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历史主义视角下的魔法世界——评莎士比亚的《暴风雨》

□韩媛媛（南京理工大学外语系， 南京 210014）

莎士比亚的名剧《暴风雨》是其封笔之作。虽然它的创作时间较晚，但是自从第一部对开本以来，在几乎所有莎剧全集的目录表上，它一直拥有首篇的荣耀。作为莎翁告别舞台的传奇剧，自从该剧问世以来，它一直备受评论界关注，特别是进入20世纪之后，相关的评论可谓汗牛充栋。近几年，国内的学者大多站在“他者”的身份上，从后殖民主义角度分析主人公米兰公爵普洛斯彼罗和半人半兽的凯列班之间的关系，认为普洛斯彼罗掌握着殖民者的霸权，表现出西方传统人文主义者的伪善；而作为荒岛原著民的凯列班则象征着被压抑和扭曲了的有色人种，因而断定《暴风雨》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西方世界的殖民史。

然而，莎翁作品的开放性与丰富性决定了对《暴风雨》的解读不可能也“绝对不可拘禁在后殖民主义理论之内”①。上世纪80年代后，一种不同于旧历史主义和形式主义批评的“新”文学批评方法——新历史主义开始逐渐进入评论家的视角，并被着重运用于对文艺复兴时期文学作品的研究。新历史主义打破了主观与客观、真实与虚构、文学与历史之间二元对立的关系，把历史当作由叙述话语结构连缀起来的“素材”，提倡“把文学材料和非文学材料同样当作‘文本’来进行阐释”②。新历史主义学家指出，一方面文本与历史之间具有互文性，文本受到共时文化语境的影响；另一方面，文本参与重塑历史，展示出强大的修辞力量。因此他们往往喜欢在大写的历史背景下挖掘出小写的和复数的历史，例如格林布拉特就特别“关注文化所赖以生存的经济和历史语境，将文艺复兴的轶事趣闻纳入‘权力’和‘权威’的历史关系中”③，为莎翁作品提供了多维阐释的可能性。

本文从新历史主义视角出发，通过对《暴风雨》中魔法世界的分析，试图证明莎翁的《暴风雨》不但为英国伊丽莎白一世和詹姆斯一世统治时期下的新教改革和王朝政治提供了宝贵的历史佐证，而且它还参与了对历史的重塑，为协助巩固英国国教的统治地位发挥了某种作用。

米兰公爵的魔法与非洲女巫的法术

米歇尔·福柯在《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中谈到人文科学对对象的取舍时，这样说道：“由于历史的人，就是生活着的、劳动着的和讲着话的人，所以，大写历史的无论什么样的内容都从属于心理学、社会学或语言科学。但相反的，由于人彻底成了历史的，因此，由人文科学所分析的内容本身既不能保持稳定，也不能逃避大写历史的运动。”④有鉴于此，作为国王供奉剧团的剧作家，莎士比亚在他的剧作中难免会受到英国王室话语权威的威慑，并力求使自己的作品所表达的主题尽量符合王家规范。可也正因如此，他的作品更好地反映了历史的真相，与史料相得益彰。《暴风雨》正是这样一篇佳作。

莎士比亚的《暴风雨》遵循了古典三一律的原则，讲述了一个六小时之内的故事，它通过不同叙述者之口把围绕主题事件长达20多年的是是非非展现在观众的眼前。其中包括女巫西考拉克斯从阿尔及尔被驱逐到荒岛，养育儿子凯列班；米兰公爵普洛斯彼罗被弟弟推翻政权，带着女儿漂至荒岛，并从西考拉克斯手上赢得了对荒岛的控制权；那不勒斯国王不远万里把女儿克拉莉贝尔公主嫁到突尼斯，却在返航的过程中遭遇海难，使得昔日的敌人再次相遇。在以上提到的一系列的事件中，《暴风雨》都以魔法为依托，展示了一个神奇的魔法世界。

《暴风雨》开幕不久，普洛斯彼罗就向女儿米兰达阐述了如烟的往事。原来，他本是米兰的公爵，由于“遗弃了俗务，在幽居生活中修养我的德性”⑤（第一幕第二场），而被其弟安东尼奥钻了空子，篡权夺位。那么，人们不禁感到疑惑，普洛斯彼罗钻研的学问究竟是什么呢？它何以有这么大的魅力使得“一个有权有势的国君”（第一幕第二场）置朝政不闻不问呢？那些他看得“比一个公国更宝贵”（第一幕第二场）的书籍究竟记载着什么内容呢？

