这些活动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减少矛盾，相互协调，促使组织目标的实现。其内涵是运动系统的各个组成部分在运动中处于均衡，彼此进行相应的信息、物质和能量交换，以服从整个系统在空间和时间上的一致性，保持整个系统有规律的运动，并使该系统与所处的环境保持动态均衡状态，协调促使系统的子系统之间耦合。

所谓财政资源配置是指对经济资源通过财政系统进行的配置，是在财政活动的过程中对财政资金进行安排（支拨）的一种分配行为，其表现形式就是公共支出结构。财政资源配置、财力运动的过程，是人力和物力等资源配置与运动的过程，也是经济资源配置与运动的过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整个社会经济资源的配置主要通过市场和政府两个渠道进行。大体上，通过市场配置的资源和通过政府配置的资源的使用目的是不同的，财政资源配置主要是通过政府来进行的，财政配置的目的基本上用于满足社会的共同需要，更加追求公平，与此相比，市场配置经济资源更加追求效率。

（二）军事财政资源配置均衡与失衡涵义。

军事财政资源配置的失衡包括军事财政资源配置总量与配置结构失衡两种情形。军事财政资源配置总量的失衡是使国防建设运行失去最基本的前提条件和基础，并且形成阻碍国防建设有效发展和导致国防建设停滞的严重桎梏；而军事财政资源配置结构的失衡则引起军事财力资源浪费与不足并存，是引起军事经济低效率运行的主要原因之一。军事财力总量失衡必然会引起和加剧结构失衡，而军事财力结构失衡同样也会引起和加剧总量失衡，二者在现实生活当中往往是相互诱发和相互刺激的一对共同体。军事财政资源配置的均衡与失衡是一对永恒的范畴。军事财政资源配置运动永远是从均衡走向失衡，又从失衡走向均衡，形成一种螺旋式的均衡与失衡上升运动，在这个运动中，军事财政资源配置效率得到不断提升。

由于军事财力系统本身是一个开放的、不均衡的复杂系统，存在着非线性作用机制，系统内外存在着大量的涨落，因而具有明显的耗散结构性质，在军事系统的相互作用中，技术进步对优化军事财政资源配置结构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但军事财政资源配置结构的升级并不能带来相应的技术成长，故在军事经济这个系统里表现出较为明显的不均衡特征。基于军事财政资源配置的这种不均衡特性，我们可以将军事财政资源配置不均衡现象视为军事财力系统内部的一种常态，我们需要进行治理与调整的只是超出了一定程度的军事财政资源配置均衡的偏离，即军事财政资源配置的失衡。

需要说明的是，军事财政资源配置的均衡与失衡不同于国民经济中的均衡与失衡。由于国民经济是以和谐发展为核心的，经济不仅要增长快，关键是要促进经济的全面协调发展。因而，国民经济的均衡状态表现为经济增长过程中供求总量均衡和结构协调，追求经济的高速增长是国民经济一项重要内容。与此相比，军事财政资源配置是以国家安全为核心目标，为了实现国家安全目标，虽然军事财力也存在一个增长问题，但并不是军事财力增长得越快越好，有时候零增长甚至负增长可能是最好的。在世界处于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军事财政资源配置量可以维持一个较小的合理规模。政府追求经济的增长理念决定国民经济运行的均衡与失衡是一种规则的、持续扩张性的均衡与失衡过程，而国家安全配置目标的有限性决定军事财政资源配置的均衡与失衡是一种不规则、非持续扩张性的均衡与失衡过程。

据此，我们可以将军事财政资源配置的均衡定义为一个带状区间，区间的上下限由国家的防务负担来确定，超出了这个带状区间就属于配置失衡。从国家的防务负担看，目前世界各国国防开支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绝大部分都维持在1%~5%的范围之内。如何合理确定我国的防务负担，目前也是各持己见。我们认为军事财政资源配置均衡的带状区间的上下限应该参照一些主要国家或地区的防务负担，因为国防支出其实就是各国之间的一种军事博弈而已。具体地说，军事财政资源配置均衡的上限应该是不会对经济发展的资源占用过度，从而影响了经济发展的速度，应该完成一切主要的军事战略目标，军人待遇不会低于同等档次的公务员的待遇等等；而军事财政资源配置均衡的下限应该是只能维持国防系统的正常运转，国防建设的现代化与信息化得不到资金的明显支持。

