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公共广播电视研究综述

李 华

（四川理工学院中文系，四川自贡 643000）

2009年公共广播电视研究综述

李 华

（四川理工学院中文系，四川自贡 643000）

2009年对于中国广播电视是重要的一年，既是建国60周年，也是广播电视辉煌发展的60周年。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广电行业正面临新的挑战：体制机制的变革、“三网融合”的趋势、视听新媒体的冲击，机遇与挑战并存。广播电视体制改革创新面临进一步提速的问题，而体制的变革首当其冲，由此对公共广播电视体制的关注便是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梳理2009年新闻学部分核心期刊的基础上，试图对2009年度公共广播电视研究的特点、一些重要研究议题的主要观点以及研究中应注意的问题做一简要勾勒。

公共广播电视；媒体改革；问题与展望

2009年是中国建国60周年，与此相关的60年以来的新中国新闻事业发展与回顾成为该年度新闻学研究关注的一大热点议题，新闻学各大核心期刊均策划、刊登了相关主题的文章或特别栏目，研究者们从不同角度回顾和反思了新闻发展60年来各方面取得的成就以及未来改革面临的瓶颈及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探索未来新闻改革的发展方向。尤以在“三网融合”背景下的广播电视体制变革成了学界瞩目的焦点，为了寻求广播电视改革之路，学者常从西方发达国家的实践中汲取营养。

近年来，对国外公共广播电视研究，尤其是英美为代表的公营与私营两端的公共广播电视体制一直是学者们进行比较分析的一个热点。这方面的研究，主要关注的是公共广播电视体制的基本类型、历史使命、体制变迁、发展现状、面临困境、市场化改革以及发展趋势等方面的研究［1］。虽然中国不存在所谓的公共广播电视体制，但中国社会主义传媒的特点，并不妨碍研究者将其与中国的国情进行比较。2009年以来，这方面的研究继续展开，主体依然是从世界公共广播电视的历史经验、实践及其理论总结中，寻找对中国广播电视的未来发展可资借鉴的途径与资源。将西方公共广播电视体制的分析与中国当下转型社会的语境结合起来，探寻国内广播电视破解商业利益与社会公益矛盾困局的出路。同时，与中央强调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精神一致的是，对中国广播电视公共文化服务功能的探讨也是焦点之一。

2009年公共广播电视研究大致集中在以下两方面：

一是理论上，继续关注西方公共传播政策的设计，这一路径主要是为中国广播电视在新技术背景下体制管理方式的创新做准备。涉及公共广播电视的体制变迁及影响因素、建构中国公共广播电视体制的设想、公共广播电视与法制建设等方面。

二是实践上，总结西方公共广播电视相关经验与教训结合中国传媒业的具体实践，由公共广播电视延伸至中国广播电视的公共服务功能构建方面的研究，主要关注的是广播电视公共服务功能的必要性、广播电视公共服务功能与文化建设、广播电视公共服务内容、广播电视公共服务功能实现的保障机制等方面。

一、广播电视制度研究

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是通过介绍、分析与比较西方公共广播电视的规制，以西方发达国家的公共广播电视体制及公共传播政策作为研究的对象。

（一）公共广播电视制度变迁的影响因素

李娜在考察了欧美公共广播电视制度的历史轨迹后，指出媒介政策的变更根源于国家、市场与社会关系的不断重构之中。为应对不断发展的经济、技术和社会，政策的制定者也在不断寻找新的传播政策范式。可以预计，新的媒介政策会在政治、社会和经济价值之间寻找新的平衡，因为媒介政策取向的最终决定因素应该是公共利益原则。［2］

有学者认为广播电视公共服务的价值取向，是决定广播电视发展模式以及体制创新的关键所在。西方公共广播电视具有两个基本价值动机：一是基于公共领域，意在体现民主自由的精神，而求独立于政府，消解政党和政府对广播电视的干预，其理论基础是议会民主和多党执政；二是基于公共利益，体现非商业取向，而求独立于市场，消解广播电视对商业利润的追求所带来的对公众权益和文化发展的影响，其理论基础是市场失灵。基于这两种价值取向，西方各国形成了分别以英美为代表的两种类型的公共广播电视体制，呈现出二元体制、分类运行的格局。广播电视公共服务主体和市场服务主体分离，有利于公共服务的保障和市场服务的充分发展，这已成为中外广播电视发展的普遍经验，也是我国广播电视体制改革的趋势。［3］

