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异的创伤与断裂的诗学
——重读废名小说

□魏庆培（浙江警官职业学院公共基础部,杭州 310018）

延异的创伤与断裂的诗学
——重读废名小说

□魏庆培（浙江警官职业学院公共基础部,杭州 310018）

废名小说创伤诗学象征反讽

现代资本主义都市文明对人性异化所生成的元话语暴力以一种精神创伤的形式潜隐于作家的无意识深处，它通过延异的心理过程与时间和空间的转化后，内在地呈现于废名对寂静、恬淡的乡村世界的叙事中，形构了一种叙事的压力。当作家在心理创伤言说目的无法实现却不得不言说时刻，会通过象征、反讽等语象的变异功能来打破现实的连续性与同一性，从而生成了与传统写作模式相断裂的诗学姿态。

在中国现代小说的发展历程中，有着独特贡献的作家废名在很长一段时期内被人为地遮蔽。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现代文学史的重新审理才使废名及其小说文本逐渐敞开它的内在本相。作为京派小说家，以对身份的确证和诠释来指认废名小说的精神形态与主题内涵是大多数研究文章形成的共识；京派文学对城市生活的疏离导致文学对农村生存方式的亲近，特别是偏僻、古朴、原始的近似荒凉的乡村；田园的静穆与农家人性的淳朴勾勒出京派文学“家园”意识上的总体情调。对于废名，有论家因此说，“以简朴的翠竹制成一支牧笛，横吹出我国中部农村远离尘嚣的田园牧歌。”①废名的青翠“牧笛”似乎旨在古老田园诗意的激活与恢复，于是，恬淡、和谐、超脱等打开京派文学的关键词汇就标贴在了废名及其小说文本与外在世界的关系上面；从城市到乡村，废名优雅自如地往返于自我与小说互相印证的叙事空间里。在这里，小说解读被格式化，我们的阅读自信无疑被无限放大了，阅读经验的坚固往往指向阐述的深层危机，因为对其他进入文本方式与可能性的拒绝，只会加强阅读的惰性使小说挤抑了多元化探求目光从而仅对单一的声音开放，小说就会失去本真性的复杂情态，也就会失去不断对历史与现实说话的能力。废名生活在20世纪大变动初期，动荡、战乱与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侵袭，城市对人性的异化所生成的元话语暴力都会以一种精神创伤（弗洛伊德认为，原初的震惊感储存在无意识中，它的作用并不当即发生，而是通过延迟的作用对记忆进行压抑，才会形成精神创伤）的形式潜隐于作家的心灵深处，现实对心灵的打击所产生的震惊与痛楚没有直接被呈现，而是通过延异的心理过程与时间和空间的双重转化后，生发成间距性的叙述，也就是说，现实伤痛没有在此时此地被话语所直观陈述，而是通过记忆的形式诉说了遥远的、似乎并不相关的故事。在德里达看来，只有通过对过去的延宕，记忆才能区分于它所包含的东西，从而具有抵抗的力量。“记忆的特殊之处在于它不是心理的特性，而是心理的本质：抵抗，因而确切地说，是对踪迹的强烈开启”②。抵抗，是主体对于客体不满的无意识冲动，它开启并设定了现实与记忆之间的错裂与批判的间距，写作之源便由此产生。由于坚持了意识与现实的不可调和性，废名小说的艺术形态也呈现了主客体间相错迕的话语方式。作家在心理创伤言说目的无法实现却不得不言说时刻，会通过语象的变异功能来打破现实的连续性与同一性，从而生成了与传统写作模式相迥异的诗学姿态。

