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时代的一份保守主义方案
——亨廷顿对当代美国社会中拉丁裔移民问题的解法分析

曹瑞涛

（杭州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浙江杭州 310036）

人文观察

多元时代的一份保守主义方案
——亨廷顿对当代美国社会中拉丁裔移民问题的解法分析

曹瑞涛

（杭州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浙江杭州 310036）

20世纪末,大量拉丁裔移民涌入美国,这些新移民,尤其其中的墨西哥裔移民,虽然长期居住在美国,却仍旧坚守着自己的语言、习俗和文化,这使亨廷顿觉得美国的国家特性受到了严重的威胁,因此提出了一份十分保守的“民族主义”应对方案,主要从文化层面上着手,强调“盎格鲁—新教”传统在美国的正统地位,并暗示出对内对外应不惜采取各种极端性政策。然而,从当今世界潮流和美国国内局势上看,这份方案到底有多少可行性,却是非常令人怀疑的。

美国;亨廷顿;多元文化主义;盎格鲁—美利坚人

一

“从 1820年到 2000年,大约共有 6600万移民来到美国,使美国在种族和宗教信仰方面变得庞杂。”[1]（P.39）尤其在 19世纪末和 20世纪初,来自南欧和东欧带着天主教、东正教、犹太教传统的贫穷移民大量涌入,彻底改变了美国社会之前的高度均质性。不过,这些信奉“另类伦理”的移民并没有对美国社会造成根本性冲击,倒是很快被美国化了。在 1916年福特公司组织的大型爱国主义演出上,这一过程被戏剧化地表现为：大批身着异国服装,手持原国名标牌的移民工人从后台出来,鱼贯进入到舞台中心的一座大熔炉内,“然后源源走出熔炉,这时都整整齐齐穿着西装,一人打着一面小的美国国旗。”[1]（P.111）

不过随着“二战”爆发,这种“熔炉”式的归化理念变得不合时宜起来,为了反对纳粹鼓吹的“统治种族”理论,“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出现了一种将美国社会视为多元社会的声音,……在战争结束时,新移民的各个族裔群体作为族裔美国人而得到了百分百的接受,他们不再是特别的和低贱的‘种族’的成员”。[2]（P.333）这一时期,“番茄汤理论”成为促使移民归化的主导理论,“它将盎格鲁—新教文化比喻为一锅番茄汤,移民可以住里面添加种种辅料和调味品,使之更加味美汤浓,但这基本上依然是一锅番茄汤。”[1]（P.108）虽然总有人觉得“番茄汤”不如“熔炉”效力强,可“到了 1960年代初期,城市政治最重要的发展恰恰是移民和他们的孩子用美国的传统伦理取代了自己的传统伦理。”[3]（P.23）

冷战结束后,世界格局从两极转向多极,美国社会中多元化趋势也日渐强劲,以前的那锅“番茄汤”变得越来越像一道沙拉大拼盘!其实早在 20世纪初,霍勒斯·卡伦就已创造出“文化多元主义”一词。在他心中,美国就该成为一盘各种“味道”混杂在一起的沙拉式的多民族民主国家。与卡伦同时期的路易斯·布兰代斯则指出：“‘真正的崇美主义’所要求的不是强制性的同化,而是‘每个种族或民族,如同每个人一样’应该能够享受到不受限制地发展自身的权利。”[2]（P.274）到 20世纪末,正当多元理论兴盛之时,美国迎来了第三次移民大潮,大量来自拉美和加勒比国家的拉丁移民怀着与“美国信念”迥然不同的价值观念涌进美国。此时,若允许这些外来移民族群在美国土地上“不受限制地发展自身权利”,能否从中产生出“真正的崇美主义”呢?

此股移民大潮涌起之初,亨廷顿曾十分乐观地认为：由这些拉丁移民产生的广泛而长期的影响,不但不会削弱“美国信念”的核心作用,反而可能加强它。这是因为拉丁移民在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中与传统美国中产阶级的差距,以及语言上的差异,会促使“美国信念”的政治价值在确定美国人的共性方面发挥愈加重要的作用。[3]（P.252）然而,20多年后形势的变化却与亨廷顿的最初预想大相径庭,拉丁裔移民依旧我行我素地生活着,不但没有多少明显归化的成果,反而一些地方还出现了分离态势,尤其墨西哥裔移民的状况,更使亨廷顿觉得如果再任由事态发展下去,“将可能使美国变成一个分成两杈的、通行两种全国性语言的盎格鲁—拉美社会。”[1]（P.183）

