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歌诗”赏析(一)

2010-08-15 00:42孙良好
名作欣赏 2010年4期
关键词:乐歌歌诗李叔同

/孙良好

作 者:孙良好,温州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著有《建筑•抒情•栖居大地——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三维世界》。

策划人语:诗歌追其源流,本就是和歌之作,或以“歌诗”命名之更为妥帖,然诗与歌分离之后,人们就很少再关注诗之“歌”性。从本期始,我们将随孙良好先生走入现代“歌诗”的殿堂,在品赏一首首“歌诗”的同时,感受“歌诗”中潜藏的诸般意蕴。

开场白:能“歌”的诗和“诗”性的歌

诗言志,歌咏言,声依咏,律和声。——《今文尚书·尧典》

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毛诗序》诗为乐心,声为乐体。——《文心雕龙·乐府》

中国古代向有诗乐舞一体之说,以上的引文便是很好的佐证。而在这当中,歌与诗的结合更成了中国古代诗歌的一个重要传统,从《诗经》到汉乐府到唐诗、宋词、元曲,一直到明清以来的各种民间戏曲等等,大都是可以歌唱或者可以入乐的。当然,中国古代也有不少只能诵读而不能歌唱的诗,尤其是汉代以后,由于诗逐渐成为文人们表达思想情感的工具,与歌舞音乐剥离的纯粹的文人诗在中国诗歌史上占了越来越大的比例。但是,通观中国古代诗歌的发展,无论从内容还是形式上看,歌舞音乐对诗的影响还是明显的。为了便于论述,我们不妨把可以歌唱的诗称为“歌诗”。如果说歌诗在中国古代诗歌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我想一般不会引起太大争议。但是,自胡适在文学革命中“尝试”白话诗以来,新诗因为最初有意摆脱格律束缚而离歌越来越远,于是,歌与诗的剥离似乎成了中国现代诗歌的一个重要特征。事实上,中国现代与歌密切相关的诗依然为数不少。置身于中国现代文化语境,我们依然可以发现由能“歌”的诗和“诗”性的歌共同构成的现代歌诗在中国现代诗歌史上同样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

李叔同和他的《送别》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

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斛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

李叔同(1880-1942),祖籍浙江平湖(一说山西洪洞),生于天津,出家后号弘一法师。他在俗世时是才华横溢的艺术教育家,出家后是精研律宗的一代高僧。他精通诗词、书画、篆刻、音乐、戏剧,对中国现代绘画、音乐和戏剧均具开拓之功。

作为中国现代音乐文学的启蒙者和学堂乐歌创作的代表人物,1918年皈依佛教之前的李叔同共创编乐歌五十多首。在这些乐歌中,就有不少是具备诗性的,《送别》即是流播最广的一首。

李叔同创作《送别》的时间颇多争议,比较有代表性的说法有三:1908年, 1914年, 1915年。这些争议的存在可能与《送别》的创作前史有关。1905年秋,李叔同东渡日本留学;1906年春,他在东京编辑中国最早的音乐刊物《音乐小杂志》;1907年,日本著名音乐家、教育家犬童球溪(1884—1943)采用美国通俗歌曲作者J.P.奥德威(Johop Ordway,1824—1880)所作的《梦见家和母亲》(Dreaming of Home and Mother)的旋律,用日文填写了《旅愁》,刊登于《中等教育唱歌集》并开始广为传唱。1908年,羁旅中的李叔同听了《旅愁》后感触良多,于是动手翻译,这首译词和后来的《送别》在形式上几近一致:

西风起,秋渐深,秋容动客心。独身惆怅叹飘零,寒光照孤影。

忆故土,思故人,高堂念双亲。乡路迢迢何处寻?觉来归梦新。

1911年,李叔同从东京上野美术学校毕业回国,先后在天津高等工业学堂任图案教员,在直隶模范工业学堂任图画教员。1912年春,他自天津至上海,任教于城东女学,授文学和音乐课;同年秋应邀赴杭州任浙江两级师范学校(1913年改名为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图画、音乐教员。1915年,应南京高等师范之聘兼任该校图画音乐教员,每月往来杭宁之间。或许是教学的需要,或许是离愁的促使,他写下了在音韵上远胜《旅愁》、更适合吟诵和歌唱的《送别》。

送别是中国传统诗词曲赋的一个母题,李白《送友人》中的“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王维《送元二使安西》中的 “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州》中的“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白居易《赋得古原草送别》中的“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柳永《雨霖铃》中的“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都可谓千古绝唱。至于马致远《天净沙·秋思》描述的“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与李叔同的《送别》更称得上是古今交相辉映。

《送别》的意象基本上源自中国古典诗词。长亭和古道是送别的场所,晚风和夕阳是送别的情境,芳草、杨柳、竹笛和浊酒是送别的物象,当这些意象汇集起来时,一首穿越古典抵达现代的极品之作就诞生了。长亭外、古道边的送别画面和天之涯、地之角的心灵悲叹相呼应,充满着苍凉的意味。联想到几年后李叔同的弃世出家,我们似乎可以感悟到精美文辞背后隐含的人生空幻。

《送别》在中国,最初是作为学堂乐歌传唱的,后来经由电影音乐深入人心。1963年,谢铁骊执导根据柔石的小说《二月》改编的故事片《早春二月》,影片选择《送别》作为插曲。虽然影片没有刻意突出这首歌,只是作为学生们的歌声而存在其中,但由于交代了时代背景,渲染了如诗如画的氛围,依然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1982年,吴贻弓执导根据林海音的同名小说改编的故事片《城南旧事》,选择《送别》作为主题歌,其旋律贯穿影片始终。影片开首便是由笙与竖琴演奏的《送别》曲,之后每一段离别都伴随这个主题音乐,中国式的别离情绪被婉约而唯美地表达出来。富有意味的是,《早春二月》的原作者柔石本人很景仰李叔同,而《城南旧事》导演吴贻弓的父亲就曾经是李叔同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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