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感寄生与斜倚的标本?

■老 愚

情感寄生与斜倚的标本?

■老 愚

七十五岁和九十七岁几乎是人生的夕阳红阶段了，但这却是两位文化人杨沫和季羡林回归人伦常理的年龄。前者在这一年，因为第三个伴侣的扶持，从纠缠不休的男秘书怀抱里脱身而出，步入生命的觉醒期，被扭曲的人性在最后六年得到矫正，成为真正的母亲；后者则在好心护工的协助下，与分离十三年的儿子重归于好，相见一笑化芥蒂，享受到最后八个月的天伦之乐。

这两桩人性复苏的故事，或许只是用来告诉人们一个常识：亲情具有你想像不到的纠错能力。这里的前提是，背离亲情太久的一方倾听到自己内心深处的呼唤，并且愿意听从它的指引。

在《母亲杨沫》与《我和父亲季羡林》之前，其实已经有李锐女儿李南央的一本惊世骇俗的书—《我有这样一个母亲》。

她是变异了的女性，是意识形态阉割人性的证明。被革命熔炉冶炼过的女干部，必然如此的原因一定有，晚年韦君宜在更早的时候写出了反省“革命改造”的《思痛录》，政治运动如何将每一个忠诚的追随者绞成肉泥。

季羡林与她们同属那个动荡的年代，社会及人生教育给予他的也是反叛。最坏的现实，激起不羁的狂想。他们的生活都在远方。

这一系列父母形象，是那个时代的必然果实。对他们而言，生命只是革命和学术的卑微工具，不是用来享受生命本身和生活的乐趣，儿女情长、小家庭以及天伦之乐都属于多余之物，也是与伟大时代格格不入的低俗品。他们不仅不需要消费这样的东西，还要尽力远离这样的腐蚀。

革命年代制造了难以计数的孤儿，溢出家庭伦理的男女，折断了老一辈的天伦之梦，也屏蔽了自己的人性之泉，干瘪、枯燥、紧张，他们的人生在单向度的马拉松赛场上狂奔，有终此一生也不觉悟的革命狂、工作狂，也有在中途逐步觉醒的，有在晚年幡然醒悟的，后者更值得人们尊重。

他们与自己缺乏父爱母爱后代的和解，是这个时代最惊心动魄的故事。

读这样的书令人心有戚戚焉。他们以对父辈的理解，表达因父爱母爱缺失而干涩的人生，那种喊不出来的疼，感情饥渴的婴儿自白，在解构父辈耀眼光环的同时，勾画了一幅令人震惊的残缺人生图景，那是被有意遮蔽的更本质的东西。在外人看来她们撕破假面具的勇气值得嘉许，其实，撕破隐藏于她们内心的伤口，似乎更值得赞赏，那是定期发作，令其昼夜痛苦的病灶，不是控诉而是自白，是诚实心灵的自我需求，他们不能面对一个虚假的父母而不痛苦。所以，那些故作愤慨讥讽之语的列位，除了习惯于瞒和骗的奴性心态外，同情心已然丧失，他们已经不能从悲痛之文里读到悲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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