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旅行与文化语境
——华兹生英译《史记》与倪豪士英译《史记》的比较研究

黄朝阳

（湖南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湖南株洲 412008）

文本旅行与文化语境
——华兹生英译《史记》与倪豪士英译《史记》的比较研究

黄朝阳

（湖南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湖南株洲 412008）

翻译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旅行，是文本从主方文化去往作为他者的客方文化的跨语际旅行。以旅行理论为参照，以进入历史的方式面对翻译这一文本旅行的过程，对美国历史上产生巨大影响的两次《史记》英译过程展开基于历史语境的个案对比分析，有助于在历史状态中认识差异性，获得对翻译与文化语境之互动关系的更深入理解。

文本旅行；文化语境；《史记》；翻译

无论是东学西渐还是西学东渐，无论是文化典籍的被翻译抑或理论的被叩访，都乃时会际遇之所然。翻译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旅行，是文本从主方文化（host culture）去往作为他者的客方文化（guest culture）的跨语际旅行。在始发点与目的地之间，在主方文化与客方文化之间，是一个充满各种语境压力的通道，任何的抵达都是历史的抵达。如果我们坚持一种从语境或情景出发的历史立场，以进入历史的方式面对翻译这一文本旅行的过程，我们必将在解读原文和译文之间的相异性以及同一原文不同译文之间的相异性方面获得新解。本文以旅行理论为参照，将翻译视为一种特殊形式的文本旅行形式，从历史文化语境入手，对美国历史上产生巨大影响的两次《史记》英译过程展开个案对比分析，以期获得对翻译与文化语境之互动关系的更深入理解。

一、作为文本旅行的翻译

翻译研究在最近的这半个多世纪里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这一点恐怕无论哪一个学派的研究者都不会否认，尽管各个学派的研究者可能对这个进步是什么、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看法不一。在《什么构成翻译研究的进步》（What Constitutes“Progress”in Translation Studies）［1］一文中，切斯特曼（Andrew Chesterman）指出，对于如何评价翻译研究中的进步这一问题，主要看评价者对于翻译研究持有一种什么样的学科观，将翻译研究视为一种什么样的学科。在该文中他区分了三类不同的翻译研究观：第一类是应用性的翻译研究观，将翻译研究视为如工程学、经济学那样的应用性科学，其关键词是“为了”（for）：翻译研究是为了社会，为了译者，为了跨文化交流者。在这种观点之下，翻译研究的目标就是解决诸如怎样改善翻译质量、如何更有效地培养译者、翻译的指导原则是什么等从社会的角度看来很重要的实际问题；第二类是阐释性的翻译研究观，将翻译研究视为如文学理论、哲学概念分析那样的阐释性学科，其关键词是“作为”（as）：将翻译或译者看成是什么。在这种观点之下，翻译研究的目标就是要解决诸如怎样定义翻译、怎样界定对等等在学科内部被认为是有趣的问题，而不是在外部社会看来是很重要的问题；第三类是实证性的翻译研究观，将翻译研究视为如社会学、心理学那样的实证性的人文科学，一种以人类行为为研究对象的行为科学，其关键词是“如果”（if）：某种特定的译文通常在什么条件下产生，或者译文通常在什么条件下会产生某种特定的效果。在这种观点之下，翻译研究的目标就是描述、解释和预测。

从切斯特曼那里，我们得到了一个俯览多元化翻译研究图景的全局性视野，得到了一个评价翻译研究之进步的基本原则：进步意味着向某一目标的逐步逼近，以“for”、“as”与“if”为关键词的翻译研究应该分别依照其本身各不相同的目标进行评价。如若将翻译研究更多地看作是一门阐释性学科，那么进步就意味着更多的理解、认识和自我认识，意味着更多的对历史和文化因素的了解，意味着在获得一张更大的整体图和更高程度之抽象化和一般化的同时，更贴近地查看细节，更精细地阐释细节，意味着在宏观语境和微观细节上更好地再现（represent）研究对象。尽管如切斯特曼所言，以“as”为关键词、以理解和阐释翻译行为为目的的翻译研究探讨的是诸如怎样定义翻译等在学科内部被认为是有趣的问题，而不是在外部社会看来是很重要的问题，但事实上不管是以“for”为关键词的应用性翻译研究还是以“if”为关键词的实证性翻译研究，都是以对翻译这一活动本身的理解为基础的，在一个关于翻译之论述的根基处，常常可以找到一个将翻译“看作”是什么（Translation as…）的理论预设，尽管在很多情况下这些预设可能并未得到清楚的言明。