一

安居漂泊灵魂的“精神家园”在废名小说中被淳朴恬静的乡村世界所喻指，乡村农耕文化以与现代都市文明对抗的方式寄予作家最大的慰抚力量。但事实上，文本叙事的深层意旨并没有指向乡村生活的“和谐”，青郁的竹林、幽杳的菱荡和天真烂漫的乡村女孩仅构成了小说文本的叙事表象，可以说，这些优美的自然符号最先召遣的是寂静的时间。寂静，是精神创伤被延搁后在先期的打击与迟到的感受之间所拥有的短暂状态，这是一种危险的时间意识，它深蕴着作家对历史与现实创伤的鲜活记忆和深刻体认，所以，寂静并不只代表创作主体在言说悲涩事件时所独具的审美选择，应该更多地理解为作家以近似无语的方式来应对心灵深处的“震惊”经验并以期有效地消解这种经验的时刻，虽然这种消解很难彻底实现。因此，废名小说中乡村文化的静谧状态就否定了单一的阅读方式——空间化的美学解读，从而通过记忆的延宕过程形成了对原初震惊经验的压抑和对心灵创伤瓦解性的叙述。《柚子》是废名早期的短篇，在这里，貌似和谐的人生与爱情理想并没有收获团圆式的结局。“我”和柚子两小无猜，共同拥有天真烂漫的童年。如果按传统小说模式接下来肯定会发生段美妙动人的故事，但此时，故事的诉说者内心发生了变化，文本叙事由于无法拒绝精神创伤的内在牵引，诱人的前景被迫停了下来。柚子家境日益败落，而她“跟着她的骷髅似的母亲，在泥泞街上并不回顾我的母亲的泣别，渐渐走不见了”。其实，“不见”的是作家所有对历史与现实的憧憬，“柚子”仅是一个给“我”带来无限痛楚的精神符号抑或是幻觉而已。《柚子》对童年记忆的追寻，婉拒了怀乡之情的简单开放，使记忆在无意识深处微妙地回应了现实暴力的潜在袭击。在小说《浣衣母》中，平淡的故事展开在一片宁静的林荫下。李妈宽厚慈爱，一生安分守己；只因接纳了一个借林荫设茶座的单身汉，平静的日子便起了微澜，李妈由公共的母亲转变为一个被人随意讥刺的“老虎”随即被公众悬搁。实际上，李妈没有改变，改变的是透视者的目光及观看的姿势。李妈后来继续过着平安和孤单的生活，一切又似乎归于了原初的宁静。《浣衣母》表面上呈现了传统伦理道德的坚硬与冷漠，其实从文本深层看，李妈的遭遇指明了淳朴乡村被人性异化侵蚀的事实，作家有意压抑着内心翻涌的波澜，企图用寂静来实现对现代文明异化的元话语暴力持续伤害的抵抗。

弗洛伊德与德里达不约而同地对心理创伤延异现象的指认，开启了异质性写作的源泉。由于同精神创伤的纯粹呈现拉开了间距，文本叙事就没有因为形态的同质性而成为暴力的同谋，苦难被消解了，元话语的阴影潜伏下来。废名小说最具田园诗意的《桃园》和《菱荡》等刻意隐藏主体的内心隐痛，极写自然风物、世俗人伦，水清竹绿的自然世界与淳朴善良的生命形态构筑了一派梦幻般的世态景象，近乎静止的时间明显对抗于混乱纷争的社会现实，“尽管废名极写这宁静如古代、美好如唐诗的礼俗乡村社会并希望它能永恒存在，但在现实中，它却不能永远宁静、永远停滞于过去。”③所以说，《桃园》无法不与真正意义上的世外桃源相区别。阿毛是桃园主人的女儿，善于憧憬的她多愁善感，面对光阴流转、西山落日，浓厚的时间感伤使她的内心充满着惆怅与烦闷，“天狗真个把日头吃了怎么办？”“阿毛似乎看见自己的眼睛是亮晶晶的！她不相信天要黑下去。”“在阿毛的眼里和内心深处，堆积着许多对现实人生的祈盼和无奈。”④《桃园》几乎没有故事，唯一的情景冲突是女主人一个小小愿望的破碎。在这个没有桃子的季节里，阿毛最大的心愿竟只是吃个鲜嫩的桃子，愿望与现实的错迕再次暗示了创伤的阴影。当阿毛爹买回三个光鲜晶亮的玻璃桃子时，却被一群孩子在无意中打碎。美好的消逝让人猝不及防，它拒绝了一切人为的努力，玻璃球碎了，连同主人公的心。从叙事策略上看，显然小说刻意把苦难叙事压制到最低限度，几近于虚无；而作为异质性的写作，由于元话语的召遣，《桃园》以自己的方式强调了田园诗意的褪色与失效。《菱荡》被同样的书写方式所印证。菱荡的静谧与陶家村人生活的安然和谐作为小说的表层叙事，其功能在于缓解现实给予主人公陈聋子的悲涩处境。在陶家村做了十几年长工的他，孤苦伶仃，沉默寡言，“轻易不见他说话”，陈聋子似乎失去了对生活和自我说话的能力，他最大的快乐就是在倾听别人说笑的时刻，在众人面前，静默是他唯一的选择，但保持沉默不等于无言，“沉默只能通过双重的驱逐或双重的还原才能再次被确定：即在表述的交流中驱逐我自身中的与他者的关系，驱逐作为后面的、最高的与外在于意义的层次的表达”⑤。显然，在这里，主人公的沉默被作家赋予了意义上的两极暗示，即对书写者无意识深处精神创伤的掩饰和创伤难以被诉说的表征。陈聋子作为本文的隐喻符号，试图拒绝他者声音的在场，自我的声音便以沉默的方式唤醒了我们的听觉。

