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用、社会资本与企业孵化行为研究
——基于行为理论的分析

张 旻

(西安理工大学 工商管理学院，陕西 西安 710048)

一、引言

在我国，科技企业孵化器是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培育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有效途径，是实践证明了的加速高新技术产业化的重要经验，也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第三代孵化器的发展，“孵化器”和“网络”的关系逐渐被各国业界与理论界所关注，包括孵化器网络、网络型孵化器、虚拟孵化器等相关概念开始进入研究者和孵化器管理者的视角[1]。企业孵化器的网络化发展模式已成为企业孵化器发展最重要的趋势，以企业孵化器为核心，与被孵企业、外部相关机构建立广泛的网络关系，将弥补单个企业资源和能力的不足，成为孵化过程中促进价值增加的重要因素。孵化器发展的网络化得到了大部分学者的认同，孵化器的网络化伴随着社会资本的增强已经出现。合理地解释企业孵化网络的形成，并研究孵化网络中社会资本扩散的过程以及信用的作用机制是当前孵化器研究的紧迫课题。

二、研究综述

企业社会资本是企业嵌入在特定社会关系网络中的关系资源和动员资源的能力。对于被孵企业而言，社会资本是一种社会网络性资源，嵌入在企业孵化网络的各个节点之间。Markmana认为企业社会资本在孵化网络中体现出一种互动的特征，如果没有这种互动的关系，那么这种资源在孵化网络中不能称之为社会资本[2]。Newman进一步认为这些资源主要包含信任、声誉和规则认同感[3]。Lin认为能够影响企业动员相关资源能力的因素很多，信任是其中一个重要的社会资本变量。在此基础上，Santon总结出了孵化网络中企业社会资本的四个维度：信任、信息、孵化群体、孵化环境。而Rice对欧美18个孵化网络中被孵企业的个案分析得出的结果是，新进入孵化网络的企业，首先是发展自己的业务合作网络，其次才是树立信用和声誉，他认为信任、声誉只是社会资本的替代物，并不是社会资本本身[4]。从以上学者的研究来看，他们都假定孵化主体是根据激励机制与自身利益作出反应的。然而，在实际的情况中更常见的是，企业进入孵化网络和关系结构中之后，认识到其他孵化主体的需求，并考虑到自己的行为可能带来不良影响，从而开始考虑其他人的利益。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本文提出了拓展模型，在此模型结构中，利益的刺激总是使主体违背承诺。本文放弃了利益激励这种基于信用的标准经济学理论，而是运用行为理论来研究孵化网络中孵化主体的行为，这可能更加接近企业孵化网络的演进过程。

三、模型设立

假设被孵企业的成长是长期存续的，并且每个时期都被文中的t所描述，企业之间的接触机会是通过孵化网络来连接的。企业孵化网络的内部交易方式是通过没有正式契约的服务或货物交易来实现的。如果交易成功，这一交互作用会产生正的盈余。但由于缺乏合同，企业家易于被机会主义的交易伙伴所伤害，于是不确定因素出现了。由于企业家必须在项目的产品生产出来之前进行固定资产投资和各种前期投资，即k>0。如果交易伙伴，即契约人，承诺的服务被恰当地兑现，项目获得成功并产生总的盈利π(pt)，在这里pt∈[0，1]是时间t内进行交易的企业家的总数占契约人数量之比，函数π(pt)是一个连续函数。该项目可能的纯盈利即为π(pt)-k。如果契约人不能够履行必需的行为，那么企业家将失去前期投入的成本，这对企业孵化网络的运行来说是失败的。

