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两代新左派意识形态论的共性探讨

□谢济光（广西桂林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4）

英国两代新左派意识形态论的共性探讨

□谢济光（广西桂林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4）

汤普森安德森社会主义策略意识形态新左派

本文深入地分析了英国新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爱德华·帕尔默·汤普森（Edward Palmer Thomson）和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两人在关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过渡，以及采取何种策略的问题上存在的共性，指出两人在社会主义策略问题上存在的错误。认为新左派最终在社会主义策略问题上树立了一个完成不了的目标。

长期以来，学人对于英国新左派的研究，大都集中于第一代和第二代新左派之间的差异和争论上，却忽视了蕴藏在两代新左派差异背后具有的共性。尤其是两代人在关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过渡，以及采取何种策略的问题上存在的共性。作为英国第一代和第二代新左派的代表性人物，E.P.汤普森和佩里·安德森在当时新左派内部的理论争论上尽管依旧各持己见，但当问题涉及到社会主义策略时，二人表现出许多共同的看法。20世纪五六十年代汤普森和安德森关于社会主义策略分别发表了各自的代表作《革命》和《社会主义策略问题》。两篇文章给读者的印象还是争论，其焦点集中于英国现代危机的起源问题，而针对社会主义策略的分析却有明显的共同之处。在这两篇文章中，汤普森和安德森都表达了对英国“改良和革命”策略的不满，强调在向社会主义过渡中意识形态的重要性。同时，两个人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改良的稳定性估计不足，没有摆脱掉认识上的同质性。

一

通过研究和分析，汤普森和安德森认为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即将到来。因为一方面资本主义不可能克服自身所暴露出来的矛盾；另一方面，意识形态在历史发展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两个方面的共识在二人的策略言论中相互依存，彼此呼应。如果说资本主义耗尽了其自身的内在先进性，仅仅是因为存在着某些意识形态上的障碍的话，那么只需消除那些在向社会主义过渡过程中影响工人阶级意识形态形成的障碍也就可以了。在这两篇文章中，都可以找到关于这两种假设的阐述。

汤普森的社会主义策略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已经耗尽了自身所具备的进步性和扩张性的潜能的设想之上的。汤普森认为1945年以来资本主义由于受到改革压力的影响发生了逆转，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在战争期间做鸟兽状，资本主义内部的社会主义改革已经开始，英国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过程中会相对和平。但是汤普森对于与资本相关的社会主义改革的论断，以及当代资本主义中社会阶级力量平衡的论点，都建立在资本主义力量最小化的前提上。尽管战争、革命和改革等因素可能仍然存在，但汤普森显然对于形势产生了误解。汤普森对于历史进程的一些偶发性特别关注，使他认为资本主义的那些优势在仍旧是建立在生产方式私人占有之上的社会中会丧失掉。①

在向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过程中，汤普森提出了“革命，再革命”的口号，强调自发性。在《革命》一文中，汤普森把社会主义描述为一种选择，是对所有人开放的。如果人民充满了社会主义意识，并且愿意这么做的话，那么社会主义就会取得成功。这种信念导致汤普逊构建了一个社会主义策略观，从而使他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上过度地强调意识形态的作用，忽视了客观经济方面的考虑。这种明显的唯意识论导致汤普森认为社会主义转变是建立在“意识基础之上的意识”。在这方面，革命可能会通过坚定人民的意识形态而向前推进。汤普森没有注意到过渡中的结构性障碍。汤普森强调革命不可能只依赖于阶级对抗中的消极一面。②正如工厂制不会产生宪章运动一样，现在任何的向社会主义过渡不可能只是残酷的经济原因导致的。③但是社会主义不仅仅只是生产方式资本主义模式中矛盾解决的结果，也不是既定思想意识形式的产物。因此，汤普森从相反的方面强调思想意识的作用，与经济决定论的论调实际上是异曲同工的。

同样，安德森在文中也对思想意识的作用加以强调。安德森断言“文化解放的斗争并不是次要和辅助的”，而是“社会主义观念和理论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思想意识是向社会主义转变中的条件”④。安德森认为，鉴于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中通过思想和实践日渐结为整体的趋势，需要一个独立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队伍来承担文化和工人阶级之间的媒介作用。“由于上层建筑的光芒从未像现在这样普照着整个社会并且具备了统治性的领导权，同时考虑到社会主义文化的反攻作用，知识分子日渐变得重要。”⑤鉴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权力的分散，在其改变国家体制之前，必须首先解决“市民社会”中“人的思想”问题。这种强调思想意识的口吻同样掩饰了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过程中存在的结构性障碍。

