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工告急 预示劳动力卖方市场形成

刘福妹

虎年一开门,用工告急的信息便扑面而来:沪苏浙闽四省,岗位充裕,急缺工人;珠三角缺工超过200万;东莞企业外出“抢人”……

从“用工慌”到“用工荒”,劳动力市场供求发生彻底逆转。与往年不同,今年吃紧的不仅是珠三角、长三角,像安徽这样的传统劳务输出地区也开始出现工人紧缺现象,用工荒成为全国性的问题。

订单回升本是喜,却因“用工荒”变成了忧。企业在放过“开门鞭”之后,老板们的眉头一时半会还舒展不了。

站在企业的角度,这是不能不告急的局面;可对打工者来说,这却是喜讯。用工告急,意味着劳动力卖方市场形成,劳动者可以挑挑拣拣,待价而沽,变企业挑工人为工人选企业。“用工荒”倒逼企业改善员工薪资待遇,中国制造业廉价劳动力的人口红利逐渐褪色,劳动力市场正在阵痛中转型。

“人口红利”步入慢车道

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数以亿计的农民脱离土地,既为企业提供了大量普工资源,也为劳动力价值的市场定位划下了基线。但这种市场化,一直存在过头的趋势,即只顾及一时一地的市场需求,不考虑市场可持续健康发展的需要,更不在意劳动力商品区别于一般商品的特殊属性。

然而,人口红利并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劳动力商品的人文价值是不能随意贬低的,一旦劳动力特别不值钱形成定局,伤及的其实是人的尊严与社会文明;津津乐道的“劳动力低成本优势”,也只是有悖社会发展方向的反人性透支。而这种透支,正是用工荒的成因之一。

目前频频出现的“用工荒”,无疑将推动农民工工资水平普遍上涨,从而导致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加速丧失成本优势,而对整个中国经济而言,农民工劳动成本的提升也将对吸引外资和出口竞争造成很大影响,倒逼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向更有效率转变。可以预见的是,随着“用工荒”蔓延,企业的日子变得越发不好过,要么加快技术和产业升级,要么面临倒闭或者向中西部地区迁移。

在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逐步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会逐渐减少,直到最后再也没有富余劳动力,而这个时候,劳动力工资便将出现由水平运动到陡峭上升的转变。富余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时代行将结束,人口红利将异化为人口负担,因为老龄化时代将接踵而来。

不拘一格招工人

不少企业纷纷上调工资,调低学历、年龄等限制,以解决用工紧张的问题。原来招人还要问问文化程度、身高、年龄,还要经过考试,一车拉来四五十个人,最后能留下一半人就不错了。现在只要有身份证,不是伤残的都可以。

“用工荒”迫使不少企业都提高了薪酬标准,增设绩效奖金、发放夜班津贴等。比如步步高电子厂计划从3月1日起将770元底薪增加230元,也就是底薪调至1000元/月。一些商会纷纷商议,将企业最低工资标准上调30%。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明确表示,今年深圳将上调最低工资标准。温州企业用工需求也大幅增加,多数工种的月平均工资达到了1400元,较去年增加了一二百元。

还有一些企业瞄准“老乡带老乡”,对介绍入职进行奖励。在汇安的招聘会上,有一家电子企业招聘广告上写着“现场招聘女性作业员,介绍入职奖励600元”,可见普工的紧俏。

劳动力供需大逆转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东部沿海不少外贸企业因为订单低迷,大规模辞退员工,去年下半年出口订单恢复以来,很多企业的用工缺口还没补充过来,再加上今年新的岗位缺口,使得用工缺口更大。然而就在东部地区遭遇“用工荒”的同时,农村外出人口在中西部地区就业的比重却在稳步上升。

2009年第三季度全国外出务工劳动力的月均收入为1455元,环比增长2.5%;中西部地区分别为1389元和1382元,环比分别增长3.2%和4.3%。东部比中、西部地区高不到百元的差距,已经很难构成优势,这也成为东部地区面临招工难的深层原因。另外,区域经济带的迅速崛起和产业转移也使得中、西部在劳动力需求方面与东部展开竞争。

企业不能适应新生代农民工不断变化的就业诉求,是导致招工难的主要原因之一,80后、90后已构成外出农民工的主体,包食宿、加班带来的有限工资已经很难吸引他们。

离乡背井的普通劳动者,所追求的幸福,只是在失去很多、牺牲很多以后,得到的一点低水平的底线幸福。对绝大多数打工者而言,仅仅希望在养家糊口之外,有一点余钱孝敬双亲、培育儿女,以尽人子人父的责任;有一种可能,去稍微尝试一下日新月异的文明生活,他们从不奢求过多。遗憾的是,这似乎还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与艰辛劳动联在一起的,往往是最低工资,恶劣的劳动、生活环境,外加人格歧视。在深圳这样的现代城市,1000元收入所能支撑的,恐怕只能是一种顾此失彼的生活,如果再被“定时如厕”、强制搜身,你叫劳动者积极的人生态度从何而来?

从表面上看,经济回暖、订单回升是此次招工难的导火索,但背后的根本原因,是廉价劳动力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与劳动强度不成正比的低廉工资,对农民工越来越没有吸引力,是导致“招工难”最直接的原因。

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优势丧失,迫使企业和雇主改善民工薪资待遇。据介绍,在东莞已经有一些企业制定更加人性化的管理制度,注重员工的发展,帮助其制定职业规划,部分岗位尽量采取内部竞聘制度,以吸引员工就业。

当前的“用工荒”更多的还是经济高速发展之下结构性、区域性的短缺,旺盛的劳动力需求超过逐步下滑的劳动力供给所致。而且,新生代农民工由于受教育水平越来越高,对于低成本的初级工人岗位越来越不待见,这也对企业的招工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虽然眼下中国还未到达“刘易斯拐点”,人口红利仍未丧失,但也开始从之前几十年的“快车道”开始进入“慢车道”,在此期间,如果我们还一味沉醉在人口红利带给我们的好处中,这种低成本的发展惯性最终将不利于我国经济的长久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