本文假设：对所有企业家来说，单一项目的收益是递减的，即π′(pt)<0，而且收益下降的速率递增，即π″(pt)<0。我们分别以π(0)=πu和π(1)=πl作为企业家进入孵化网络盈利的上下界限。在本文的孵化行为模型中，正如Freeman所研究的那样，缺乏合同的情况是普遍存在的。根据以往企业孵化的经验，我们假设企业家能够从毛利润中获得适当的比例α，同时契约人也能获得剩下的(1-α)的比例。α不处于两个极值点也是可以肯定的，所以我们假设始终有α∈(0，1)。在企业孵化网络内，如果契约人不履行向企业家做出的承诺，就能够获得总计β>0的经济利益，于是一个潜在的道德风险问题就出现了。我们可以把β视为契约人没有尽全力保证产品的高质量而从中获得的利益，或者可以说是契约人从项目中设法侵占的经济利益。如果说在企业孵化网络内部，无论是企业家还是契约人都准备从这方面进行盈利的话，这对孵化网络来说也是失败的，孵化网络的管理者可能会采取一定的措施来防止这种情况大量出现。

(一)参数选择

企业孵化网络实际存在的根本动力来自于经济利益的驱动，企业家与契约人所关心的都是预期的回报。契约人分为“可信赖型”和“机会主义型”，这些特性被社会环境所引导，是私人信息，且不受外部变化的影响，并贯穿于企业存续的整个过程[5]。假设行为人一旦承诺采取正确的行动，可信赖的个体就不会再作出其它的选择。虽然实际上承诺可能被违背，但参数选择是这样的：违背自己承诺的行为使得他们的收益进一步减少，以致于他们根本不考虑将违背承诺作为一种选择。这些企业在存续期间内的相互作用下拥有更少的选择，并且选择带来了成本。我们把这些成本合计为模型中的变量F，以基数效用为单位。当他们兑现承诺时，他们能够获得一种心理上的满足，而非经济上的利益。这种个体自身的内在报酬被视为个体天性无可置疑的一部分，并且在社会心理学研究中得到了印证。本文将这种回报记为模型中的参数γ，也用基数效用为计量单位。

通过以上构思，本文对契约人偏好作出不履行承诺的决定的经济逻辑产生了兴趣。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可信赖的契约人才会按照要求去履行承诺。确保这一情况发生的简单约束条件是：(1-α)πu<β。

根据上面的约束条件，即使与企业家达成协议，机会主义者也决不会按照承诺可靠地交货，所以在与企业家进行交易时，uO=β。一个可信赖的个体，由于自身禁止和杜绝对合作伙伴进行欺骗，均会按照承诺去交付货物和服务，他们所分到的利润将是(1-α)π(pt)。此外，他们还获得非经济的收益γ，但是他们也要承受选择带来的损失F，所以他们的终身效用就是uT=(1-α)π(pt)+γ-F。如果没进行交易，就将每个受选择利益回报影响的效用统一记为0。在这种情况下，可信赖者的终生效用就是uT=-F，而机会主义者的效用就是uO=0。

(二)匹配程序

假设在孵化网络中，每个企业家在其企业存续过程中最多与一个契约人配对一次。无论是机会主义者还是可信赖者，都宁愿与企业家作交易，而不是追求他们自己的会导致效用为0的选择；然后机会主义者就会欺骗并从相互作用中获得效用βt>0，可信赖者将诚实交易并获得效用(1-α)π(pt)+γ>0。契约者在各个时期都有稳定的收益，这就意味着愿意交易的契约者的数量要略微多于企业家的数量。因此契约者一方总是处于充分供给状态，但是这些契约者的类型却无法辨别，而且根据以往情况分析，超额盈利的划分不能被契约所规定，过度供给也不能被契约者之间的竞争所调节。结果，契约者被随机地分配以pt，也表示在企业孵化网络中一个契约者能与一个企业家交易的可能性。由于给定了pt，两种类型的契约者的终生效用期望值为：

(1)

(2)

(三)参数选择的进化

如上所述，在企业孵化网络中只存在两种类型，即可信赖者和投机者，他们是按照1比1的比例复制的。价值观的选择通过随机的社会进程传递。毕业企业(这里包括成功的和失败的、可信赖的和机会主义的毕业企业)对被孵企业(正在被孵化的企业)的社会化影响的加强增加了被孵企业成为与毕业企业相同类型的可能性。当毕业企业影响被孵企业，令被孵企业拥有与其相同的参数(价值)选择时，我们称这种情况为直接的社会化。我们把可信的孵化个体(或称为T类型的企业)的比例用λ描述；而那些不可信的个体(或称为O类型的企业)的比例，用1-λ表示。一个可信赖的被孵企业在直接社会化作用下成为机会主义者的可能性记为dT(λt，pt)；相应地，机会主义者通过直接社会化成为可信赖者的可能性记为dO(λt，pt)。两种可能性都可以视为各类型的企业在所有企业中所占比例λt和企业家比例pt的函数。