在安德森的社会主义策略分析中，思想意识的演变是前提。用卢卡奇的话来讲，“形成社会发展意识”已经成为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重要任务。⑥但是安德森过分地强调意识形态的作用是与低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持久性影响一致的。安德森在《社会主义策略问题》一文中不仅为自己对现代危机中客观物质结构问题的忽视，也为自己对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的意识形态局限性的论断，以及对思想意识和知识分子作为思想意识的媒介的强调找到了缘由。安德森在意识形态问题的核心之处，发展和深化了他的社会主义策略。由于受到意识形态危机的困扰，工人阶级只有用集体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意识。很显然，对他们来说不可能主动地获得新社会的思想。这种形式的思想意识不可避免地要知识分子进行再思考，去除套在工人阶级头上的紧箍咒，使它再次回到历史当中去，充当革命的主体。但是，从安德森文章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安德森没有为那些能够创造这种思想意识的物质前提做明确的说明。因此，安德森只有在抽象的思想意识层面来界定危机和思考其解决方案。在思想斗争和物质以及政治斗争的相互转化的过程中，工人阶级的“资产阶级化”恰好是与这种思想意识的危机相符合的，进而强化了理论的必要性以及知识分子的作用。

在安德森的《社会主义策略问题》和汤普森的《革命》两篇文章中，都提出了一种与经济决定论相反的意识形态决定论。安德森企图回避经济决定论中的理论空白，这种空白导致安德森像汤普森一样犯了同样的错误，即片面地改变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互之间的关系。⑦巧合的是，阻碍资本自我恢复的因素恰好与社会主义策略中现代危机的意识形态方面相吻合。然而，这两种情况都低估了“资本的持久力”，而且坚持认为，用卢卡奇的话说，“资本主义的真正力量大大地削弱了，只有意识形态在那里挡道”⑧。这正好是安德森所深信不疑的，即缺乏一个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意识，阻碍了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中的工人阶级。安德森没有注意生产关系中资本支配所产生的现实障碍，没有指出再多的革命理论也不足以转变一个社会，更何况这个社会的物质基础是如此的坚固和牢靠。由于没有注意到客观经济对于社会主义发展的副作用，安德森暗示现代工业成就的物质条件已经成熟，现在是改变工人阶级思想意识的时候了。但是安德森没有注意到马克思长期坚持的一个观点，即“只有在资本自身内部生产力的发展本身遭遇了障碍之时，资本才会消亡”⑨。因此，这种情况不可能在人的思想中产生，思想意识不能保证建立一个新的历史形式。同时，资本可能会突破自身再生产的局限性，从而克服其发展过程中的内部危机。安德森，包括汤普森都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所以他们丧失了从这个方面开展社会主义策略的尝试。

二

可以说，汤普森所寻求的社会主义策略依靠的是社会主义代言人，并以此来形成一个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理论；而安德森则是试图在生产关系的转变中准备着自己的理论必然性。因此，在安德森的头脑中，他所理解的领导权概念是与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权力特征和分配的理解相一致的。必要的方式就是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工人阶级的许可或意识形态的附属要得到保证。显然，这里安德森是受到了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权力核心及其运作的阐释的影响。安德森认为，英国社会的特点是“市民社会”优于国家。正是这种概念致使安德森认为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里，统治阶级的统治权和威信是通过赞同，而不是通过高压来维持的，也就是一个特殊的社会集团凭借其自身的能力实施领导权，制定和建立其特殊思想意识的利益。但是，安德森并没有把这种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剥削和支配形式表现出来的领导权概念根植于任何地方，只是把领导权起源的问题公开化，仅仅是把它看成是思想意识的结果。因此，对于安德森而言，领导权并没有被当成冲突和认同的产物，而只是一种简单的方式。这样就导致了在领导权的建立中不恰当地强调了赞同和许可的作用，而排除了对统治阶级在为了组建一个赞同和许可的机构而创建一个结构条件的具体方式的理解。⑩

因此，安德森这种对葛兰西领导权观点不加批判的接受，妨碍了他对现代危机中经济特征的认识，导致了他牵强附会地沉醉于“市民社会”和上层建筑之中。这种策略不仅扭曲了现代危机起源的历史分析，而且误导了安德森社会主义策略的分析。如果“市民社会”优于国家，那么在“市民社会”中得到保障的领导权就会成为其具有统治地位的社会集团保证它们优越性的关键，故而社会主义者的任务就是要形成工人阶级的“思想意识的皈依”，把工人阶级从资产阶级意识相关的附属地位中解放出来。像葛兰西一样，安德森不仅从本质上误读了资本主义的特性，低估了资本主义超越危机的能力，而且过分强调了资本主义社会在维护资产阶级权力时的思想意识的作用。