有学者则将传媒制度的选择与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结合在一起分析，认为以英美代表的公营与私营广播电视体制同源于自由主义传统，而最终形成迥异的体制则源于历史文化传统差异。随着垄断在西方媒介的进一步加剧，使美国人认识到言论自由的保障越来越小，公共领域面临瓦解，民主面临挑战，在社会责任论的作用下，美国开始建立公营广播电视机构，政府作用力增强，美国的广播电视体制变为以私有商业制为主体、公营为补充的混合体制。与此同时，欧洲和英国则受到国内外资产者的巨大压力，单一的公营体制松动，私人商业广播电视机构在20世纪50年代出现，并形成了公私并举的双轨制运作体制。指出传媒制度的本质差异，正在于政治取代市场和市场取代政治的程度。［4］

尽管许多学者对公共广播电视体制先行者BBC模式大力推崇，但也有学者通过将BBC公共广播体制的变迁与英国政局的变动结合起来分析，指出以BBC为典范的公共广播电视体制从来没有脱离过政府的控制，其所谓独立神话自始至终只是迷人的幻象。BBC从最初的与市场绝缘，到后来参与市场竞争的角色定位，政治一直是其幕后推手。［5］

（二）建构中国公共广播电视体制的设想

在具体如何建构中国的公共广播电视体制方面，许多学者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有学者认为，在确立中国广播电视发展模式之前，必须充分考虑中国的特殊国情，并依据此明确中国广播电视应持有的价值取向，即公益价值、纠缺补偏、保护基本文化权利以及基本服务均等化四个方面。关于公共服务主体与市场服务主体的分离方式上，认为有外分和内分，外分就是两个主体单设，公共广播电视机构和商业广播电视机构分开设立，此谓二元体制，分类运行，分类管理；内分就是主体职能分离，在广播电视机构中将公共服务职能与市场服务职能分离，并根据各自需要配置资源，此谓一元体制，分类运行，分类管理。从我国国情来看，目前宜选择一元体制，实行公共服务与市场服务分离运作，公共服务的归公共服务，商业服务的归商业服务，分类运行，分类管理。［3］

有学者通过分析20世纪西方传媒规制政策经历了两次重大转型，其背景、原因、过程及影响，并结合当前中国社会转型语境，探寻传媒产业的发展之道。指出建构传媒规制体系的核心任务是如何完善市场机制。简单的政策思路是：第一，我们必须重新思考意识形态安全与产业发展之间的均衡关系，探讨在保障意识形态安全的前提下能促进产业发展的市场准入体系。第二，对传媒单位进行科学、准确的定位，通过传媒组织创新，重塑市场主体，建立跨媒体、跨地域的传媒集团，最终形成统一、开放、竞争的传媒市场。第三，重新处理行政管理与产业规制之间的关系，建构对应于市场的传媒规制体系。［6］

另有学者认为公共电视是政府职能与媒体职责双重诉求的交汇点。将公共电视理念移植到我国，必须审慎考虑我们的国情和电视传媒的历史现状，不能简单照搬。在事业和产业两重属性的规定下，我国电视集国家、商业、公共三种角色于一身，明晰的公共电视概念和体制尚未确立。参照国外并结合自身发展情况，有中国特色的公共电视应具备以下几个特征：首先，我国公共电视必然兼具政府喉舌与社会公益双重属性，是公共服务政府职能与媒体职责双重诉求的交汇点。其次，在体制设计上，我国公共电视应在参照国外模式的同时有所创新。再次，在服务对象上，我国公共电视应以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为重心，同时关照特殊群体。［7］

有研究者从广播电视体制的市场特征、受众观、获资渠道、行业文化理念、新闻本质特征的认识以及媒体性质几方面，比较了以中国为代表的国营广播电视体制与以BBC为代表的公共广播电视体制的区别，认为中国广播电视改革应该由过去的那种旧有的国营商业广播电视体制走向成立公共广播电视频道与国营商业广播电视体制共存的新的广播电视“二元化”局面。［8］

周怡运用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考察美国的公共广播电视体制之后，指出尽管公共广播电视的存在合法性备受质疑，同时它的效用也值得怀疑，但并不影响中国借鉴西方公共广播电视的经验教训来建构自己的公共服务体系，虽然中国广播电视目前需要解决广电传媒的产业化，但更需解决广电传媒公共频道的缺位这一问题。［9］