二

墨西哥移民之所以被亨廷顿视为对美国国家统一性的最大威胁,主要有以下一些特殊的原因。首先,美国是世界上的超级富户,可与它南面为邻的却是人口过亿、经济落后的墨西哥,两间又无多少险关断崖好守,只是些哨兵零零星星地分布在长达两千英里的边境线上,根本看不住仅靠两腿就能从穷国走到富国去的墨西哥人。因此,由墨西哥来美国的移民人数逐年增多,“合法移民人数在 20世纪 70年代约 64万人,80年代约 165.6万人,90年代约 224.9万人,分别占美国全部合法入境移民的 14%、23%和 25%。除此之外,每年还有大量的墨西哥人非法进入美国。”[1]（P.185）

其次,美国的得克萨斯州、新墨西哥州、亚利桑那州、加利福尼亚州、内华达州和犹他州历史上都是墨西哥的领土,直到 1848年墨美战争结束后才全部为美国并吞。因而,“与其他移民不同,墨西哥人是来自一个曾被美军打败了的邻国,他们移居美国,主要是分布于从前曾是他们国土的地区……墨西哥裔移民有一种复返故土的感觉”。[1]（P.190）同时,这些地区并入美国时,原住居民并未大批迁走,尽管时过境迁,很多人依旧在家里说着西班牙语,遵循着拉丁民族的生活习惯。当新移民遇到老居民时,自然生出许多“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的感觉。

再者,虽然墨裔移民选择去富裕的美国生活,可他们在精神上仍对融合了西班牙文化、印弟安文化和天主教精神的悠久的墨西哥文化情有独钟,对美利坚的历史文化则有些不以为然。随着墨裔美国人的增多,他们开始要求人们承认美国西南部的墨西哥历史特性,进而号召人们重视甚至颂扬他们身上的拉美血统。[1]（P.211）这种文化自信非常强烈,尽管与其他移民群体相比,墨裔美国人在受教育水平上明显偏低,多数人处于经济阶梯的底层,贫困率位居各移民群体之前茅,可他们却总是趾高气扬地站在撒克逊白人面前!二战时逃到伦敦的法国抵抗者曾让英国人着实领教了一番法式傲慢,现在轮到美国人接着领教拉丁人在撒克逊人面前恒久的优越感了。

最后,墨西哥政府近些年来对墨裔移民态度出现逆转,这令本来就缓慢的归化进程更是慢上加慢。以前墨西哥社会瞧不起这些人,讥讽他们为“变色者”,墨裔移民只好跳入美利坚的“熔炉”或“番茄汤”中,找回失落的社会归属感。可到了20世纪末,当墨裔美国人把辛苦挣来的美元寄回老家,其中发迹者又纷纷回国投资,特别是规模巨大的墨裔移民群体渐渐能够影响美国政府对墨西哥的外交政策后,墨西哥社会转而喜欢起这些“变色者”来!政府不仅不再歧视移居者,甚至鼓励人们移居国外 （尤其是美国）,“福克斯当选墨西哥总统后,立即宣布他的长期目标是要开放墨美两国之间的边界,让人们能自由来去。他还要争取让几百万非法进入了美国的墨西哥人获得合法地位”。[1]（P.233）在墨裔美国人占多数的地区,墨西哥驻美领事的身影更是频频出现在各大移民区,仿佛成了地方长官,事事给移民们打气撑腰,移民们则越来越支持老家的利益。

在这些因素的作用下,美国的西南部已让人尝不出“番茄”味了,颇具戏剧性的一幕出现在1998年 2月墨西哥和美国的金杯足球赛上,“有91255名球迷沉浸于‘红白绿旗帜的海洋’。谁打出星条旗,他们就嘘谁。他们向美国球员‘扔石头、水杯、啤酒杯或更坏的液体’,还用‘水果和啤酒杯’袭击了几个想举起美国国旗的球迷。这场球赛的地点并不是墨西哥城,而是洛杉矶。”[1]（P.5）

三

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亨廷顿就察觉到文化因素在移民归化中的作用,那些顺利融入美国主流社会的移民,大多数进入到中产阶级的行列,“因为中产阶级总是支持盎格鲁—撒克逊新教的政治理想,而加入中产阶级的人也会入门问禁接受这种理想”。[3]（P.23）但那时亨廷顿更为看重的,还是“盎格鲁—新教”后面的“政治理想”,虽然他不否认这个理想发源于前者,可又指出：到20世纪中叶,“一个新词‘WASP’（白人、盎格鲁—撒克逊人、新教徒）出现了,这标志着盎格鲁—美利坚人开始降格为诸多种族集团中的一支,也意味着任何按种族不按政治范畴界定美国国民认同的做法可以休矣。”[3]（P.31）