废名后期小说寂静的时间意识逐渐减弱，创伤性的体验越来越成为显在的叙述。长篇代表作《桥》和《莫须有先生传》都呈现出了浓厚的虚无感与荒诞感。虚无感与荒诞感生成于现代城市文明膨胀后对人性摧残的事实，当人无法对抗外在现实压力时，就会产生焦虑、不安、孤独、迷茫、悲观等虚无情绪。废名小说的虚无感与荒诞感同样生成于创作主体对抗外在压力时由于失败而烙下的心灵创伤。“中国文章简直没有厌世派的文章，这是很可惜的事。”⑥“厌世”意识明确回答了生命的痛苦与意义的空洞，它指向了死亡的最终形态。在此意义上，废名小说以生命的现代性体验回应了西方现代主义哲学与文学中所刻意追寻的荒诞主题。《桥》中的小林带着世事的伤痕来到僻静的史家庄，尽管这里有美丽的自然人文风光，有两位知心女孩琴子和细竹整日与其厮守，但禅道式的超脱生活并没有使小林摆脱对生存无意义的价值体验。他在《桥·踏》中说：“我感不到人生如梦的真实，但感到梦的真实与美。”弗洛伊德告诉我们，梦是对清醒时被压抑到无意识中的愿望的委婉表达，梦的真实与人生的虚假形成的张力关系彰显出作家对生存的虚妄暨人生意义空洞形态的痛苦理解。《莫须有先生传》更是一部表现荒诞存在的小说。莫须有先生的姓名年龄籍贯等有关身份的记忆被悬置，人生经历也飘忽不定，其谈吐怪诞、举止荒唐。小说第二章，莫须有先生要到乡下去，但此行的目的没有人知道，就连自己搞不清楚，“乡下的侦缉队也侦不明白了，只好让他算了。”莫须有先生荒诞的行动与外在的非理性世界构成了合谋关系，现实的混乱、世事的荒谬、人群的冷漠、人性的异化等表征非理性的社会符号攻击到莫须有先生的内心，把所有的精神期待转化为碎片，转化为与现实同构又冲突的荒诞话语。西方现代文学艺术对荒诞主题的揭示来源于先进工业文明对人性囚禁与毁形的严酷现实，当主体心灵的力量无法穿透元话语暴力的现时秩序时，其精神形态便通过创伤的现代性体验深入到文学叙事的内部，虚无感和荒诞感便充分暴露出来。“废名把现代社会的这些荒诞影像投射到自己的小说中，在对这个非理性的荒诞不经的世界的描写中剥露出鲜明的现代荒诞感受。”⑦