（三）公共广播电视与法制建设

一些学者则跳出体制的窠臼，认为国营或私营体制都应以“公共利益”为优先准则，传媒离开“公共性”，亦即失去了它生存之本，确保“公共性”有赖于对“公共利益”的界定与法制保障，要求政府予以规制。并对中国广电公共利益进行反思，提出了针对性的建议，其一，明确公共利益的定义，对公共利益具体内涵界定。其二，明确公共利益的执行，公共利益落实到法制上，实际上就是一个如何保障多元化的问题。其三，对公共利益实施的监督，包括立法约束、行政系统授权控制以及社会监督。［10］

有学者从媒体与政府关系出发，通过比较英美的公共广播电视规制，指出中国广播电视规制存在以下问题：1．规制主体设置不合法理。2．政府规制媒体范围过于广泛而模糊。3．责任追究机制不完善。4．没有司法审查权利救济机制。从而影响了媒体对政府的监督效果。认为要通过制定新闻法，坚持保障媒体对政府的有效监督，同时保持行政权与媒体监督权的平衡，使得二者在法律的规范下和谐互动，这是我国法治建设进程中必须要完成的任务。［11］

二、广播电视的公共服务

西方公共广播电视体制设计的初衷就是为保障“公共利益”，为全体社会成员提供均等的公共服务，保障各阶层、群体的利益。中国虽无公共广播电视实践，但对广播电视的公共服务功能强调是共通的，尤其是当前正处于转型社会，社会矛盾丛生，公共服务功能的实现更具现实意义。由此，由公共广播电视切入，构建广播电视的公共服务功能就成了一件很自然的事。

（一）广播电视公共服务功能的必要性

郑晓力认为，“公共”是私人领域之外的另一个领域，是公有的、公用的、公众的、共同的领域。公共服务就是面对公共领域中的共同需求之上的一种服务，这种服务主要由公共部门（政府）与准公共部门（社会组织）提供。公共文化服务就是由上述部门和机构向公共领域提供的文化服务。［12］

有研究者谈及西方公共电视存在必要性时，总结了两方面的因素，一是在媒介格局上，公共广播电视不仅是商业广播电视的补充，提供市场无法提供的公共产品，更重要的是，公共广播电视的存在对于商业广播电视来说会形成一种竞争压力，使得它们在某种程度上按照公共服务的标准来改进自己的节目，形成一种健康的媒体环境。二是现代社会尤其是冷战结束后，“意识形态层面的认同，重心日益转向文化层面……民族文化与文化帝国主义，开始争夺人们潜意识中的价值认同”。此时，对外，公共广播电视的文化认同功能变得日益重要；对内，面对消费主义文化的盛行，也需要公共广播电视提供多样的文化以达到社会整合的目的。而为了保持国家、市场和社会三者利益的统一，公共广播电视有义务和责任鼓励公众参与政治讨论和公开辩论来达成社会共识，主张不同的利益团体通过协商和谈判来寻求社会稳定及和谐。［2］

袁正领等的《对广播电视公共服务几个基本问题的思考》一文认为，在我国，广播电视公共服务的定义尚无统一说法，综合各方面论述，可以表述为：为实现社会公共信息、文化利益需求，由政府及其广播电视主管部门主导、面向社会公众有计划地提供广播影视产品和服务活动的统称。同时，他阐释了广播电视公共服务的基本内涵，认为广播电视公共服务是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整个文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并将公共服务分为基本公共服务和准公共服务两大类。基本公共服务是指完全免费供给，即受众可以免费收听收看，节目中无商业广告，观众不用交费或只交纳一定的成本费；除满足公共利益外，服务提供者无其他利益诉求。准公共服务是指通过政策法规约束，促使服务提供者能够部分满足公共利益需求，如通过政府定价限定有线收视费标准，通过法规限定广告播出时长和时段等，是公共利益和商业利益的兼顾。广播电视公共服务的基本功能包含四个方面，一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先进文化建设；二是满足人民群众基本的信息、文化需求，保障群众基本文化权益；三是增进沟通与交流，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四是辅助社会管理，维护社会秩序。［13］

（二）广播电视公共服务功能与文化建设

有学者认为，广播电视拥有巨大的文化影响力，这是因为它有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特殊的内在优势。首先它具有覆盖率极高的网络化传播优势。其次，广播电视具有技术含量极高的影视作品制作系统。再次，广播电视节目具有满足大众多样性文化需求的功能。［12］