在此,亨廷顿着意把“种族”与“民族”分离开来,并特别强调：美国“不是由不同民族构成的（印第安人部落除外）,而是由种族集团构成的。”[3]（P.30）因而,涌入美国的移民身上所磨洗不去的,就只是些诸如共同源起、共同遗传特性之类具有自然性质的种族因素,那些更具社会文化性的民族因素则可以改变,就像一张白纸上的铅笔字,既可以将先前写的擦掉,又可以用一支“美国信念”的笔,重新填描上“美利坚民族”的新内容。

这里所谓的“美国信念”,就是以自由、平等、个人主义、民主和宪政下的法治为核心观念的美式政治理想,“美国信念”与“美利坚民族”的形成有着直接、密切的联系。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统一民族性以及国民认同感往往是在时间长河中通过共同的祖先、共同的经历、共同的语言、共同的文化和共同的宗教信仰缓缓形成的,但在亨廷顿看来,立国只有二百来年的美国却可以跳出这种缓慢模式,因为它的“民族主义是政治性的不是机体性的,美国信念的政治理念一直是国民认同的基础。”[3]（P.27）

这种通过政治理想来转变移民的民族性,进而增进国民认同感的作法,从历史上看多少是可行的,二战时意大利裔美国人和德裔美国人就没有被流行于欧洲大陆的“种族优越论”所打动,反而大批参加到美军之中,和德意法西斯打得你死我活。而那些被强行迁入集中营的 12万日裔美国人和有日本血统的移民,不管受到怎样虐待,仍然热爱着美国,在图利湖的集中营中,“他们每天早晨集合,升起星条旗,行升旗礼,童子军的军鼓军号队 （每一个营都有一个）还奏着美国国歌。在多巴兹营,有 3250人报名学习,其中两门课程选读的人最多,就是英语和美国史……”[4]

由于这些成功的归化事例产生出极强的光环效应,使很多人忘却了它们能够如此辉煌,同样离不了具体的历史境遇。当 18世纪末新生的美国选择民主道路时,欧洲各国则是另一番景象,“所有的一切都好像在促进中央政权无限增加特权,使个人的存在日益软弱,日益处于依附的地位,日益岌岌可危。”[5]在之后的一百多年间,随着欧洲列强争斗不断升级,各国政府渐趋专制,以至于墨索里尼可以肆无忌惮地嘲笑民主国家不过是“随风而逝的散沙”。

与欧洲日趋专制的情形相反,“在美国独立后的头一百年期间,美国是惟一的始终保持共和政体的民主体制的国家。美国人把暴政、君主制、贵族制以及压制自由和个人权利的行为视为敌人。”[1]（P.42）特别在二战爆发前的一段时间中,坚守民主制度的美国简直如磁石般吸引着众多从“黑暗欧洲”逃亡出来的人们。同时,北美大陆地广人稀,机会无限,阶级关系也相对平和许多。那些在“旧世界”中倍尝失望,意欲与过去决绝的移民来到美国后,才会像布尔斯廷在评论爱尔兰移民时所形容的那样,当“‘历史就是我想要从其中醒来的一场恶梦。’美国注定要成为那恶梦醒来的地方。”[6]

然而,时过境迁,二战后世界各国除了为自身的独立自主而奋斗,也积极推进着国内民主与法治的建设,民主制度已不再是美国的专利。再者,如今的美国已无“西部”可去开拓,城市变得拥挤,内部矛盾通过广大空间稀释的优越性也没了。居住在美国的移民们看着故国新生,则难免泛起怀旧连连、乡愁绵绵。世界大势变化了,仅靠政治性的“美国信念”,似乎无法再强有力地维系“美利坚民族”的统一性。

四

如果将“美国信念”所包含的因素拆解开来,它所包含的自由、平等、民主、个人主义、宪政等理念都非美国独有,然而亨廷顿却认为“美国信念”仍是独一无二,因为这种信念将这些普泛的理念聚合在一起,却没有“采取一种严密论证的形式,未形成有体系的意识形态”,它们平行存在,彼此制衡,“一旦有某种价值凌驾于另一种价值之上,冲突便立刻发生,不管是多数人治理和少数人权利、法律至高和主权在民、自由和平等,还是个人主义和民主,莫不如此。”[3]（P.18）导致这种局面的原因,在政治世界中是找不到的,后期的亨廷顿频频指出：这理由深埋于“盎格鲁—新教”的文化土壤之中。