虽然我们极少有第一手证据来证明普洛斯彼罗在米兰研究的究竟是些什么书籍，但是可以推测，普洛斯彼罗通过对书籍的秘密研究，获得了难以预料的超能力，他把这种超能力向米兰达解释为“魔法”。可以说，对书籍的热爱，对“魔法”的痴迷正是普洛斯彼罗被驱逐出米兰的一个重要原因。而篡位者安东尼奥也许正是抓住了这个把柄，指责普洛斯彼罗的异端行为，“使国中所有的人心都要听从他的喜恶”（第一幕第二场），让他的哥哥身败名裂。

当然，《暴风雨》中由于遭受驱逐而不得不逃到荒岛上的还不止是普洛斯彼罗一人。早在普洛斯彼罗到达荒岛之前，这片小岛本是女巫西考拉克斯和她的儿子凯列班的天下。“这个万恶的女巫西考拉克斯，因为作恶多端，她的妖法没人听见了不害怕，所以被逐出阿尔及尔。”（第一幕第二场）她“能够叫月亮都听她的话，能够支配着本来由月亮操纵的潮汐”（第五幕第一场）。

俗话说，一山不容二虎。当拥有魔法的米兰公爵和来自阿尔及尔的女巫相遇后，他们之间便不可避免地展开了对荒岛的争夺战。在这场争夺战中，双方可能在一段时间内势均力敌，可是很快普洛斯彼罗的魔法就显得略胜一筹。凯列班承认：“他的法术有很大的力量，就是我老娘所礼拜的神明塞提柏斯也得听他的指挥，做他的仆人。”（第一幕第二场）岛上的精灵爱丽尔被囚禁在松树里，即使是西考拉克斯也无法让其解脱，普洛斯彼罗却运用他的法术使松树张开裂口，将爱丽尔于苦难中解救出来。

由此可见，普洛斯彼罗的魔法和女巫西考克拉斯的法术似乎并不是一回事，他的魔法甚至可以取得连女巫都难以企及的神奇威力。那么我们究竟应该怎样来看待两者不同的魔法呢？它们之间有着怎样的区别？又分别代表了什么？米兰公爵对非洲女巫的胜利是偶然的吗？笔者认为，普洛斯彼罗的魔法代表了在伊丽莎白和詹姆斯一世统治时代下遭受排挤的天主教，而女巫西考克拉斯的巫术则代表了基督教以外的宗教信仰。在莎士比亚生活的英格兰，无论是天主教还是基督教以外的其他宗教，都被视为异端，因此它们在一定程度上都会受到占统治地位的英国国教的压制和打击。可是，如果把这两种不同类型的异端相较高低的话，作为基督教分支的天主教战胜其他异族宗教，对于文艺复兴时期信奉上帝的欧洲观众来说，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并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他们的心理需要。从这一意义上来说，莎士比亚笔下的米兰公爵对非洲女巫的胜利也绝非偶然。

小写的、复数的与大写的历史

作为非洲女巫，西考拉克斯崇拜月亮上的神明塞提柏斯，利用她所知道的法术“作恶多端”，但是她也“曾经行过某件好事”（第一幕第二场）。因此怀孕的西考拉克斯逃过了惨遭杀死的命运，被驱逐到荒无人烟的海岛上。当文艺复兴时代笃信基督教的欧洲观众观看《暴风雨》的时候，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们对于以女巫为代表的异教徒的结局是相当熟悉的。莎士比亚所生活的时代，正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此时，西方世界在经过中世纪漫漫长夜的基督教专制后，早已确立了教会不可撼摇的统治地位。在伊丽莎白和詹姆斯一世统治下的英国，人们认为巫师和女巫作为魔鬼的代言人理应受到惩罚，巫术被定为重罪。詹姆斯曾在1597年出版了一本关于巫术的研究著作《论巫术》，他认为“巫术确实存在，对王国构成严重威胁”⑥。当时，教团在全国范围内搜寻巫师、法师，一旦发现便以死刑论处，法律禁止法术用于推测女王的继承人。1604年的法案规定“禁止任何人为任何企图和目的，对邪恶的精灵咨询，定约、供奉、利用、供餐和酬报。不得把男女或幼童的尸身从坟墓及其他葬地掘出，不得取死人皮肤、骨头及任何部位，用于任何形式的巫术、魔法、蛊术、幻术。不得用任何巫术、魔法、蛊术、幻术杀人、伤人、致人衰弱、耗损、憔悴或残废。”⑦在基督教传播到英国之前，英格兰早就存在本族人民信仰的神明，而基督教的文化在与英格兰各民族早期融合的过程中，不是以一种强权的姿态取缔其他一切“非法”的朴素信仰，而是逐渐渗透到英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排挤其他信仰，继而取而代之。因此，可以说，多神论在英国一直植有根基。文艺复兴时期的英国民众虽然信奉上帝，可也不排除有其他善恶精灵存在的可能性，因此对于巫术也持有半信半疑的态度。根据1591年的《苏格兰新闻》记载，詹姆斯一世曾经由于他的丹麦新娘在海上遭遇暴风雨而更改婚庆计划。国王本人认为这是由于“巫术”设障，因而立即开展了全国范围内的“清巫”行动，在审讯中他甚至亲自到场，也许还对巫术产生了某种特别的兴趣。当时有一个名为盖丽斯·邓肯的女仆被指控为女巫，“詹姆斯听说巫婆们一路跟着盖丽斯·邓肯的小喇叭舞曲跳舞到了北贝里克教堂……他派人带来这个巫婆，令她为自己演奏这支曲子”⑧。