如果一个来自于可信特征为i=T的孵化网络中的被孵企业，不是被毕业企业直接社会化，就是这个被孵企业模仿非自己孵化网络中其他个体的行为，形成可信特征。这个被模仿的企业可能是其他成功企业，或者其它有影响力的企业，但结果是间接社会化为一特定类型的企业的可能性仅仅反映了这一类型在总企业中出现的频率。因此，对于T型的企业而言，被孵企业不是被毕业企业直接社会化的可能性为1-dT(λ1，pt)，然后这些被孵企业被间接社会化为T类型企业的概率为λt，被间接社会化为O类型，企业的概率为1-λt。相反，机会主义者被直接社会化的概率为1-dO(λt，pt)，然后，这些被孵企业被间接社会化为与毕业企业相同类型(O类型)的可能性为1-λt，被间接社会化为可信赖型的概率为λt。如果我们用pij来表示与i类型企业接触较多的被孵企业被社会化为类型为j的企业的可能性，那么，根据大样本规律，pij同样表示拥有向i类型毕业企业学习的机会，但自身选择却为j的比例。于是我们可以用下列方程组来描述这些可能性：

λt+1-λt=λt(1-λt)[dT(λt，pt)-dO(λt，pt)]

从以上方程组我们可推导出：

dλt=λt(1-λt)[dT(λt，pt)-dO(λt，pt)]

(3)

这一微分等式描述了被孵企业类型比例λt在不同类型毕业企业的社会化影响下是如何变化发展的。从公式(3)中可以清楚地得到进化改变的方向(趋势)严格地依赖于相对可能性(可能性差值)dT(λt，pt)-dO(λt，pt)。它很直观地指出，如果由T类型毕业企业主导直接进化的可能性超过了O类型毕业企业主导的进化，那么进化的推动力就会导致T类型企业的增加和O类型企业的减少。

(四)企业家的动态调节与参数条件

本文在这里假设：相对于个体特性变化的速度，企业家能快速地进入或退出孵化网络。在孵化网络中企业家的预期回报是：

E[απ(pt)]=αλtπ(pt)-k

(4)

以上假设确保p为一跳跃变量，暗示立即进入或退出企业孵化网络的企业家的比例总是处于一种平衡状态。我们提出以下四个假设：

假设 1：如果孵化网络中每个企业行为都是可信的，那么参与孵化网络将总是有利可图，即απ(1)=απl>k。

假设2：如果所有人都不可信，企业孵化网络将不会存在。确定可信度的大小对孵化行为有着实际的影响，只要周围有足够多的可信赖个体，所有的潜在企业家都愿意进入企业孵化网络中去。

假设3：(1-α)πu+γ-β>0，这一假设确保了在最优的可能情况下可信赖者可以获得纯粹的经济利益。如果不满足这一条件，进化选择倾向于向着可信赖型的方向发展的情况就决不会出现。

假设4：(1-α)πl+γ-β<0，再次说明了πl表示的是从成功的相互关系中获得的最低的总收益。

(五)稳定状态

等式(3)和(4)确定了模型的稳定状态。等式(3)描述了可信赖者相对于机会主义者的预期回报：

E(uT)-E(uO)=pt[(1-α)π(pt)+γ-β]-F

(5)

由于λ≠0和1，公式(5)的符号就决定了进化变化的方向dλ。它不直接依赖于λ，而是依赖于p的非单调性。与企业家交易的可能性依赖于他们出现的概率，也就是公式(5)中的pt。但是交易的相对收益却不依赖于pt，因为算式(1-α)π(pt)+γ-β的值不随着pt而增加，因为在成功交易的比例增加的同时，每个成功者创造的收益却在相应减少。公式(5)对pt求导得到：

dE/dpt=(1-α)π(pt)+γ-β+pt(1-α)π′(pt)

