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儒家修辞要论》序

鲁国尧

(杭州师范大学 古文学文献中心，浙江 杭州 310036)

品书录

《先秦儒家修辞要论》序

鲁国尧

(杭州师范大学 古文学文献中心，浙江 杭州 310036)

当今“大势”：美国是唯一的超级大国，“硬实力”很强，其以文化和意识形态吸引力体现出来的“软实力”(Soft Power)也变得比以往更为突出。表现在语言学领域，美国步，中国亦步；美国趋，中国亦趋，只要美国语言学超市的货架上有什么货色，中国就引进。大概在美国的货架上没见到《语言学思想史》，所以中国语言学市场就也不见《中国语言学思想史》。

近日浙江大学池君寄来了他的新著《先秦儒家修辞要论》的书稿，我打开拜读，不由得不欣喜，这就是我所企盼多时的“中国语言学思想史”类的书啊！

何以如是说？

请看池著的上编，“先秦儒家修辞思想”，内分四章，历叙孔子、孟子、荀子、《周易》的修辞思想。每章复分为两节：如第一章“孔子的修辞思想”之下为“孔子的普通修辞思想”和“孔子的儒学修辞思想”，其余三章类推。请问，这不是语言学的分支学科修辞学思想史是什么？池著讲的是中国先秦时期的修辞思想，这不是语言学的断代思想史是什么？池著研究的是先秦儒家的修辞思想，这不是学派思想史是什么？此处要特别指出的是，这部“语言学思想史”绝非从美国超市贩来的，而是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国货”。这一点可能不为人所注意，也许著者本人未必充分意识到，这是从我近年关于语言学思想史的思考角度对这部书的“阐释”。如果读者诸君同意我的提法，那我要进一步说，凡是自主创新，都应该受到表扬，池昌海教授的这部著作当然不应例外。

池昌海教授认为，中国古代修辞有其特有的价值和功能，应该立足于文化视野以开掘、探研中国先秦时期修辞的丰硕成果，从修辞思想和修辞行为两个层面加以阐论。在此书上编，他详细而全面地梳理了先秦儒家代表人物或典籍关于修辞行为的性质、范围、功能的论述，将这一思想划分为普通修辞思想和儒学修辞思想。尤其是对后者的归纳和概括，第一次以系统的面貌展现于众，揭示出儒家哲学思想在修辞思想中的表现，体现出孔子等圣贤将儒学思想与修辞观点相互融合的文化精神，从此可知儒家哲学精神在修辞行为中的浸透以及将一切伦理化的执着。在儒家看来，修辞行为本身就是道德质量伦理意识的标志，池君揭出这一属性并详尽深入地挖掘、归纳其表现和内在本质，是非常有意义的。这样的研究有助于更深入地认识传统修辞思想的文化内涵，了解我国修辞现象产生的哲学背景以及后来发展趋势的原因。

池君这本书是修辞学专著。谈到“修辞”，学人们自然会推溯词源，古希腊文为rhētorikē，拉丁文为rhētoric，英文为rhetoric，传到东方，在十九世纪，日本学者首先以中国经典《周易·文言》中的“修辞立其诚”的“修辞”两字来翻译，接着中国学者从日本把“修辞”借到汉语中来。其实“修辞”二字，就我浅闻，宋人司马光之前的理解和自司马光起的解释并不相同。《周易》“乾卦”的“文言”引孔子语，内有“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其中“修辞”的解释起初是“修理文教”。《周易》唐孔颖达疏：“辞谓文敎，诚谓诚实也。外则修理文教，内则立其诚实，内外相成则有功业可居，故云居业也。”唐李鼎祚《周易集解》引翟玄曰：“修其教令，立其诚。”宋胡瑗《周易口义》：“辞谓文教也，诚谓至诚也。”*今人仍有从此说者，如崔枢华《周易》，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8页。到了北宋后期，出现另一解释，司马光《温公易说》：“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君子外修言辞，内推至诚，内外相应，令无不行，事业所以日新也。”程颐《伊川易传》释为“择言笃志所以居业也”。李衡《周易义海撮要》谓“忠信，行也；修辞，言也。”清初黄宗羲《明儒学案》卷三载王恕语：“修辞立其诚，谓出诸口者，亦无不诚也。”如此之类，不胜枚举，直至现当代，如今人金景芳、吕绍纲《周易全解》：“修辞即言语。”[1]刘大钧《周易经传白话解》译作“修饰言辞以树立诚意”。[2]