二、国防与经济建设财政资源协调配置的指标要素

衡量国防与经济建设财政资源协调配置与否主要有四种指标要素：一是国际关系和谐与否；二是军事财力均衡与否；三是军民融合发展与否；四是财政资源配置高效与否。

（一）财政资源协调配置的国际关系和谐指标。

国际关系和谐可以表述为中国与周边国家（地区）关系和谐，与主要交往国家关系和谐。国际社会在工业化、市场化和城市化的过程中，饱尝了“贫富悬殊、信息鸿沟、两极分化、环境污染、生态恶化、气候灾变、人性分裂、社会异化”等片面发展的苦果，日益认识到协调发展的紧迫性和必要性，纷纷把协调发展作为自己国家的发展国策。当然，世界的和谐发展离不开各国的协调与磋商。尤其是各国国防财政资源配置的数量会表现出一种趋同效应，一旦某一大国增加国防开支，会引起其他国家的纷纷仿效，从而引起各国之间增加军事对抗的机会，影响到国际关系的和谐。可以说，国际关系的和谐既可以为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大幅减少国际经济纠纷，最大限度地提高国际贸易带给全球的经济利益，实现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合理配置，又可以节约大量的国防支出，这是比较理想的财政资源协调配置状态，也是国际关系和谐的一种体现。[1](p85-90)

但是，值得关注的是，中国与世界主要国家的国际关系并没有实现真正的和谐。原因在于，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加大了国防支出力度，中国国防支出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中国国防支出以年均10%以上的速度递增，受到了境外媒体的高度关注，有的媒体称“从中国国防支出增长中得出许多令人惊奇的发现”；有的甚至夸大其词，认为中国已成为“全球国防费支出第三高、亚洲第一高的国家”，中国国防支出增长会给地区的稳定与和平带来不利影响。在这些形形色色的“中国威胁论”中，“中国军事威胁论”最为突出。在中国经济崛起的背景下，与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相比，中国防务负担仍处于较低水平，中国国防支出仍是低水平、维持性、补偿性和自卫型的，目前中国国防支出水平只相当于美国的5%，日本的30%，英国的40%，法国的50%，德国的60%左右，不会对世界或地区和平和安全产生不利影响。但是，若从防务支出弹性来看，中国国防支出近几年来的增长水平还是比较快的，这是形成“中国军事威胁论”的一个重要原因。近年来，中国适当增加国防开支其实只是对前期较低水平的一种调整补偿而已，要想保持国际关系的和谐发展，中国在增加国防开支的同时，必须在财政资源配置效率上下工夫，努力实现国防财政资源配置数量的软增长。[2](p103-108)

（二）财政资源协调配置的军事财力均衡指标。

由于军事与经济发展规律各自具有不同的运行轨迹，两者不一致是必然的。在人类历史上，各国的军事财力配置如同国民经济的发展一样都不同程度地表现出失衡特性。既然出现不均衡是不可避免的，如何确保军事财力配置处在一种相对均衡状态，是我们需要加以研究的主要问题。因此，研究军事财力配置的均衡与失衡，探讨其成因，就可以为实现军事财力高效配置提供理论支点，并为信息化时期的军事财力配置提供政策建议。