北美殖民时期,主要来自不列颠的新教徒们十分明智地避开旧欧洲热衷的宗教争论,他们把主要精力放在对于制度问题的思考上面。当时,有三个问题让他们烦恼：“第一是如何选举领导人和代表”,“第二个问题关系到政治权力的适当限度”,第三是如何形成一个可行的联合组织。在解决这三个问题的过程中,英国法律体系中所蕴含的现实感,以及“加尔文教内在的悲观主义和关于邪恶的强烈意识”时时纠正着他们的乌托邦冲动,促使他们不仅在现实利益中,还在理念间进行着小心的平衡。[7]因此,亨廷顿断言：“‘美国信念’是新教的世俗表现,是‘有着教会灵魂的国民’的世俗信条。”[1]（P.59）

亨廷顿又进一步将移居美洲者细分为“定居者”和“移民”,“定居者是离开一个现有的社会,通常是成群出走,以便建立一个新的群体,建立‘山巅之城’,其位置是在一个新的、通常是遥远的疆域。他们充满了一种集体目的感。他们或明或暗地恪守一个协约或单程,它构成他们所建立的群体的基础并界定他们与自己祖国的关系。相比之下,移民并不是建立一个新社会,而是从一个社会转移到一个不同的社会。这种人口流动通常是个人采取的行动,涉及的是个人及其家属,以个人的方式界定他们与原居国和新居国的关系。”[1]（P.35）殖民时期从英国来到北美大陆的信奉新教的撒克逊人是定居者,移民是在这些人已经建立好一个全新的国家后才来到的其他种族的人们。

虽然随着时光流转,“定居者”早已淹没在“移民”的海洋之中,WASP也成了美国众多种族中的一支,可亨廷顿却坚持强调：“盎格鲁—新教文化三百年来始终是美国特性的首要界定因素。”[1]（P.50）当前在美国社会中涌起的多元主义浪潮,尽管只是在文化层面上冲击着“盎格鲁—新教”精神的一统局面,可这些不同文化类型的种族集团如果长期游离于“盎格鲁—新教”文化之外,它们就有可能离开独特的美式民主,令美国国内政治出现分裂倾向。与此同时,分离各方谁也不会否定一般性的民主政治原则。

沿着此种思路,美国西南部墨裔移民的不断增多,将使加拿大魁北克地区的分离运动在美国重演。因而,对那些以开放的姿态迎接多元浪潮的国家发展方案,不论是“世界主义”式的,还是“帝国主义”式的,亨廷顿都觉得不切实际,美国没有能力去拥抱或征服多元的世界,多元的世界倒是很有可能撕裂原本单一的美国,面对这种威胁,只有重新振兴美国特性的“民族主义”方案才是恰当的。

五

亨廷顿提出的“美国特性涉及四个主要组成部分：人种,民族属性,文化 （最突出的是语言和宗教）以及意识形态。”以前政治性的“美国信念”一枝独秀,可苏联的解体让亨廷顿看到,“在缺乏人种、民族和文化共性的情况下,意识形态的黏合力是弱的。”[1]（P.11）拉丁裔美国人的迅速膨胀,又让亨廷顿切实感到“定居者”曾为美国奠定的人种、民族属性和文化基础已经受到全面的冲击。“美国信念”曾经生长在一个说英语的“盎格鲁—新教”环境中,如今撒克逊人已失去数量优势,族裔界限又在高度流动、彼此混居的城市生活中渐趋模糊,“民族主义”的振兴方案只能在语言、宗教上做文章了。

至上世纪末,亨廷顿还没真正重视语言差异对国民认同的影响,他觉得：“通用语言是处理语言差异和文化差异的方式,而不是消灭它们的方式。它是交流的工具,而不是认同和社会群体的根源。”[8]（P.49）但很快他就认识到,单靠共同语言虽不能解决问题,但在一个种族众多、彼此没有多少共同历史记忆的国家中,多种语言却会制造出不少问题。虽说 S.I.早川参议员代表日本裔美国人 （顺便把所有亚洲移民都代表上了）信誓旦旦地表态,要坚决拥护英语,尽力争取早日学好英语,可拉丁裔美国人却没有这么乖,他们更愿意把美国变成一个双语社会!