(6)

等式(6)的结果是不确定的，因而对pt求二次偏导，得到：

(7)

得到上述结果是因为π′(pt)<0，π″(pt)<0。因为(1-α)π(0)+γ-β>0，因此函数曲线最初是斜向上的，达到改变倾斜方向的唯一拐点后，就开始向下倾斜。公式(5)可以用图1来描述。

根据假设4，当且仅当存在至少一个p∈(0，1)的值，使得pt[(1-α)π(pt)+γ-β]-F>0时，存在唯一的内部稳态均衡(λA，pA)。在这一平衡中：λA(1-λ)Ф(pA[(1-α)π(pA)+γ-β]-F)=0，且有pAαπ(pA)-k=0，因此，用Φ：R→[-1，1]来定义公式pt[(1-α)π(pt)+γ-β]-F对可能性差值dT(λt，pt)-dO(λt，pt)的映射。

方程(3)给出了企业家进入孵化器网络的条件，那个使dp=0的轨迹便是使企业家进入数量达到均衡的条件(λαπ(p)-k=0)，在λ，p空间内描绘如图2。

图1 预期回报函数图

图2 内部稳态

在内部稳态(λA，pA)中，进入孵化网络的企业家达到pA，为在总企业家人数中保持可信赖型的比例λA提供了进化动机，这是对社会资本的社会储存。但是另一方面，随着可信赖型在总企业家人数中占到λA，累计进入达到pA比例的企业家就无法获得预期的进入收益。在对经济的判断力上，机会主义者总是比可信赖者要好。如果我们像Nyberg或者Fershtman 和Weiss的文章中那样，使用传统的仅仅基于适当性的进化动力学复制机制，就决不会有内部稳态的出现，因为可信赖性根本就不会存在，我们拥有的社会资本也始终为0。本文认为，企业进入孵化网络并进行交易，依据的不仅是对经济回报的估计，而且还包括对自身价值选择的预期效用回报的估计。于是，如果在内部稳态下估计作为可信者的效用回报足够高，那么可信度就能维持在稳定状态。如果没有企业家进入孵化网络，即p=0，那么可信赖者获得一直低于机会主义者的回报，就不会出现可信赖者，即λ=0。这是一个自我强化的过程，由于缺乏可信赖的代理人，无正式契约的交易形式就更加难以在孵化网络内展开，而企业家就更加不愿进入。按照本文的理论，由于存在易于被机会主义者利用的弱点，而理性的企业家只有在他们认为交易者足够可信时才会冒这样的风险，所以孵化网络中企业的社会资本很高。这就成为了信誉机制和社会资本的使用者之间的一个补充，这一补充使得在信誉即使是可实现的但也不会得到充分利用的低可信度稳态中，可以获取经济利益。

四、相关讨论

在迅速调整的和缓慢调整的企业家类型之间的补充有两种情况。那些坚决抵制机会主义行为的企业家所承担的风险依赖于可信度，而可信度又依赖于企业家提供的以使他们利益最大化的交易机会。上述假定和先前例子的不同点的分界是，在假定中，企业家数量下降意味着可信赖者找到交易伙伴的机会减少。缺乏交易伙伴使得进化的动机偏好机会主义型胜于可信赖型。即使可信赖者能够找到极高利润的项目，缺乏交易伙伴依然意味着进化的动机转向偏好机会主义者的方向。经过一段时间，机会主义者逐步增加使得退出的企业家的数量增加，这又进一步鼓励了更多机会主义行为的出现，从而形成恶性循环。