应该说，中国军事财力的供给除了20世纪80年代初期出现一定的失衡以外（主要是战争原因），中国军事财力的供给基本上围绕其均衡水平波动，并没有出现长期失衡的现象。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防务负担大幅下降，由1979年的5.51%持续下滑到1996年的1.06%的谷底，随后，又呈现缓慢上升态势。如此低的防务负担，这在冷战结束后的世界性大国中是少有的，这种变化意味着中国的国防建设与发展政策转入全面支持国家的经济建设。但是，防务负担的过快下降已对中国国防现代化建设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譬如现代化武器装备难以及时更新，甚至一度连正常的军事训练费用也难以为继，国防建设信息化就更谈不上。特别是，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优势地位趋于消失。20世纪80年代以前，中国在中、日、印三国中处于优势地位，90年代三国基本处于同一水平线上。参照崛起大国及成熟大国经验，以及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国防建设实践，我们认为中国的防务负担应将最低临界值设为2%，上限设为3%为宜。虽然中国不宜将过多的经济资源用于军事力量建设中去，但作为崛起中的大国，中国在发展过程中仍有许多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需要建立强大的海上威慑力量来保障我国的海上战略通道，保护我国周边岛屿海洋资源和海上战略资源的开发，保护漫长的边境线和现有的经济成果，并在国际舞台上发挥大国应有的作用。

对于军事财政资源配置的均衡程度，可以考虑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两个方面。其中，内部均衡主要考虑国防支出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均衡；外部均衡主要考虑国防支出与主要军事大国或者周边国家（地区）国防支出之间的均衡。因而，研究军事财力的均衡主要选取本国经济发展指标（GDP）及主要国家军事财力支出规模等指标。

（三）财政资源协调配置的军民融合发展指标。

在新世纪新阶段，协调国防与经济建设发展这一重大关系必须遵循新思路，这就要求在发展模式上走军民融合式发展道路，即将国防建设融入到国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之中，在国民经济总体格局中实现军民建设一体化，将目前的军民两个体系合并到一起，统筹兼顾。坚持军民融合发展方针，是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国防科技工业提出的明确要求，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国防科技工业的基本内涵，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推动国防科技工业快速、健康、和谐发展的必由之路。为此，财政资源的配置就必须实现军民融合发展。

关于军民融合发展程度，我们主要借鉴美国使用防务与商务重叠率指标做法，比如，在美国国防部和商务部分别公布的关键防务技术与商用技术清单中，两者重叠的部分高达80%。考虑到国民生产函数主要由技术、资金与劳动力等因素决定，因而，研究军民融合发展程度主要选取防务与民用的技术、资本、劳动力重叠率等指标。

（四）财政资源协调配置的高效指标。

财政资源总是稀缺的，高效配置下的财政资源相当于增加了财政资源配置的总量，如果在财政资源配置的过程中，产生了配置结构不合理（我们认为效率问题更多表现在配置结构上）和浪费资源等现象，从根本上就否定了财政资源协调配置的可能性。以科学发展观审视我国财政资源配置的效率问题，核心是解决财力资源的结构矛盾和管理效率问题。

财政资源配置的效率是财政资源配置研究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财政资源配置效率由三部分组成：技术效率、规模效率和要素组合效率。[3](p25-28)技术效率是指对资源要素（包括资本和劳动力）投入数量和组合比率在既定条件下技术水平的发挥程度。这里的技术水平是一个广义的概念，既包括管理技术水平，也包括企业家经营才能等多方面；规模效率是指技术水平和资源要素组合不变条件下，由于规模变化而带来效率的变化程度；要素组合效率则是指在技术水平和生产规模既定条件下，由于要素组合变化而使得效益发挥变化的程度。财政资源配置的效率可以分为三个层次：企业层次、行业（或部门）层次和国民经济层次。所谓企业层次的有效配置，是指在一定经济环境与条件下，使企业获得的资源得到最大限度的利用，实现企业利润的最大化，这是微观层次的资源有效配置；行业（或部门）资源的有效配置是指资源在产业内部的合理分配，这是中观层次的资源有效配置；国民经济层次的资源有效配置是指在合理的经济机制作用下实现资源在全社会的合理分配，使资源的效用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并通过生产活动的合理组织获得全社会产出的最大化，这是宏观层次的资源有效配置。在这三个层次的资源有效配置中，企业层次是基础，厂商利润的最大化，是实现社会资源有效配置的关键。但微观层次的资源有效配置并不一定就是宏观层次的资源有效配置，宏观层次的资源有效配置并不是微观层次资源有效配置的简单叠加，因为，宏观层次的有效配置不仅要考虑经济效益，还要考虑社会效益，考虑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等问题。