在欧洲，修辞学源远流长，成系统，有理论，亚里斯多德的《修辞学》是一本经典著作，罗念生先生为亚氏《修辞学》的中译本所写的“译者导言”[3]，刘亚猛的《西方修辞学史》[4]，姚喜明《西方修辞学简史》[5]，对西方修辞学的来龙去脉叙述和评论都很详细。连现代的欧美学者都承认，世界文化是多元的，植根于东亚的中华文明有其独特的悠久的传统，汉语自然也有其修辞，中国自然也有其修辞学史。中国的修辞学和西方的修辞学各有千秋，有同处也有异处，例如现代英语的rhetoric，既有“修辞”的意义，又有“过于雕琢、华而不实”之义，这引申义的源头当与古希腊时代“智者”们的活动有关。*见罗念生译亚里斯多德《修辞学》卷首的“译者导言”，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16页。又王焕生《古希腊罗马散文概论》，收于罗念生编译《希腊罗马散文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30页。而在汉语，提到“修辞”，决无贬义，甚至有令人钦羡的意味。周振甫、郑子瑜、宗廷虎、袁晖、吴礼全等先生的多本《中国修辞学史》都有详细的论述，我就不再饶舌了。在这儿只想议论池君书中所说的“修辞行为”，这“修辞行为”或许也可叫做“修辞实践”吧。这部新著《先秦儒家修辞要论》的下编就是研究“修辞行为”的，标题为“先秦儒家修辞行为”，他择取儒家两部经典《诗经》和《春秋》做研究对象，首先探讨的是诗经的“衬音”与“叠音”问题，之后是“赋”“比”“兴”问题，继而对“《春秋》笔法”作了深刻的分析。后二者为千百年来的文学学者和史学学者所熟知，可谓千古聚讼的老大难问题。池君仔细地分析了这些修辞现象的形式、构成特点与功能，并尽可能地揭示了它们与儒家精神的关联。这不仅为“兴”和“春秋笔法”提出了崭新的解释，而且这一角度的选择相对于既有的修辞研究而言，确实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池著以“先秦儒家修辞特点”绾结全书，对“先秦儒家修辞思想的特点”和“先秦儒家修辞行为的特点”二者作了总结，新意迭现，令人敬佩。

我还认为，这本专著显示了作者治学的“多元”“会通”的特色。近若干年我提倡“文史语言学”，我认为，语言学人不可囿于自己的圈子里，语言学，置于学术和文化的大环境里，不过“沧海之一粟”而已。只要不是甘居井底，跃上井台，就会豁然而知天地之大。当今语言学人的通病之一在就语言学而研语言学，可乎？不可，不可！我们中国语言学人应该持多元观念，我们中国语言学人应该走会通道路。四百年前大科学家徐光启就说过：“欲求超胜，必先会通。”[6]先贤之言，岂容轻忽？

我读了池君此著，觉得深合我心，他将语言学(修辞学)跟哲学(如《论语》《孟子》《荀子》《周易》)、文学(如《诗经》)、史学(如《春秋》)会通，而成此书，换言之，此著所涉含四门大学科，须知后三学科，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都比语言学有过之而无不及。就我所知，池昌海教授曾著有《汉语研究新探》《现代汉语语法修辞教程》《史记同义词研究》《现代语言学导论》等书，于斯可见他的功底和素养，也可见他走的是兼古今、通中外的康衢！能不推许？

中国学术的源或上游在先秦，最难治的一段亦在先秦，这是人所周知的。这本专著研究的就是先秦儒家的修辞行为和修辞思想，池君可否在大功告成之时，立即剑指纵横家的修辞行为和思想？我的这一想法是受到这一段文字的启发：“演说曾经在古希腊社会政治生活中起过重要作用，演说辞是古希腊散文的一个重要方面。”“演说的发展促进了演说理论的产生，使成为一种专门学问，称为修辞学。修辞学阐述演说的立论和修辞的艺术。”[7]在古希腊，政治演说、诉讼演说、典礼演说，三者都很盛行，因而促进了散文的繁荣和修辞的诞生。众所周知，西方文化的两个源头，其一即希腊文化。而中国文化则渊源于先秦，战国时代的社会政治生活中，游说、辩论之风盛行，当彼之时，众多游士说客呼风唤雨、纵横捭阖，他们穿梭于七国之间，游说于庙堂之上，取相印，饱私囊，而且使得国际形势波谲云诡、震动跌荡。不仅职业的纵横家如苏秦、张仪之流擅长说辩，就是法家的“理论家”韩非也在《韩非子·说难》中对游说之难作出多种概括；连儒家大师孟轲不也游说过魏惠王、齐宣王等显赫一时的君主？《孟子·滕文公下》：“公都子曰：‘外人皆称夫子好辩，敢问何也？’孟子曰：‘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古希腊演说家的修辞得到充分的研究，那么古中国的纵横家和准纵横家的修辞不也值得研究？所以我在此斗胆建议池君发动二次战役，凯旋之后，再将中国先秦时代的道家、法家、兵家、墨家等的修辞思想、修辞行为做一番全面而深入的研究，勒成一部囊括性的巨著，以弘扬我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为中国语言学屹立于世界学术之林作出更大的贡献！

[1]金景芳，吕绍纲.周易全解：修订本[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25.

[2]刘大钧.周易经传白话解[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317.

[3]罗念生.译者导言[M]//亚里斯多德.修辞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4]刘亚猛.西方修辞学史[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

[5]姚喜明.西方修辞学简史[M].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09.

[6]王重民.徐光启集[M].北京：中华书局，1963.374.

[7]王焕生.古希腊罗马散文概论[Z]//罗念生.希腊罗马散文选.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6-7.

2010-07-15

鲁国尧(1937-)，男，江苏泰县人,杭州师范大学古代文学与文献研究中心教授，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音韵学研究会会长、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语言学科规划组成员。

(责任编辑：严 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