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 艳(江汉大学语言文学研究所, 武汉 430056)
疾病与个人隐喻
对疾病所遮蔽意义的探讨,影响巨大的是法国的米歇尔·福科(Michel Foucault)和美国的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福科通过对某种疾病的考古,例如“癫狂”病人在不同历史阶段所受不同待遇,揭示癫狂与文明的关系。福科认为,古希腊时期的疯癫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苏格拉底式的理性智慧;中世纪的疯癫则处于边缘地位,但从中世纪到文艺复兴时期,癫狂仍然作为一种审美和世俗事实存在,莎士比亚和塞万提斯作品说明癫狂具有表现和启示真实的功能,例如麦克白夫人在变疯的时候开始道出真言。17世纪,出现禁闭“狂人”的做法,癫狂开始被社会排斥,成为一种可笑、虚妄的病态。到了20世纪,则是集中用精神病院处置癫狂者,精神病院就像监狱一样,成为一种社会控制和惩戒的手段。①
苏珊·桑塔格认为疾病是生命的阴面,而且是一种更麻烦的公民身份。我们每个降临世间的人都拥有双重的公民身份,其中一个属于健康王国,另一个则属于疾病王国。②苏珊·桑塔格从文学作品和现实背景分析疾病的文化寓意及其深刻影响,探讨“仅仅是身体的病”为何能够变成道德批判,又为何能够转换成一种社会的压迫和歧视。以艾滋病为例,她以为艾滋病常常使病患带有犯罪感和耻辱感,因此让这种感觉和意义从隐喻中剥离出来就特别具有解放作用,甚至是抚慰作用。③的确,“隐喻是一种日食”,它不仅体现在语用上,同时也是一种思维甚至一种制度,无形或有意地规约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