如果说“女巫”的悲惨遭遇只是新历史主义所关注的处于边缘地位的微弱的“小写的历史”的话，那么哈布斯堡王朝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576年—1612年），同时也是当时的匈牙利国王、波西米亚国王和奥地利大公——鲁道夫二世的个人兴趣和政治命运可以算得上是与《暴风雨》共时的“复数的历史”。在詹姆斯一世生活的时代，由于研究巫术和神秘哲学而遭到非难的事例不仅仅发生在“巫师”、“巫婆”等平常人身上，即使是一国之君也难以幸免于难，鲁道夫二世就是其中一例。1606年，哈普斯堡皇室的大公们指责他们的皇帝“只对巫术、炼金士、神秘哲学家以及诸如此类的人感兴趣，不惜血本地去寻找各式各样的珍宝，学习神秘的理论，并用可耻的方法去祸害他的敌人”⑨。因此剥夺了他的管理权，授权给他的弟弟马蒂亚斯。两年后，鲁道夫被迫把奥地利、匈牙利和摩拉维亚的王位让给马蒂亚斯。1611年，马蒂亚斯又和波西米亚的新教派联合起来，将鲁道夫二世囚禁在布拉格的城堡中，顺利登上了波西米亚的王位。鲁道夫转而向詹姆斯一世寻求帮助，他派送大使至英格兰，希望英王能够支持他复位，同时促成伊丽莎白公主和弗里德里克五世的婚姻。可是，詹姆斯一世眼见鲁道夫的大势已去，发表了《效忠誓言道歉书》，拒绝协助鲁道夫复位。孤立的鲁道夫只有把自己关在宫殿里，逐渐从国家事务的管理中抽身，专心致志于科学和神秘学的研究，抑郁而终。鲁道夫二世的执政生涯众所周知，因此如果我们就此猜测莎士比亚在塑造普洛斯彼罗的形象时受其影响，也不足为奇。

相较于鲁道夫二世而言，《暴风雨》中的米兰公爵要幸运得多，因为他可以运用魔法掀起暴风雨，通过精灵的巧妙安排，让他的敌人幡然悔悟，最终达成和解，成功返回米兰。在此过程中，可以说普洛斯彼罗的魔法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与女巫西考拉克斯的巫术相比，公爵的魔法似乎具有更大的威力。普洛斯彼罗凭借岛上精灵的帮助，可以“遮暗了中天的太阳，唤起了作乱的狂风，在青天碧海之间激起了浩荡的战争；”“使稳固的海岬震动，连根拔起了松树和杉柏”；甚至能让“坟墓中的长眠者也被惊醒，打开了墓门出来”（第五幕第一场）。那么，为什么笔者认为普洛斯彼罗的魔法与一般意义上的基督教异教不同，恰恰隐射伊丽莎白和詹姆斯一世统治时代与英国国教相对立的天主教呢？首先，我们必须明白，文艺复兴时期的英国民众对于魔法与宗教之间的界限并不十分清晰。“牧师和魔法师在普通民众心目之中并没有区别。”⑩新教徒提出在英国进行宗教改革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们认为英国的教会里充斥着异教的成分，而他们所指的异教实际上就是天主教。因此，普洛斯彼罗的魔法作为异端完全可以理解为被新教视为异端的天主教。其次，《暴风雨》中的普洛斯彼罗身着法衣，口念咒语，呼风唤雨，予人施魔，他的架势像极了罗马天主教里正在做弥撒的牧师，难免让观众想到现实生活中的天主教徒。在《暴风雨》第三幕第三场，普洛斯彼罗让精灵们制造幻觉，先邀请那不勒斯的贵族们参加酒席，又瞬间使筵席消失。剧中的这些场景都不禁使人联想到天主教中的圣餐仪式，而普洛斯彼罗正是举行仪式的天主教牧师。再次，普洛斯彼罗反复多次提到了他打算捐弃“狂暴的”（第五幕第一场）魔法的决心，他一再向观众告白他将折断他的魔杖，并把他的书投向深不可测的大海，如同一个天主教徒在忏悔。这样，如果我们把普洛斯彼罗受到驱逐的经历看作一位信奉天主教的君主在新教改革背景下的境遇，那么或许就更容易理解莎士比亚情节设置的合理性。因为无论是对于排斥天主教的詹姆斯一世，还是受到新教改革影响的大部分英国民众来说，拒绝接受英国国教的罗马天主教徒都应该被逐出英格兰。