当我们从文本旅行的角度来看待翻译时，我们所做的正是以“as”为关键词、以理解和阐释翻译行为为目的的翻译研究。“人类、文化与文化产品都在流动……显而易见，人在不同文化中旅行，与此同时，文化和产品自己也在旅行”［2］。“旅行”是文化研究领域中极具明星气质的核心词汇，常常被用来喻指各种类型的转换和变迁。“译即易，谓换易言语使相解也”①语出钱钟书的“林纾的翻译”一文。载罗新璋，陈应年．翻译论集：修订版［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775。。英语中的“translate”一词源自于拉丁文“trans”（穿过）和“latus”（运送，是fero，ferre，fuli的过去分词）。“‘翻译’一词在本质上既包涵了空间与时间的迁移，亦有形式和内容的转换。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说翻译就是一种另类的旅行方式，是从一个文本到另一个文本、从主方文化（host culture）去往作为他者的客方文化（guest culture）的一次旅行。”［3］通过翻译，文本从一个文化场域迁移至另一个文化场域，出发文本（原文文本）被以另一种语言形式转换为目的文本（译文）。

在《理论旅行》（Travelling Theory）这篇著名论文中，赛义德（Edward Said）勾画了包含在理论旅行这一移动过程中的可辨识的、反复出现的模式，描述了理论旅行的四个阶段：首先，有一个起点，或类似起点的一个发轫环境，使观念得以发生或进入话语。第二，有一段得以穿行的距离，一个穿越各种文本压力的通道，使观念从前面的时空点移向后面的时空点，重新凸显出来。第三，有一些条件，不妨称之接纳条件或作为接纳所不可避免之一部分的抵制条件。正是这些条件才使被移植的理论或观念无论显得多么异样，也能得到引进或容忍。第四，完全或部分地被容纳或吸收的观念因其在新时空的新位置和新用法而受到一定程度的改造［4］。在上述关于旅行过程四阶段的描述中，“环境”、“时空点”、“条件”、“位置”等表征“情景”或“语境”的语词反复出现，从这反复出现的语词中我们读到的是赛义德对于情景或语境的强调。“所谓理论的旅行‘由此到彼’，最根本的变化是情景，它是时间—空间和历史文化诸因素在生活世界的具体整合。”［5］

从钱钟书先生《林纾的翻译》一文中，我们知道，“从一种文字出发，积寸累尺地度越那许多距离，安稳到达另一种文字，这是很艰辛的历程。一路上颠顿风尘，遭遇风险，不免有所遗失或受些损伤。”［6］从赛义德先生的旅行理论中，我们知道，文本从原发地到目的地的移动并不是畅通无阻的，而是必然会牵涉到与原发地不一样的表述和制度化过程。文本在旅行过程中出现某种程度的改写、变异或者如赛义德所言的“因其在新时空的新位置和新用法而受到一定程度的改造”都是不可避免的。从文本旅行的角度研究《史记》在美国的两次较大规模翻译过程，我们的着眼点在于进入历史的深处，以置身历史的方式面对《史记》英译的历程，将其不断置回原历史脉络和情境中去体会和理解，追问两次翻译历程的情境针对性，从而在历史状态中认识差异性，获得对翻译与文化语境之互动关系的更深入理解。

二、华译《史记》与倪译《史记》：概况描述

《史记》是我国西汉著名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一部纪传体史书，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位列二十四史之首。它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古典典籍之一，全书包括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十表、八书，共一百三十篇，以526500余字的篇幅记载了上起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太初年间共三千多年的中国历史，是一部融史学价值与文学审美为一体的不朽著作，在中国和世界文化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鲁迅先生誉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记》在美国经历了两次较大规模的翻译过程。

《史记》在美国的第一次较大规模英译开始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是由当代美国著名汉学家伯顿·华兹生（Burton Watson）承担的《史记》选译工程。1956年，在题为《司马迁：中国伟大的历史学家》（Ssu－ma Ch’ien：Grand Historian of China）的博士论文中，华兹生对司马迁的生平、经历、史学思想及《史记》做了比较全面的介绍和研究。在此基础上，他开始着手进行《史记》选译工作。华兹生选译的《史记》于1961年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书名为R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ian of China：Translated from the Schi chi of Ssu－ma Ch’ien。该译本选取了有关汉代人物本纪与列传的66卷（其中全文翻译57卷，节译9卷），它的出版是当时美国汉学界一个有影响的学术事件，狄百瑞（William Theodore De Bary）为之撰写了序言，强调该书是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的最重要历史学文献，包括德效赛（Homer H．Dubs）在内的一些有影响力的学者为之撰写了书评。该译本被列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中国翻译系列丛书《联合国代表性著作选集：中国系列》（UNESCO Collection of Representative Works：Chinese Series）之一，是《史记》在英语世界传播过程中的重要里程碑。