事实上,西班牙语已在美国各地流行,美国教育部长理查德·赖利预言,“到 2050年,将会有四分之一的美国人说西班牙语,年轻人当中的比例会更高。”[1]（P.266）如果在语言上真的分出英语和西班牙语两个杈,那么文化上势必会出现“盎格鲁—新教”与“拉丁—天主教”两个杈,考虑到拉丁裔移民在美国一些地区高度聚集的情况,以后政治上恐怕……那么,如何应对呢?很有意思的是,一到这个关节点上,作为“民主自由之士”的亨廷顿却吞吞吐吐、支吾其词起来,在他的“振兴方案”中出现了第一个“没有结论的结论”：也许自由原则并不太适用于语言教育。

对于宗教,亨廷顿历数了美国历史上发生的四次“大觉醒运动”,指出每一次都与政治改革的重大努力相联系。具体而言,在宗教觉醒前,社会政治领域中“美国信念”先会受到较大冲击,然后这种政治危机传导到宗教领域中,“大觉醒运动”正是为之后的政治改革在文化思想领域进行的动员和准备,最终“美国信念”依靠宗教运动渡过难关,并更加坚实地树立起来。如今,多元化浪潮中的“美国信念”又一次受到威胁,亨廷顿忙不迭地搬出一大堆近年来的统计数字,以证明美国人的信教程度一直是西方第一、世界前茅,尤其在 20世纪末出现的世界性宗教复兴现象中,美国也没被落下。于是,振兴方案中出现了第二个“没有结论的结论”：美国历史上“第五次大觉醒运动”可能就等在前面不远处吧?

除了在语言、宗教上出招,亨廷顿的理论库里还有一把“杀手锏”。忆往夕,美国的“定居者”们团结一致,打英国人,打印第安人,打墨西哥人,可赢得战争、举目无敌之后,内部就闹起纷争,南北战争四年,上百万人丢掉性命,国家虽然重获统一,南北间的仇隙气却一点没减少。然而30年后,印第安人竟能让南方军的老兵和他们恨透了的北方佬们重新站到一起;1898年爆发的美西战争更是促使南北方完全和解,北方佬和南方佬终于坐到一张凳子上欢庆胜利了;到 20世纪那场“好的战争”（二战）,不但白人地无分南北,就连黑人,一夜间也仿佛成了自家兄弟,这都是托了战争的福啊!

虽然亨廷顿把持续不断的“反恐战争”看成是既能减小全国动员程度,又能给所有人以重大威胁的足以让美国人重新团结起来的战争形式,可他还是觉得：“对于美国来说,理想的敌人该是意识形态上与己为敌,种族上和文化上与己不同,军事上又强大到足以对美国的安全构成可信的威胁。”[1]（P.217）与之相比,恐怖分子真是不过瘾啊!于是,在第三个“没有结论的结论”里,隐约传来被亨廷顿正面引用的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的声音：“啊,能仇恨,真是好极了。”[1]（P.23）

六

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亨廷顿认为：冷战结束后,“以意识形态和超级大国关系确定的结盟让位于以文化和文明确定的结盟,重新划分的政治界线越来越与种族、宗教、文明等文化的界线趋于一致,文化共同体正在取代冷战阵营,文明间的断层线正在成为全球政治冲突的中心界线。”[8]（P.129）在这本书近结尾处,亨廷顿客串成科幻小说家,绘声绘色地描述起“第三次世界大战”来：在不远的未来,崛起的中国将成为大战的挑起者,而西方文明世界在“热爱和平”的美国领导下奋起反抗,当然,核时代里即使西方文明最终取胜,也将是惨胜,编到这里,亨廷顿发出一声叹息。

不过,没过几年,亨廷顿就颇有些懊恼地承认：“20世纪末,仍然存在着不少非民主政权,其中最重要的是中国;然而,包括中国在内的这些政权都没有在别国社会中推行非民主意识形态的企图。”[1]（P.217）至于中国的“非民主政权”近年来在民主法制建设上的努力,亨廷顿则无意提及,他只是觉得遗憾,因为如果近期没有一个非西方的强大对立面出现,他那个以一系列“没有结论的结论”支撑的“民族主义”大厦就像断了大梁一般,国内撒克逊人与拉丁人的矛盾无从转移,新的“英法百年战争”倒是要打响了。