对于财政资源配置效率的高低，按照其职能划分，我们选取经济建设支出、社会文教支出、国防支出、行政管理支出与其他支出贡献率等指标。

实际上，国防支出不仅有直接与间接的支出，也有显性与隐性的支出，甚至还有潜在的国防支出。协调的财政资源配置可以使平时间接、隐性的或者潜在的国防支出在战时快速转化为直接、显性的国防支出。这就要求将国防建设规划融入到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中去，将军事斗争准备需求和战场建设融入到国家基础设施建设体系中去，将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发展融入到国家科技创新体系中去，将国防信息化建设融入到国家信息化建设体系中去，将军事人才基础教育培养融入到国民教育体系中去，将军队生活服务保障融入到社会服务保障体系中去，将国防工业布局融入到国家经济建设的总布局之中，将国防动员融入到国家危机管理大体系中去。只有实现了这种融入式发展，才能最大限度地提高财政资源配置效率，实现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协调发展。

三、国防与经济建设财政资源的协调配置原则

与一般的公共财政资源配置相比，国防资源配置具有四个特点：一是具有鲜明的军事性。国防资源配置的结果往往是非生产性的，虽然不会带给一国更多的社会福利，但却可以带来更多的社会安全；二是行动的秘密性。国防资源配置往往是保密的，特别是国防资源的布局如果完全暴露在公众面前，就会减少国防资源配置的效果，有时甚至是毁灭性的；三是需求的突发性。国防需求由于战争的爆发，往往不可预知，为了应对这种突发性，需要进行相应的国防资源储备，譬如战略物资和外汇储备等等；四是国防资源配置追求的军事效益性，即首先是军事效益，其次才是经济效益。一旦二者产生矛盾，经济效益必须服从于军事效益。具体说来，国防与经济建设财政资源协调配置有以下四大原则。[4](p112-115)

（一）财政资源配置的效率原则。

效率在评估一个经济机制或制度安排时，现代经济学通常所采用的一个最重要的评估标志是看这个制度安排是否导致了效率。所谓“效率”，就是用最少的成本，达到最佳效果。在经济学中，资源配置是否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通常被用来衡量资源配置是否有效率，帕累托最优意味着在现有资源约束条件下，不存在改进的余地，即不存在不让任何参与人受损的情况下让一部分人的福利有所改进的资源配置方案。帕累托最优这个概念对任何经济制度都是适用的。尽管帕累托最优标准没有考虑到社会公平问题，但它却从社会效益的角度对一个经济制度给出了资源是否被浪费的一个基本判断标准，从可行性的角度评价了社会经济效果。它意味着如果一个社会资源配置不是有效的，则存在着改进效率的余地。

当然，在现实中，由于经济环境和人们的行为方式不断地发生变化，科学与生产技术不断改进，精确的帕累托最优也许永远不可能实现，它只是一种理想的状态。但只要想提高经济效率，人们就应不断地追求，尽量地接近这一目标。有了帕累托最优这一标准，我们就有了一把尺子、一面镜子或一个目标。用这个标准，我们去比较、衡量和评价现实世界中各式各样经济制度安排的好坏，看它们离这一理想目标还差多远，从而得知改进经济效率的余地，使资源的配置尽可能接近帕累托最优标准。正因为帕累托有效是一种理想境界，对一个低效率的转型经济过程中的各种临时制度安排，帕累托有效也许就是一个太高的标准。于是，退而求其次，在讨论制度的演进时，经济学家往往用帕累托改进这一标准来衡量制度转型的好坏。所谓帕累托改进意味着经济社会中所有人的福利或多或少有所改进。帕累托改进较弱的要求是社会整体福利得到了改进。