华译《史记》得到了卡耐基基金会的资助，属于哥伦比亚大学东方经典翻译工程之一，其读者定位为受过教育的非专家型普通读者，其目标是通过翻译将《史记》作为一种普及性的经典文学读物介绍给英语读者。注重可读性以及《史记》的文学价值是华译《史记》的主要特点。因为对《史记》文学性的高度重视，华译选取的都是《史记》中具有杰出文学性的篇目；因为对译文可读性的高度重视，华译把注释和介绍性材料控制到最低限度，以归化的方式灵活处理《史记》中对于当时美国读者来说很难理解也很别扭的专业术语或头衔称号，同时还以西方文学的叙述文本构建模式为参照，“颠倒了《史记》原文的结构顺序，打乱了本纪、世家、列传的界限，按照一般历史叙事文学情节展开的结构重新编排人物出场的顺序，使得人物塑造呈现小说中人物推进情节的轨迹。”［7］行文流畅、自然优美的华译《史记》堪称是一部文学杰作，较好地再现了《史记》的文学成就，在传播《史记》的文学价值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史记》在美国的第二次较大规模英译开始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是由美国威斯康星大学东亚语言文学系倪豪士（William H．Nienhauser）等在台湾文建会的资助下开启的《史记》全译工程。这是一个由倪豪士领衔，依托包括郑再发、吕宗力、雷诺兹（Robert Reynolds）等众多专家学者通力合作的团队工程，其努力方向是翻译整部《史记》。到目前为止，倪豪士领衔的《史记》英译项目小组已经先后翻译出版了《史记·汉以前的本纪》（The Grand Scribe’s Records：Vol．The Basic Annals of Pre－Han China）、《史记·汉以前的列传》（The Memoirs of Pre－Han China），《史记·汉本纪》（The Basic Annals of Han China）、《史记·汉以前的世家（上）》（The Hereditary Houses of Pre－han China，Part I），《史记·汉代的列传（上）》（The Memoirs of Han China，Part I）共5卷。按照计划，工作完成时，整部《史记》的英译本将达到9卷。

倪译《史记》以集体合作的方式进行，得到了台湾文建会、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研究生院研究委员会、台北国立中央图书馆汉学中心、太平洋文化基金会、中美学术交流委员会等机构的资助，其目标是“译出一种忠实的、具有详细注解的、尽可能可读的、前后连贯的《史记》全译本”［8］。注重史学研究的严谨性以及《史记》的学术价值和文化价值是倪译《史记》的主要特点。正因如此，倪译《史记》保留了《史记》原文本纪、世家、列传等的排列顺序，在译文下附有详尽的歧义考证、地点考证、相关章节成书说明、互文考证说明、文化背景知识注释及资料依据和词汇对照表等，在每章译文后附有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遇到的问题的相关评注和说明、该卷已有的西文和日文译本书目、关于该卷的中外研究成果等；每整卷译本的后面附有全书的参考文献目录，包括中外文的《史记》版本研究、参考文献、译本、历代注疏、关于《史记》及司马迁的研究、《史记》及《汉书》的比较、其他中文、日文和西文著作等，还包括汉语拼音、汉字及官职英文译文的索引、春秋战国图、秦帝国图等［9］。倪译《史记》注解详尽，具有明显的史学研究特征；同时，它所采取的异化翻译策略标志着《史记》英译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体现了多元共生的语境中人类对异质文化的渴望与尊重。

三、华译《史记》与倪译《史记》：基于文化语境的对比分析

“制图、旅行和翻译并非透明的事业。它们是定位性极强（very definitely located activities）的活动，有源点（points of origin）、出发点以及目的地……我们不仅要比较旅行者的日志，同时还要首先质询这些日记写成的前提条件。”［10］从上述论述中的所谓“定位性”与“前提条件”中得到凸显的是旅行与翻译的情境性，是先于旅行与翻译行为而存在的、内在于该情境中的历史文化诸因素。翻译是文本旅行，任何旅行都不能不考虑目的地的风土人情，任何翻译都不能不考虑目标受众和目的语文化语境。在始发点与目的地之间，在主方文化与客方文化之间，是一个充满各种语境压力的通道。任何语境都是具体的、历史的，任何穿越语境压力之通道后的到达都是历史的到达，都打上了深刻的历史文化语境的烙印。