针对跨国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以美国为首的好莱坞文化对世界各国民族文化的冲击与威胁，有学者考察了加拿大的广播电视体制，作为一个移民国家，加拿大采取各种措施规范广播电视系统，使之满足不同民族、不同群体的需求，通过影视业的专业管理机构加拿大广播电视与电信委员会，制定影视节目标准，强调“加拿大内涵”，所有的广播电视媒体，所有的广播电视节目制作，都必须符合“加拿大内涵”，才能得到播出与制作执照，或者得到政府的资金支持。对于公营与私营媒体都严格依法管理，强调法制化，尽量避免行政干扰。重视广电技术的革新。重视企业文化建设，以企业文化建设的成果来支撑媒体企业战略目标的实施与管理。重视儿童节目的创新与市场开拓。通过宏观与微观管理的有机结合，使加拿大在直面美国的好莱坞文化冲击中，既能维护广播电视文化本土化的发展，又适应广播电视市场化发展的需要，保持多样化的发展风貌，打造成为世界上最先进的广播系统之一。［14］

（三）广播电视对公共服务内容

在具体广播电视公共服务的内容方面，更多的关注对农传播的公共服务体系建构，这契合中央重视“三农”的政策导向。刘苗通过解读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做出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认为新农村建设关键在“新”，电视是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肩负着更新农民思想的重任。指出现有的广播电视体制的对农传播服务功能错位是主要缺憾，信息闭塞不利于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建设。认为应加大对农传播的系统理论研究；走“曲线”市场化道路，政府给予电视对农传播以有力支持，实现电视对农传播过程中的去市场化；增强节目的针对性，走央视和省台宏观引导、县市台唱主角的区域化对农传播道路。同时这对县市台而言是一个发展的契机，通过“宽播”向“窄播”转变，充分利用当地资源，就地取材，制作富有特色和亲和力的农村节目，以赢得自身的发展空间。［15］

王鲁美等《谈公共频道建设与对农传播价值回归》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众传播媒介经过了30年的蓬勃发展时期。在蓬勃繁荣的背后，对农传播发展却很缓慢。大众传播媒介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这样一种悖论现象——占全国总人口少数的城市人拥有着“大众媒介”，而占全国总人口62%的9亿农民却远离了大众媒介。认为中国公共频道空有其名，其实质不过是为了解决电视台过多的问题而由省级台成立的一个整合地县级电视台的节目平台，其资金来源主要是广告收入，传输的节目主要是经过挑选的县级电视台制作的节目。认为公共频道建设应抓住对农公共服务体系构建的契机，由政府、业界和学界三方面共同努力，把我国公共频道建设成适应社会发展需要，能为新农村建设发挥作用的对农传播专业频道。［16］

计福明关于提升市域广播电视公共服务水平的实践的研究，以平湖电视台为例，介绍了作为市域广播电视的个案平湖电视台在公共服务功能的实践，表明以公共服务为导向，结合本地城乡需求，市域广播电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也有较大的发展潜力，也是可以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共赢的。［17］

（四）广播电视公共服务功能实现的保障机制

关于广播电视公共服务实现方面，有学者认为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实现广播电视公共服务功能的保证。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指在不失效率的前提下，尽可能按照公平、公正的要求向需求主体提供大致均等的公共服务［18］。在节目制播方面，推进公共服务建设，可在播出机构内部设立公共服务频道和商业服务频道，形成免费频率频道和收费频率频道两个供给体系。……节目要涵盖到所有人群，包括成年人、少年儿童、妇女、少数民族、残疾人、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3］。关于提高广播电视公共服务水平方面，有学者认为还应加强内容上的创新，首先，要思想创新；其次，创新报道内容和方式，按照新闻传播规律办事；再次，新闻报道要推进专业化和品牌化建设。［19］

三、公共广播电视研究存在的问题与展望

一方面，公共广播电视研究切合当下中国转型社会语境中的广播电视所面临的严峻现实。有学者认为，改革开放30年的市场变革给中国广播电视业提供了诸多机遇，却也提出了许多挑战。目前我国广播电视业正在遭遇前所未有的角色困惑与制度困境，法制缺位、“公共”稀释、融合梗阻等等都是市场失灵和规制失灵之间交错耦合的结果。寻求广播电视规制变革和创新的路径显得尤为迫切。［20］