事实上，从亨利八世因为子嗣问题而进行宗教改革直至詹姆斯一世即位，英国新教与罗马天主教的斗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英国国教统治地位的确立也可以说是在鲜血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到了莎士比亚生活的时期，宗教纷争虽说已不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但王室对罗马天主教复辟的警惕从来就没有放松过。无论对于英国王室还是普通民众，都铎王朝的宗教迫害都是不愿重复的“大写的历史”。然而正是以这段“大写的历史”为鉴，伊丽莎白女王和詹姆斯一世确立了他们的宗教政策。

作为创作《暴风雨》的文化语境，我们有必要来回顾一下这段残酷的“大写的历史”。英国新教与天主教的纷争始于亨利八世。在亨利八世统治早期，一些宗教改革派由于对教会的贪婪腐败深恶痛绝，对罗马天主教里圣餐和其他无谓的宗教仪式提出质疑，继而发动宗教改革。可是，罗马天主教借着教会的势力，展开了对改革派的镇压。“据不完全统计，仅在1506年—1521年间，教会所审理的异端案件，多达342起。其中9人被判处火刑。”[11]然而很快，新教徒受到迫害的局面就扭转了。1534年，英国议会在《至尊法案》中宣布英国教会与罗马教廷决裂，确定君主专制的地位，并宣布英王具有决定一切宗教事务的权力，从而树立了英国国教（安立甘国教）的最高统治地位。与此同时，亨利以血腥镇压的方式对于国内支持罗马教廷的信徒给予打击，“千百人被处以绞刑、剖胸和肢解”[12]。爱德华六世即位后，英国一时之间成了新教徒的天下，议会公布《再度一统法案》巩固新教改革的成果。1553年，历史上著名的天主教信徒“血腥玛丽”荣登大宝，天主教开始复辟。教皇的权威重新树起，男女修道院在修整之后再次开张，被打倒的神像在教堂里复位，古老的宗教仪式得到张扬，英语版的《圣经》被投入火海，新教的大主教被焚死。据统计，“在玛丽统治的最后4年，约有300人被害；其中50名是妇女。因躲避迫害逃亡大陆的难以计数。玛丽的残暴和殉道者惨烈的死亡激发了新教徒的斗志，甚至一些天主教徒，也对他们的信仰发生怀疑”[13]。

