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饥饿：文学性的体验与哲学性的反思
——肖力散文《蝉鸣的记忆》读后

□潘永辉（广东石油化工学院， 广东 茂名525000）

关于饥饿：文学性的体验与哲学性的反思
——肖力散文《蝉鸣的记忆》读后

□潘永辉（广东石油化工学院， 广东 茂名525000）

饥饿 文学体验 哲学反思 新中国

论文以一篇抒写主题为“饥饿”的散文为引子，分析了新中国历史文化的若干现象，讨论了如何对待新中国历史文化的态度问题。

刚一看到题目，我还以为这是一篇描写乡村美好生活的回忆性抒情性散文，所以心灵中马上出现了一幅充满天然情趣的乡村美丽画面。等到细读文章，才发现作者的笔端虽然不离农村生活场景，但内容是那么的沉重，主题是那么的严肃。在文章的题目与内容之间，或者说在文章题目给人的第一印象与文章内容给人的第二印象之间，产生了巨大的意象反比、审美落差。作者是有意为之，还是无意为之？我不得而知。不管怎样，这是文章开头给我的一个印象，也应该算是这篇文章开篇的一个写作特色吧。

读罢全文，我还得到另外一个印象。在这个充满戏谑、恶搞、叛逆、解构的所谓“后现代”社会，在广泛要求削去历史感和精神深度的文化氛围中，在国民人生观、价值观已普遍碎片化的意识形态场域中，竟然还有老作者“沉湎于过去”，一本正经地“忆苦思甜”并谆谆教育少年儿童，这样的“宏大叙事”，这样的“沉重情感”，是否会被在“玩乐文化”中轻飘飘地成长起来的“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年轻读者作者们所抗拒、反讽和解构？作为处于夹心层的准中年人，我深知更老一代人的生活态度、文化观念在遭遇当今年轻人时的尴尬；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和文艺工作者，我个人是希望老一辈人的良苦用心得到年轻人的理解的。不过，话说回来，坦率地说，肖先生的这篇文章其实也有一些解构的味道，它似乎有意无意地以一种严肃的态度去解构一个更加严肃的时代，或者说有意无意地以当下自己的历史文化态度去解构过去自己的历史文化态度。一方面有意无意地抗拒时代的解构，另一方面又有意无意地受到时代解构文化的影响，两方面的心理因素、文化作用在内在世界中反应着、矛盾着、颉颃着，而又基本能统一在同一个人格结构中。这构成了作者的情感基调和整篇文章的行文色彩。补充一句，我认为在新中国的文化进程和文化版图中，像肖先生这样经历过重大社会转型的准老一辈作者是有着自己的独特文化特征的，借肖先生形容蝉鸣季节的一个用词来陈述就是：“青（红）黄不接”。一方面他们不属于更老的一辈（如肖先生所言没有机会跟着红军爬雪山过草地），所以他们的作品不算是“根正苗红”，另一方面他们又不属于更嫩的一代（如肖先生所言吃汉堡包肯德基的一代），所以他们的作品不算是“根歪苗黄”。有时候我很严肃地开玩笑：这一代作者在当前的文化处境，是否可以看做一种文化报应？因为他们以自己的方式解构过一个很严肃的老时代；现在，他们老了，轮到更年轻的一代来解构他们了。

文章的题材是琐碎的，有“个人化写作”的时代特征，文章希望探索的主题则是严肃的，还属于过去古典型的“宏大叙事”。作者说：“饥饿对于人，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想必与鬼没有什么差别。其实它是一种关乎生命的本质性的痛苦。”探索饥饿的本质，这是一个极其宏大的主题，几千年的人类文明史，多少睿智之士为之殚精竭虑，然而，答案在哪里呢？我想，如果要把饥饿作为一种关乎生命的本质性的痛苦来探讨，大体上可以有三个维度：生理性（科学性）的维度；社会性（生产力、生产关系）的维度；哲学性（或宗教性）的维度。作者引用过佛典《长阿含经》有关“饥饿地狱”的若干描绘。佛典的哲理性宗教性很强，如果顺着这个维度思考，文章或许是另外一种较形而上的写法（不知道作者是否有佛教信仰？）但作者毕竟没有往形而上的方向思考，而是按社会性的维度呈现了历史文化生活场景中的若干片段。所以作者虽然提出了关于饥饿的本质性问题，但提供的答案还是欠缺些“本质性”的，形而上的力度不足。