安德森认为，政党是工人阶级缺乏革命思想的“代用品”。只有武装了一个具有统治意识的社会主义政党才有可能给工人阶级提供一个挑战和改变当权集团的必要思想意识。安德森从一开始就没有认识到在生产关系中劳动隶属于资本的真实状况。结构并没有因为思想意识的改变而发生变化，恰恰是通过这些结构上的运行，工人阶级被异化了，这种异化不仅涵盖了他们的劳动对象，而且还包括了降低其自身地位的劳动成本，所有这些都是资本规律支配的结果。非但安德森对于这些明显的特征没有搞清楚，就是汤普森本人也没有弄明白。他们只是在陈述和说明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之间的关系。安德森试图解释说明理想类型的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主义政党的企图，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替代主义的变种。这仅仅是一个独立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社会主义理论思考。为了弥合带有工团主义思想的工人阶级和带有统治思想意识的社会集团之间的距离，安德森强调在社会中相对独立的知识分子阶层的作用，认为不但能够成为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主义政党中的领导者，而且可能会改变无产阶级的思想。然而，这种试图在理想和现实之间架构一座桥梁的做法仅仅是一种替代主义的要求，即工人阶级在自己的形成过程中放弃自身的作用。⑪如果说工人阶级在社会中是处于附属地位的话，那么对工人阶级的这种附属地位的分析就应该得到加强。在这个问题上似乎汤普森显得更加清醒，他认为，社会主义应该是工人阶级自我行动的结果。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汤普森的一种观点，即知识分子阶层在工人阶级中对于社会主义意识思想的构建会起到重要的作用。所以，这里两人都是含糊不清的，都没有拿出一个具体清晰的解决思路。

三

在安德森和汤普森看来，归根到底，社会主义策略的危机就是意识形态的危机。要解决这个问题，只有在思想意识层面来进行。两个人都坚持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前提就是思想意识的转变。在他们看来，社会主义策略的失败是与客观经济状况的发展没有关系的，而是与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危机有关。当面对一个成功的社会主义过渡策略时，汤普森克服困难障碍的分析就建立在了工人阶级代言人的设想上了。正是这种设想形成了汤普森分析中“颠倒的简单论”。为了避免在历史进程的探讨中陷入经济决定论和现实圈套，汤普森把《革命，再革命》中的社会结构部分简化了，目的是为了强调意识形态的作用。安德森也是倾向于这种“颠倒的简单论”。他们的文章中所暴露出来的理论和经验的表面化，清楚地表明这两个人的设想是一致的。如果汤普森所提出的代言人要求证实了思想意识将会改变走向社会主义的现实的话，那么安德森的领导权概念也会导致安德森持有同样的看法。最重要的是，安德森和汤普森在信仰上的模棱两可，致使他们忽视了客观经济条件，不恰当地把重点放在向社会主义转型中所面临的意识形态阻碍上。简而言之，新左派树立了一个完成不了的目标。

①E．P．Thompson．“Revolution”，New LeftReview，3（May－June 1960），p．5．

②E．P．Thompson．“Revolution”，New Left Review，3（May－June 1960），p．8．

③E．P．Thompson，“Revolution Again！Or Shut Your Ears and Run”，New Left Review，6（November－December 1960），p．25．

④Perry Anderson.“Critique ofWilsonism”，New Left Review，27（September－October 1964），p．27．

⑤Perry Anderson.“Problems of Socialist Strategy”，in Anderson and Blackburn，Towards Socialism.Fontana／NLR，London，p．270．

⑥G．Lukacs.PoliticalWritings，1919－1929：The Question of Parliamentarism and Other Essays（London 1972），p．14．

⑦Perry Anderson.“Socialism and Pseudo－Empiricism”，New Left Review no．35，January／February，p．31．

⑧G．Lukacs.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p．262．

⑨G．Lukacs.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p．262．

⑩J．V．Femia.Gramsci’s Political Thought：Hegemony，Consciousness and the Revolutionary Process（Oxford 1981），p．35－45.

⑪E.P.Thompson．The Poverty of Theory，London：Merlin Press，1978，p．378．

谢济光，副教授，南京大学博士，桂林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副院长。

（责任编辑：张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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