与此同时,美国国内的众多精英分子对强调“美国认同”的做法也不甚赞同,因为在晚近资本主义时期,“公司日益增长的影响实际上渗透到现代美国生活的各个角落,经济全球化和信息革命的力量加速和强化了这种趋势”,美国的精英正力图摆脱传统地方性政治权力的约束,将其势力扩展到全球范围。[9]因而,“美国精英人士中间,包括商界、金融界、学术界的某些人士,甚至还有政界的某些人士,正在无国籍化,将跨国身份和世界主义特性置于国民身份/国家特性之上。”[1]（P.7）“民族主义”方案失去大部分上层精英的支持,这局面害得亨廷顿只能去依靠“群众”了。

然而,亨廷顿嘴里的“群众”、“人民”还有“百姓”,并非与精英相对的所有美国平民大众,而是其中以中产阶级为主的纯盎格鲁种、信奉新教的男性白人,或者说是当年“定居者”的直系男性后代们。没错,这些人曾有效地捍卫过美国的民主原则,使一切集权、独裁倾向受到抑止,不过那是美国还停留于单一社会,且社会权力还主要集于政治体系中的事了。当前,社会权力已开始从传统政治领域转入经济领域,而现代经济的发展不仅使社会成分异常复杂起来,其运行层级也突破了传统的国家地理界限。

这种情况下,地方性的“定居者”的后代们通过政治参与来限制精英权力的传统民主模式受到冲击,在全球化浪潮中成长起来的新一代社会精英已经可以摆脱他们,使之沦落为不比其他移民群体好多少的社会底层。如今,这些纯盎格鲁种、信奉新教的男性白人们也多少体会到了一些亚裔、非裔、拉丁裔移民群体在美国已体会多年的滋味!这样的落差他们当然受不了,便把自己的一切不幸归咎于如墨裔美国人之类的移民身上,这与德国新纳粹分子把他们的不幸归咎于土耳其廉价劳动力如出一辙。

这种迁怒于人的方式,变形为“保卫美国”的主张,进而上升为对美国精神、美国文明或文化如何独一无二、连续不断的各种论证,虽然它们“都在严格的历史审视中被发现是不能证实的,因为在事实上文化的象征和形态总是处于一种不断的变动中,而且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已发生了质的变化。”[10]但这并不影响它们将底层与精英的矛盾转化为种族间的矛盾,既然美国经济的全球化走势不可逆转,重回封闭状态无异于痴人说梦,那么让“定居者”的后代们把愤怒发泄在少数族群身上,总比直对着新式社会精英要好得多。如此看来,“民族主义”方案倒是帮了新式社会精英的忙。

由上面的分析来看,面对当代美国社会中的多元化问题,亨廷顿设计的这份十足保守的方案,既无世界大势呼应,也得不到内部奥援支持,其命运大概是好不到哪去了。2008年 11月,非洲裔的奥巴马当选为美国第 44任总统,不知将撒手人寰的亨廷顿又作何感想?

[1]塞缪尔·亨廷顿.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

[2]埃里克·方纳.美国自由的故事 [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3]塞缪尔·亨廷顿.失衡的承诺[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

[4]威廉·曼彻斯特.光荣与梦想[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4.295-296.

[5]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854.

[6]丹尼尔·J·布尔斯廷.美国人——民主的历程[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367.

[7]丹尼尔·J·布尔斯廷.美国人——殖民的历程[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40-43.

[8]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

[9]卡尔·博格斯.政治的终结 [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2.

[10]沃特森.多元文化主义[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32.

A Copy of Conservative Project in the Pluralistic Age——An Analysis of Huntington's Solution on the Issue of Latin I mm igrants in the Contemporary America

CAO Rui-tao
（School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Economics,Hangzhou NormalUniversity,Hangzhou 310036,China）

A t the end of the tw entieth century,a greatm any Latin imm igrants swarm ed into the U nited States.They kept the language,custom and culture of their own though they had m ade long residence in the United States（especially forM exican imm igrants）.In Huntington's opinion,it posed a serious threat to the national identity of the USA.Therefore,he proposed a conservative project of nationalism,m ainly focused on the orthodox position of“A nglo-Puritan”tradition in the Am erican culture.M oreover,he implied in his project that any kind of extrem e m easure should be conducted under all circum stances in order to carry it out.How ever,it is still a m atter of doubt for the feasibility of Huntington's project from the trend of the world and the situation in Am erica.

The U nited States;Huntington;m ulticulturalism;WASPs

D738

A

1674-2338（2010）04-0063-06

2010-03-09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常规课题“多样化社会稳定和谐的基础性制度保障探析”（09CG ML007YB）的研究成果之一。作者简介：曹瑞涛 （1973-）,男,山西太原人,杭州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副教授,哲学博士,主要从事政治哲学的研究。

朱晓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