华译《史记》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是中美关系处于敌对状态的时代，是普通美国大众对包括《史记》在内的中国历史著作及其编写体例几乎一无所知的时代，是美国以一种“文化中心主义”的、“君临天下”的姿态来对待异质文化的时代。在这种文化语境中，通过打乱原文结构顺序将《史记》变成一部历史叙事小说以帮助译文尽可能纳入目标读者的认知框架，通过减少注释、采用自然流畅的翻译风格、“归化”翻译原文中令目标读者困惑的文化异质等手段来增加译文的可读性，这既是华兹生作为一个处于当时当地文化情境和文化氛围中的美国人的自觉选择，也是当时当地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下目标读者认知限度所提出的客观要求。

倪译《史记》的20世纪八九十年代是中美关系得到改善的时代，是中美学术交流日渐频繁、美国关于中国历史的学术研究发展迅速的时代，也是一个美国开始以一种新的开放性态度对待异质文化，对文化差异的尊重意识加强的时代。“20世纪90年代，随着国际体系多极格局的基本形成，政治、经济、文化的全球化趋势逐渐凸显，‘全球范围内的政治价值观念、文化形态、生活方式相互影响、相互碰撞的程度加剧’，这使得‘世界上不同文化和不同价值体系的多样化发展及其尽可能平等的交流’成为可能。”［9］正是在这样一种追求多元共生的文化语境下，美国学界对待异质文化传统的态度发生了转变，由倪豪士领衔的《史记》全译工程得到了众多机构的资助，以再现异域文化为特色的“异化”翻译策略逐渐得到了广泛的认可。保留《史记》原文的文化特质，做出详尽的文化与学术注解，这既是倪豪士团队在当时当地文化情境和文化氛围中的自觉选择，也符合当时当地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下目标读者的期待视野，切合时代的需要。

结语

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华兹生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倪豪士团队，中国古代典籍《史记》在美国经历了两次较大规模的翻译过程。在选材上从选译走向全译，在翻译策略上从归化走向异化，在侧重点上从文学性走向学术性，在翻译目标上从可读性走向充分性，这是我们从对这两次《史记》英译的对比研究中得出的结论。翻译是文本从主方文化去往作为他者的客方文化的跨语际旅行，任何旅行都是穿越具体语境通道的旅行，任何到达都是历史的到达。以深入历史的方式面对《史记》英译的历程，在历史脉络和情境中剖析两次英译过程的相异性，我们看到了翻译与文化语境之间的互动，看到了发生在美国这一目的文化场域中的文化政策和文化心态变迁，看到的是随这种变迁带来的对文化差异之尊重意识的不断加强。倪豪士团队全译《史记》的重大翻译工程及其采取的异化翻译策略标志着《史记》英译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体现了多元共生的语境中人类对异质文化的渴望与尊重。

［1］Andrew Chesterman．What Constitutes“Progress”in Translation Studies？［J］．In Birgitta Englund Dimitrova（ed．），översättning och tolkning．Rapport frān ASLA：s höstsymposium，S′tockholm，1998（5－6）：33－49．

［2］Chris Rojek ＆John Urry（eds．）．Touring Cultures：Transformations of Travel and Theory［M］．London：Routledge，1997，p．1．

［3］胡安江．文本旅行与翻译研究［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7（5）：119．

［4］赛义德．理论旅行［M］／／赛义德自选集．谢少波，韩刚，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138－139．

［5］吴兴民．理论旅行与变异学——对一个研究领域的立场或视角的考察［J］．江汉论坛，2006（7）：114．

［6］罗新璋，陈应年．翻译论集（修订版）［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775．

［7］李秀英．华兹生英译《史记》的叙事结构特征［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6（9）：54．

［8］Nienhauser William H Jr ＆Cheng Tsai－fa．The Grand Scribe’s Records：Volume I［M］．Bloomington，Ind．：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94．

［9］李秀英．20世纪中后期美国对外文化战略与《史记》的两次英译［J］．大连海事大学学报，2007（1）：128．

［10］Susan Bassnett．Comparative Literature：A Critical Introduction［M］．Oxford ＆Cambridge：Blackwell，1993：114．

责任编辑：王飞霞

H059

A

1004－941（2010）03－0152－04

2010－04－20

湖南省社科基金项目“在‘是’与‘应该’之间思索：描述性翻译研究反思”（项目编号：08YBB366）；与湖南省教育厅科研项目“翻译规范研究：一个价值学的视角”（项目编号：09C358）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黄朝阳（1973－），男，湖南邵阳人，主要研究方向为为语言与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