二

当作家在心理创伤言说目的无法实现却不得不言说时刻，会通过象征、反讽等语象的变异功能来打破现实的连续性与同一性，从而生成了与传统写作模式相断裂的诗学姿态。也就是说，作为对于创伤性内容表达的相应，废名小说的写作手法表现出了与众不同的格式形貌。周作人说：“冯君从中外文学里涵养他的趣味。一面独自走他的路，这虽然寂寞了一点，却是最确实的走法。”⑧朱光潜先生对废名小说也评价甚高，他认为其小说“表面似有旧文章的气息，而中国以前实未有过这种文章”⑨。可以看出，废名小说的确呈示了不同于以往的诗学姿态。法国文学现代性理论家伊夫·瓦岱认为现代文学的作品不仅在内容上体现了革新，而且还在形式上体现了新的尝试。“与传统作家追求文本连续性的做法相反，现代作家通过种种手段试图打破这种连续性，制造‘断裂’效应，也就是说他们更加注重以暗示、对比、影射联想等象征的方法去建构文本的意义，使读者积极参与文本的解读，从作品的表面结构看到它的深层本质。”⑩而废名小说断裂的诗学建构就主要表现在象征等艺术手段的设计和隐喻、夸张、反讽等语言修辞的运用上。

“废名深受西方象征主义的影响，他的小说充满富于跳跃性与暗示性的联想，注重各种官能之间的通感，习用视觉效果鲜明的意象以及观念联络的奇特，诸种特征都与西方象征主义诗学在技巧层面相结合。”⑪西方象征主义采取整体象征的手段，使小说中的事物都具有暗示的功能，废名小说更多在局部运用象征，把象征元素融入到情景抒写中。

琴子细竹走了，他坐在家里，两个人仿佛在一个大原上走，一步一步地踏出草来，不过草是一切路上的草，总共留给他一个绿，不可捉摸，转瞬即逝。而他们当然是走路，所以随他任意走，美人芳草。

——《桥·箫》

“美人芳草”把古典文学中的意象挪移过来，直接参与到此情此景的叙事中，“芳草”作为纯洁美好女孩的隐喻，生发出了文本叙事的更大想象空间。废名小说中晦涩难懂的象征比比皆是。《桥》中的“桥”暗示出生命此岸与彼岸的关节点，碑、塔、窗等许多人文自然事物都转化成了具有能指与所指互为交流的象征意象。而莫须有先生本身就是个隐喻的符号。废名小说的语言呈现浓厚的实验风格，它与象征手段的设定，共同支撑起了小说的诗学形貌。其中，大量的外来词、奇异词及重新组合嫁接的语言刻意制造了反讽的效果。著名哲学家阿多诺在研究现代性问题时，觉察到了世界终极解释的不可能性。他把对事物的认知放在这样的一个虚拟状态中并获得了对我们唯一有效的“意义”——反讽。阿多诺说：“只有当我们意识到表达与其所指之间的非同一性的时候，语言才成为真理的尺度。”⑫反讽指出了语言与元话语的指涉物之间的不相称，并通过二者的摩擦指向了多重意义的可能。下面两句是典型的废名式具备反讽意义的语言：

竹真好比一个春天，她的一举一动总来得那么豪华。

她在家里，饿死事小，得沏一壶茶。

废名小说还通过跳跃、空白、阻隔、省略、双关、视点的随意变换等语言手段来制造句、段、篇的非连续性，从而在整体上形成与传统模式相错迕的断裂效应，废名借此也建构起了属于自己的诗学模式。

①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卷一[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

②德里达.书写与差异[M].北京：三联书店，2001：367.

③逄增玉.现代性与中国现代文学[M].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127.

④魏庆培.现代化进程中的废名小说[J].广西社会科学，2004.6.

⑤德里达.声音与现象[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88.

⑥废名.冯文炳选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344.

⑦祝学剑.废名小说的现代主义特色[J].社会科学评论，2006.4.

⑧周作人.竹林的故事·序[A].长沙：岳麓书社，1987.

⑨朱光潜.桥·冯文炳研究资料[C].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91.

⑩伊夫·瓦岱.文学与现代性[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⑪吴晓东.现代诗化小说探索[J].文学评论，1997.1.

⑫阿多诺.否定的辩证法[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109.

魏庆培，兰州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浙江警官职业学院公共基础部讲师，专业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责任编辑：张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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