但没有必要因此埋怨作者，因为作者是作家，不是哲学家，文章是文学作品，不是宗教经典。把作者与文章还原回到社会历史的维度来分析是合理的。马克思主义经典美学家曾提出评判一部作品的两条标准：一是历史的标准，一是美学的标准。所谓历史的标准，就是审视作家作品的思想内容是否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情感态度是否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所谓美学的标准，就是审视作家作品的表达形式是否恰当完美；历史的标准与美学的标准应该是辩证统一的。关于历史的标准，在当前的中国文化语境中已经基本上被解构了，况且我也认为，对远离文化中心的粤西地区作家提出那么高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要求也不合时宜，所以这一条标准暂时不谈。（不过需要顺便指出，作家的历史态度是否正确，往往不取决于作家个人自以为是的主观感情，而更取决于作家综合性的阅历、史识和哲思，并且有待于历史进程的全面验证。我始终认为作家不应该仅仅是一个现场事件的感受者和记录者，他更应该成为一个抉梳众多感性现象而释放出理性本质的历史哲学家。我想本文作者如果有时间跟进历史资料的最新挖掘，及时了解历史的真相，思索建国以来的意识形态演变过程及其原因，并且广泛比较中西方学者对新中国历史的研究成果，或许会突破受当今主流意识形态潜在控制着的心理感受模式，而开拓出一个全新的叙述视角。这样，文章才能真正发挥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历史标准的强大威力。）至于从美学的角度审视，我认为这篇文章的最大特色就是写得情真意切，全文语重心长而能娓娓道来，且能传达出粤西人的品格特征和粤西文化特色。

我也是粤西人。在读大学之前，一直生活在农村或准农村（农村中学），干过不少农活。家族里好几位亲人都是上山下乡知青。所以文章中描写的某些事物、场景似曾相识，当然在细节取舍和情感取向上还是有不同。（顺便提及：文章前面提到1958年已经“城乡公社化”，但后文又用了“乡干部”的老概念，不知道是作者记忆、行文有误呢，还是作者当地的基层组织或习惯性称呼与别的地方有所不同，公社化以后农村基层组织似乎一般叫“公社”、“大队”，而不叫“乡”的。）老实说，看完这篇文章，我也回忆起了很多，我回忆起我的父亲，经历过旧中国、新中国和“改革开放”时期的父亲，在新中国的日子里，我的父亲走南闯北，除了西藏，全国都走遍了，一路求学、念师范、教书、考军校、当兵打仗，用青春和血汗来建设国家，保卫国家；回忆起父亲说过三年困难时期饿得浮肿的人通过蒸汽来消肿的法子；回忆起父亲和部队战友们在农忙季节到农村里帮乡亲们干农活；回忆起父亲在过去的年代毫不犹豫地把晋升工资的机会让给更有需要的同事；回忆起父亲逢年过节都要把单位里的鳏寡孤独和“地富左右”分子请过来吃饭，或亲手把好吃好喝的东西送给隔邻的老人；回忆起父亲刻苦耐劳的品格和简单朴素的生活；回忆起父辈们在个人逆境和社会困境面前坚韧的战斗性、大无畏的气魄、乐观向上的奋斗意志和无私奉献的集体精神——我叙述这些回忆的意思是说：如果肖先生的这篇文章能够写得再传统（不那么跟潮流）一点，能够再多一点阳刚之气和鼓舞人心的精神力量，则对年轻人会有更好的正面教育意义。而且，由此我也想到了很多，想到了近代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内忧外患；想到了旧中国底层民众的饥寒交迫，流离失所；想到了无数革命先烈前赴后继的追求与战斗；想到了新中国建国还不到十周年的时候在人口增长率、人口总数和人均寿命等方面的巨大进步；也想到了今天的数千万下岗工人、到处流浪的农民工和交不起学费的失学少年；想到了我那些被就业压力折磨出心理毛病的大学本科生；乃至想到了今天穷人们的物质困乏和富人们的精神饥饿——我叙述这些“想到”的意思是说：正如肖先生在文章中朦胧表达的那样，饥饿的确不仅仅具有生理的属性，也具有社会性和意识形态性。马克思说过：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建设者（不是旁观者和埋怨者）们在美好社会理念的召引下，会选择社会主义光明道路大踏步前进。但纵观全文，作者在这方面的意识尚嫌混沌，情厚理薄，风骨未立，沉见锁心，境界难开。如果肖先生的这篇文章在思理方面能够清晰些，在格局方面能够大气些，在境界方面能够光朗些，那么整篇文章就会呈现出不一般（超越凡情俗见）的新气象。

总之，什么是饥饿？如何免除饥饿——包括物质的和精神的？这是一个问题。不仅仅是文学体验的问题，更是哲学反思的问题。

（责任编辑：赵红玉）

E-mail：zhaohongyu69@126.com

潘永辉，哲学博士，广东石油化工学院中文系主任，文学副教授。从事哲学与文学研究，发表论文六十多篇，与人合著有《康德美学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主持省、校级多项科研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