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课挑战中国高等教育

薛 涌

几年前,我曾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学好英语不用上大学》,称在中国大学教育质量每况愈下的同时,以美国常青藤为主的一些世界名校,正把自己的课程免费搬上网,使所有人都可以分享。参与的大学不仅自己投入大量资金,也得到了各种基金会的资助。可以预见,网上这种“开放课堂”将对世界高等教育产生巨大的影响。年轻人与其缴纳高昂的学费到平庸的中国大学课堂里混,不如先把英语学好、然后专心啃下十几或几十门由世界一流学者主讲的课程。

这个观点在当时也许异想天开。但是,今年这种网上的“开放课”突然在中国火爆起来,乃至新浪、网易等商业门户网站纷纷开始转播。许多年轻白领因为“开放课”而有了“网瘾”,并且组成学习小组,共同切磋。比起“开放课”来,他们的大学教育显得索然无味,甚至相当“垃圾”。这一趋势如果继续的话,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要花那么多钱上大学呢?

我们必须意识到:中国正处于急剧的全球化过程中。看看发达国家大学中的外籍教授和学生的比例就知道,高等教育是全球化程度最高的领域。“开放课”把这种全球化带入了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国教育界也必须对之作出回应。

那么,应该怎么回应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不妨先讨论两个层面的问题:第一,这种“开放课”所代表的新教学方式,在国外究竟发展到了什么程度?第二,为了吸收“开放课”所提供的知识,中国教育界应该作什么?

在网上“开放课”领域打头阵的,是美国的一些名校。美国的高等教育一方面强调“公共服务精神”,以别于欧洲大学,一方面又保持着强大的私立传统,似乎和“公共精神”有所矛盾。其实,这种“美国大学传统”,就和盖茨、巴菲特所代表的慈善精神一样,坚信私人的业绩从来都有回馈社会的道德承担,由此而产生的“公共服务”,使许多通过政府来行使的“公权力”成为不必要。当欧洲大学必须从政府拿钱来履行其公共职责之时,美国的大学则可能通过私立的方式更有效地对社会提供服务。不过,到了90年代高速经济增长期,美国的名校越来越热,财富越来越多,乃至遇到有钱多得花不出去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各校纷纷和企业进行赢利性的合作,比如在医药、高科技等研究领域,高校经常为了专利而对新创造的知识保密,背离了其传播知识的职能,因而遭到舆论的质疑和谴责。于是,大学一方面被强烈的“公共服务精神”传统所推动,牢记自己的社会使命,一方面又受到社会各界对于其知识保密的攻击,必须证明自己仍然是“学术为天下公器”的信奉者。这样就使一些最有名的大学把自己的课程免费在网上公开。

遗憾的是,在目前的金融危机中,哪怕是一些最富的大学也遭受了沉重打击,财富大为缩水,扩张网上的“公开课”很难排在议事日程上。但是,一旦经济恢复,这一潮流会再度成势,乃至一些二、三流大学也会投入其中。美国的大学有4000所左右,人才分布均匀,许多小大学也藏龙卧虎,拥有着一流学者。一旦低层级的大学参与,网上的“开放课”就将变得更加目不暇接。

其实,“开放课”还只是事情的一端。在商业领域,美国最近崛起了“教学公司”(teaching company)这种私人企业,到各高校搜罗明星教授,把他们的课程制作成光盘在市场上销售。这样,明星教授就像动不动出唱片的歌星一样,有了市场价值。而一个课程整套光盘的售价也不过几十美元而已,比起到大学选课来,其价格实在是微不足道。这种在市场上能够轻易购买的光盘,种类比目前已有的“开放课”要多得多。我曾对国内私营教育机构推荐:这些光盘的知识含量,在国内完全能超过一个“一流大学”,不妨全盘引进办一个以英语为教学语言的大学。

为什么要提出这样的建议?因为这些新媒体固然提供了眼花缭乱的课程,但中国的公众要真正消化吸收也并非全无困难。首先是语言关。目前“开放课”的火爆,和一些网站对这些课程提供中文字幕有直接关系。但是,从长远来看,中文字幕翻译毕竟数量有限,很难跟上国外“开放课”的扩张。更重要的是,这些“开放课”虽然多为一流学者主讲,但其听众和学生主要并不在中国,教授本身对中国也无了解。虽然多是基础课程,其内容如何和中国观众的知识背景衔接,仍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有些课程,如《幸福》《死亡》等等,对这种衔接的要求也许并不高。但是,一旦讲到稍微具体一些的题目,如《弥尔顿》《佛罗伦萨》等等,则需要受众有一个基本的知识框架。否则,“公开课”对中国的影响要么肤浅,要么无法长久。

这些也是中国教育界需要解决的问题。应该承认,即使是北大清华这样的名校,其基础课程能够达到这些“开放课”或光盘课水平的可谓凤毛麟角。如果学生能够充分消化这些课程的内容,其所受的教育就可能远比中国任何一所大学所提供的要好。与其到处请高薪教授,为什么不以这些白来的高质量课程作为大学教育的核心呢?比如,一些大学或私营教育机构,可以雇佣一批具有良好的英语水平和专业背景的助教,逐字逐句地帮助学生听懂这些课程,并解析其中的疑义。同时,根据这些课程列出的参考书,组织学生研读、讨论、考试、写读书报告。另外,可以聘用少量的教授,针对这些课程的内容,给学生讲授一些背景性的知识,使学生具备必要的接受框架。这样不仅大大提高了教育质量,也降低了教育费用。

应该说,这些外来课程,多属于“通识教育”(或称“博雅教育”)的范畴。这也正是中国高等教育的软肋。几年前,我曾撰文称“香港的大学将把北大清华扫为二流”。此说一度被指责为耸人听闻。但看看现在的国际排名,香港、新加坡的大学确实在国际排名中已经赶超北大清华。甚至香港城市大学也到了与清华并驾齐驱的程度。国际排名固然不能作为衡量大学水平的唯一尺度,但多少也为我们评价高等教育提供了有益的参照。不仅如此,香港目前正在推出优惠政策,鼓励西方的大学来港建校园。新加坡国立大学不断和美国一流大学成立联合课程,最近又决定和耶鲁大学合办博雅学院,引进世界一流的“原装”本科教育。相比之下,中国大学与亚洲一流的距离正在拉大。

网上的“公开课”和市场上的光盘课,则为中国引进一流的“原装”本科教育提供了极大的方便。这些“原装”课程,也应该刺激一些以英语为主要教学语言的大学的诞生。要知道,不管在欧洲的非英语国家,还是在印度、新加坡、中国香港,乃至日本、韩国,都有大量以英语为主要教学语言的大学。中国过去几十年的经济崛起,直接受益于全球化进程,和世界的关系也越来越深。但是,在发展以英语为主要教学语言的大学方面则几乎是个零。现在正是“补课”的时机。在这方面,一些有远见的民营教育机构也许更有竞争力。我相信,这些新大学一旦出现,就将在教育质量、教育费用等方面摇撼中国高等教育界既得利益者的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