另一方面，从学术渊源而言，“公共广播电视”属于公共话语之一，是传媒规制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其核心是如何维系政府、媒介与受众三者之间的平衡关系。传统新闻专业主义所秉承的“公共服务”理念在垄断化和新技术语境中日益式微，公共性被娱乐性、消费主义所浸淫。公众的自由并未因新闻自由和自律的强调而得到保护与体现，反而逐渐沦落为“消费者”，政治、媒介与公众三者的关系严重失衡。在此背景下，学界对传媒功能与社会定位进行反思，对传媒公共性的强调成为这方面研究的一个重要命题。

综观2009年关于公共广播电视的研究，依然是以媒体改革的大背景展开，从西方的公共广播电视的历史轨迹中寻求资源，并有意识地结合中国的国情，提出各种有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但总体上是关注宏观层面的体制选择与建构，经验性总结类的文章偏多，而关于中国广播电视公共性的基础理论研究的论文相对较少。此外，2009年公共广播电视研究也有一些亮点，就是将构建广播电视的公共服务功能提升至保障文化安全与民族多样性的层面。对广播电视公共服务功能的关注，则试图从中观层次绕过政治经济关系的羁绊，正视中国广播电视存在的问题，试图以“公共利益”为导向，寻找中国广播电视突围之路。法治视角下的公共广播电视日益受到学者的重视，并有针对性地介绍了一些发达国家的相关立法、司法经验，希望从法制建设方面突破公共广播电视面临的商业竞争与社会公益的相冲突的困局，为中国广播电视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1］方苏．关于公共广播电视的研究综述［J］．东南传播，2008（7）．

［2］李娜．欧美公共广播电视：与国家、市场及社会关系的重构［J］．青年记者，2009（2）．

［3］杨明品．中国广播电视公共服务发展模式选择［J］．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9（4）．

［4］陆劲，周妍．英美早期广播电视体制的思想源流［J］．国际新闻界，2009（11）．

［5］陈佑荣．简析BBC作为公共广播电视的独立幻象［J］．中国电视，2010（1）．

［6］肖赞军．西方国家传媒规制政策的变迁及启示［J］．当代传播，2009（6）．

［7］俞虹，金晓聚．从公共服务到公共电视——政府职能与媒体职责双重视角下的探究［J］．电视研究，2009（5）．

［8］王小玮．公共广播电视构建策略——BBC公共广播频率成功案例的启示［J］．新闻世界，2009（1）．

［9］周怡．美国公共广播电视的现状和争议［J］．国际新闻界，2009（3）．

［10］刘斌．试论法律规制与广电公共利益［J］．现代传播，2009（1）．

［11］蒋明华．媒体与政府：监督与规制的平衡［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4）．

［12］郑晓力．关于广播电视公共文化服务功能的思考［J］．视听纵横，2009（2）．

［13］袁正领，魏蕾．对广播电视公共服务几个基本问题的思考［J］．现代传播，2009（1）．

［14］张建敏，邹定宾．民族性与多样化——加拿大广播电视业观察与思考［J］．新闻记者，2009（4）．

［15］刘苗．从《决定》看电视媒体对农传播的现状与对策［J］．新闻知识，2009（10）．

［16］王鲁美，李艳英，赵晓春．谈公共频道建设与对农传播价值回归［J］．商业时代，2009（27）．

［17］计福明．提升市域广播电视公共服务水平的实践［J］．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9（12）．

［18］章海量．广播电视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实现途径［J］．视听纵横，2009（4）．

［19］江正新．在时代的高起点上提升广播电视公共服务水平［J］．视听纵横，2009（1）．

［20］刘建新，强月新．中国广播电视规制的历史检视及其改革路径［J］．湖北社会科学，2010（1）．

责任编辑：杨光宗

A Summary of the Researches into Public Broadcast and Television in 2009

LI Hua
（Department of Chinese，Sichu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Zigong 643000，China）

The reform and innovation in the system of broadcast and television is faced with the problem of acceleration，which arouses the public′s exclusive concern for the system of public broadcast and television．This paper attempts to give a simple sketch of the characters of the researches into public broadcast and television，the main ideas of the key topics studied and what should be taken into special consideration by sorting out some leading journals concering journalism in 2009．

public broadcast and television；reform in media；problems and prospects

G210

A

1004－941（2010）03－0115－05

2010－04－05

李华（1979－），男，湖北大冶人，主要研究方向为新闻传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