可信度在这里提供了明显的外部性，因为可信性的转化使得在孵化网络内诚信交易变得可行，并提高了孵化器内部企业家的预期回报。反之，企业家通过承诺进行风险性生产并只占有回报的一部分，因而为可信赖性的转化提供了外部性。理想的政策应当鼓励积极外部性的产生。Altenberg对这些主动性政策进行了回顾，这些政策中有许多政策有助于在商业网络中维持可信度和增强合作。例如，促进被孵企业联合的政府主动金融政策，它们的主要目标是巩固在孵化网络成员之间建立的信任关系。加入孵化器、成为其成员就给予税收减免或给予补贴，于是人们就受到鼓励，和其他成员一起开发共同拥有的区域，并做出改善[6]。另一个例子是直接对合作行为进行回报的政策，例如，如果为被孵企业提供的金融服务建立在组织的担保之上，那么它就鼓励了孵化成员之间建立可信赖的关系，并使这种行为获得回报。按照本文的模型，在这些例子中的政府，通过为信任的增加和形成提供直接的金融回报，改善了可信赖型的相对回报，并因此改善了进化的动机[7]。

在本文的模型中，通过构造，排除了设计任何使动机协调的契约的可能性，而这种契约能够确保行为不会屈从于机会主义。因此，在本文的理论框架中，成功的孵化网络严格依赖于代理人是正确的类型。所需的类型即我们所称的“可信赖型”，这意味着代理人即使在其经济利益不能得到满足时也愿意履行他的职责。我们认为这种类型关系是对实际关系的现实反映，因为实际关系是在孵化网络中商户与它的供应商建立贸易关系，这种关系的建立并不依赖于双方相互作用的动机的兼容性，而是依赖于双方对对方内在性质(对方类型)的假定。因此，在制定孵化政策时，充分考虑的契约与执行制度，起到了社会资本的替代作用，并且强化了孵化网络的社会资本，从而促进孵化网络进一步发展。

五、结论

从本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以企业孵化器为核心的孵化网络虽然通过契约这一纽带构造联结与运营机制，但其基础是声誉和信用。声誉可以产生这种网络组织的势能效应，吸引更多的外围成员向组织靠近，为网络组织遴选新的成员降低搜寻成本，并给现有成员增加压力，这为网络组织的规模和结构调整提供了良好的基础。信用是解决阻滞孵化网络发展的一种有效途径，它使网络组织的参与者能够进行更大的风险投资，共同协商解决成员间的纠纷和争端，保证孵化网络的相对稳定性。孵化网络的契约不仅要有外在的约束作用，而且应有内在的激励效应。这种契约的设计关键要构建良好的自我履约的激励机制。创业企业在企业孵化器的服务下发展壮大，并向企业孵化器支付孵化费用；金融机构为创业企业提供发展资金，创业企业付出资金使用成本；大学或科研机构为创业企业提供技术支持或管理咨询，创业企业支付其专利费用或服务费用。只有这种契约才能构建良好的自我履约的激励机制，孵化网络成员才会按照组织的规则或契约确定的培育目标一致行动。 契约的不确定性导致契约的设计并不能解决孵化网络联结与运行机制中的所有问题，声誉、信用与契约在孵化网络中同等重要。声誉是形成契约的基础，但仅靠声誉和信用是脆弱的，只有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依靠契约及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才能保证企业孵化网络组织的正常运转。

参考文献：

[1] 钱平凡.孵化器运作的国际经验与我国孵化器产业的发展对策[J].管理世界，2000，(6)：35—42.

[2] Gideon D.Markmana.Enterpreneurship and University-based Technology Transfer[J].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2005，20(2)：241—263.

[3] Newman，M.J.The Structure and Function of Complex Networks[J].Society for Industrial and Applied Mathematics，2003，45(2)：167—256.

[4] Rice，M.P.Co-production of Business Assistance in Business Incubators：An Exploratory Study[J].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2002，17(2)：163—187.

[5] 蒋军锋，党兴华.基于拓扑结构的技术创新网络社会资本测度及其应用研究[J].管理学报，2008，(1)：25—32.

[6] 张景安.关于我国科技中介组织发展的战略思考[J].中国软科学，2003，(4)：1—5.

[7] 李岱松，王瑞丹.孵化器产业特征及我国孵化器营运模式探析[J].科研管理，2005，(3)：55—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