1558年，伊丽莎白一世登基，她意识到只有宗教和平，才能给英国带来经济和政治上的稳定局面。因此，女王在宗教信仰上采取了一种折中的解决方法，既不得罪天主教，又起到新教改革的目的。根据1563年颁布的《三十九条信纲》，圣经被赋予最高的权威，教会“承认只有洗礼和圣餐是基督设立的圣事”[14]。女王重新确立英国圣公教为国教，强调教会和国家是统一体，废除了玛丽女王在位期间为确定天主教的统治地位所颁布的法律，拆除一切圣徒偶像、圣坛和染色玻璃。正是这种宽松中庸的宗教政策，使得基督教的派别之争在女王统治时期缓解下来，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詹姆斯一世在宗教政策上延续了伊丽莎白时期的做法，捍卫了英国国教至高无上的地位，颁布英王钦定版圣经，但保留了罗马天主教的一些宗教仪式和教会中主教的地位。莎翁创作《暴风雨》的时期，英国国教的统治地位虽已确立，可也不排除存在被颠覆的潜在危险。一方面，王室要时刻警惕着罗马天主教的复辟，另一方面，新教改革极左派的清教徒提出的改革措施又成为了内部瓦解英国国教的力量。作为宫廷的表演剧目，莎翁的《暴风雨》显示出拥护英国国教的立场，不但与詹姆斯一世的宗教政策相符，也可以说与民意相符。经历了长时期的宗教纷争之后，我们有理由相信，英国民众也一定渴望国家稳定，并开始逐渐习惯于脱离罗马教廷的信仰方式。如果说米兰公爵普洛斯彼罗是当作天主教信徒被驱逐的话，那么，我们就不难理解他在返回欧洲之前放弃魔法的决定。普洛斯彼罗似乎在戏剧开幕前就做好了复位的准备，也下定了放弃魔法的决心。在他看来，魔法帮助他达成重回米兰的心愿，也会成为他以后执政的把柄，所以不得不“折断我的魔杖，把它埋在幽深的地底，把我的书投向深不可测的海心”（第五幕第一场）。如果说普洛斯彼罗象征拒绝改革的天主教信徒的话，那么被折断的魔杖则代表传统复杂的天主教宗教仪式，而那本被扔进大海的书则代表了当时天主教牧师所使用的用拉丁文纂写的只有受过高等教育的牧师才能看得懂的圣经。通过这一情节的安排，莎翁似乎在向观众们传达了这样的信息：任何“弃暗投明”的天主教徒在英国都有可能被接受。这样，《暴风雨》通过对天主教徒的感召完成了重塑历史的使命，协助巩固了英国国教的统治地位。通过比较普洛斯彼罗的魔法和女巫西考克拉斯的法术，我们可以看出《暴风雨》中看似与世无争的海上荒岛，实际处处暗藏玄机，摆脱不了与欧洲大陆千丝万缕的联系。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莎士比亚的《暴风雨》通过与不同的小写的、复数的、大写的历史之间相互观照，构成一种互文性的关系。一方面，它不可避免地受到英国文艺复兴时代的历史语境的影响，代表了当时英国王室所倡导的主流思想与文化，为英国伊丽莎白一世和詹姆斯一世统治时期下的宗教改革和政治斗争提供了宝贵的历史佐证；另一方面，它也对巩固英国国教的统治地位发挥了某种作用。新历史主义者卫曼“界定文学作品为历史沟通活动中的错综互动，它能将虚构的事件在历史的某些片刻，借着读者的领受，施展出它的‘论述实践’，使虚幻的想象在历史上找到定位并得以实现”[15]。莎翁的《暴风雨》在文学虚构的基础上充分展示了“文本的历史性与历史的文本性”[16]，也成为这句话最好的注脚。

① 王忠祥：《“人类是多么美丽！”——〈暴风雨〉的主题思想与象征意义》，《外国文学研究》，2008年第4期，第28页。

② 朱刚编：《二十世纪西方文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02页。

③ 朱立元主编：《当代西方文艺理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98页。

④ 米歇尔·福柯：《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莫伟民译，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484页。

⑤ 莎士比亚：《莎士比亚全集（一）》，朱生豪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第5页—第86页。本文剧中人物的汉译和对《暴风雨》的引用均出自该译本，仅在引文后括号内注明场次。

⑥⑦⑧ 斯蒂芬·格林布拉特：《俗世威尔——莎士比亚新传》，辜正坤、绍雪萍、刘昊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50页，第251页，第254页。

⑨ Kast an,Davi d Scot t,“The Duke of M i l an/And H i s Brave Son:Dynast i c Pol i t i cs i n The Tem pest”i n Vaughan,Vi rgi ni a M ason and Vaughan,Al den T.,ed.,Critical Essayson Shakespeare’s The Tempest,New York:G.K H al l&Co.1998,p102.

⑩ Ri st,Thom as,Shakespeare’s Romances and The Politics of Counter-Reformation,W al es:The Edwi n M el l en Press,1999,p120.

[11][12][13] 阎照祥：《英国史》，人民出版社，2003 年版，第145页，第147页，第157页。

[14] 布鲁斯·雪莱：《基督教会史》，刘平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03页。

[15] 张京媛编：《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70页。

[16] Branni gan J.New Historicism and Cultural Materialism,New York:St.M art i n’s Press,1998,p2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