（二）财政资源配置的公平原则。

尽管现代经济学对公平注意较少，但并不意味着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不能用来研究如何导致公平资源配置。资源的有效配置与公平配置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它们代表了不同的价值取向。尽管一个资源配置是帕累托有效的，如一个人占有社会上所有资源而其他人不占有任何资源的配置是帕累托有效的，但从社会公平的角度看，它却是极端的不公平。

一般来说，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公平配置是呈权衡取舍的反向关系。由于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主观努力不同，机遇不同或所面临的风险也可能不同，为了激励人们努力工作从而增进效益，必然会造成某种程度的收入结果不平等。如果无论干多干少和贡献是大是小，收入都一样多，那么，会有多少人去努力工作呢？我们所说的公平配置往往是一种绝对平均的概念。由于各人的爱好不一样，故绝对公平看起来公平，但不见得大家都满意。在经济问题的讨论中，人们还用到一种结果公平概念，它也是一个社会想要达到的理想目标。结果公平意味着：一是所有的人在给定的配置下所获得的效用至少与平均配置下获得的效用一样大；二是在给定的配置下，每个人都满意自己所得的一份，即不认为别人得到的比自己的好。结果公平配置的概念也许比绝对平均配置更为合理，因为它考虑到了个人偏好：人们愿意得到他喜爱的商品组合，而不愿意平等地得到他不喜欢的商品组合。并且，现代微观经济理论告诉我们，只要每人的初始禀赋的价值相同，在通常市场均衡存在假设条件下，市场竞争机制将可同时导致帕累托有效和以上所定义的结果公平配置。这就是说，在理论上，只要有一个公平的竞争起点（政府可以通过税收和给每个国民同等基础教育达到这种起点平等），然后通过市场运作就可以达到既有效而又公平的社会结果。

（三）财政资源配置的稳定原则。

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使人们认识到了经济稳定的极端重要性，经济稳定也成为经济研究中的重要内容。这样，政府在进行资源配置时，尤其是在进行财政资源配置时，就必须考虑到经济的稳定与协调发展问题。宏观经济政策目标除了经济增长和国际收支均衡以外，还有两个重要目标：一个是物价稳定，另一个是充分就业。经济生活应该避免大起大落，同样资源配置结果也通过物价的涨跌体现出来，经济生活应该防止物价发生大的波动；所谓充分就业，即适龄的劳动力都能按照市场的一般工资率水平找到工作，这也是经济稳定的一项重要内容。因为失业率过高，将会造成社会的动荡不安，而且失业对人们的心理也会产生极大的伤害。

（四）国防财政资源配置的够用原则。

国家在国防建设方面的国防财政资源配置应当遵循“够用原则”，即在确保国家安全前提下的国防投入最小化。保持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协调发展，一方面，要更加注重科学、合理地确定国防建设占用资源的数量，既要考虑到国家的安全需求，又应考虑到社会经济的承受力。另一方面，要更加注意科学合理地确定国防投入的重点，不断提高军事经济效益。按照由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走中国特色精兵之路的要求，把有限的军事资源集中到对军队建设有重要影响的部位和方面。此外，在提高国防资源的结构效益的同时，要加强管理，向管理要效益。要改革现有的国防经费管理体制，切实做到科学决策，统筹安排，精打细算；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改进物资的筹措和供应办法，提高经费、物资的使用效益。

[1][美]埃斯顿.T.怀特.国防需求与资源分配（中译本）[M].北京：后勤学院学术研究部，1987.

[2]孙志强.中国军事财政发展战略研究[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1.

[3]康学军，侯荣华.中国财政支出效益研究[M].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2001.

[4]韩仁武.中国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机制研究[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8.

F810

A

1003-8477（2010）03-0089-04

刘朝勋（1965—），男，军事经济学院《军队财务》主编，副编审。

责任编辑 周 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