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疯癫和死亡的女人——《黄壁纸》与《时时刻刻》的互文性研究

□赵晓囡（中国石油大学外语系， 北京 102249）

互文性（Intertexuality）是后现代主义的重要文本理论概念，最初由法国文学理论家、女权主义批评家克里斯蒂娃提出，“任何作品的文本都由行文的镶嵌品构成”①。在此基础上，索莱尔斯进一步阐释了互文性：任何文本都处在若干文本的交汇处，都是对这些文本的“重读、更新、浓缩、移位和深化”②。学术界把互文性通常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互文性和后结构主义联系在一起，认为任何文本与赋予该文本意义的知识、符码和表意实践之间都存在着互文关系。狭义的观点以热奈特和法特尔为代表,从结构主义路径出发，用互文性来指称一个具体文本与其他文本之间的关系，是对特定文本的有意改写。无论是广义还是狭义的互文性,其基本含义都是指“一个文本把其他文本纳入自身的现象，是一个文本与其他文本之间发生关系的特性”③。

《黄壁纸》（以下简称《黄》）是美国著名作家、社会学家、女权运动先驱夏洛特·吉尔曼(Gilman，1860—1935)的代表作。该小说以第一人称的叙事视角讲述了“我”，一个患上产后抑郁症的中产阶级妇女，被丈夫囚禁在乡间别墅进行休息治疗，最终发疯的故事。吉尔曼借助女性的疯癫批判和控诉父权社会对女性的统治和压迫，试图唤醒女性争取自由和独立的强烈愿望。《时时刻刻》（以下简称《时》）是当代美国男性作家迈克尔·坎宁安（Cunningham，1952- ）的著名小说，描写了生活在不同时代、不同地点的三个女人各自生活的一天，演绎了现代女性的精神状态和心理诉求。

《黄》和《时》两个文本，存在着诸多联系。从小说背后的原型人物到小说塑造的主要人物，从故事的情节、主题、象征，都有不同程度的指涉关系。本文尝试从互文性入手，运用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并结合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探寻两部作品共同体现的父权社会中主流意识形态强加于女性的话语、规训力量，以及女性为冲破牢笼所进行的特殊形式的反抗。

1.小说的原型人物吉尔曼与伍尔夫

吉尔曼和伍尔夫生活在同一个时代的欧美社会，一个用男性标准支配生活，尤其是支配女性生活的时代。作为女性，她们既是天才作家，又是女权主义运动的理论家和活动家。吉尔曼是美国女权主义的早期杰出代表。她倡导女性自由独立，提出妇女应走出家庭，经济独立，不依附于男人等一系列的进步言论。她从事写作事业，努力实现作为女性的自我价值。《黄》是吉尔曼最著名的小说，也是其女权主义思想的代表作。伍尔夫是西方妇女解放运动和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先驱，在世界文坛占有重要位置。她发表了大量关于妇女的论著及小说，旨在瓦解男权主义压制，实现建构女性意识、身份、话语权的愿望。她大力提倡妇女经济自主，呼吁要杀死“房间里的天使”，鼓励妇女“成为自己”。她提出著名的“双性同体”观，主张消除男女二元对立的性别意识，力主男女两性互为主体，实现和谐平等的两性关系。

吉尔曼和伍尔夫丰厚的人生经历，成为其写作的宝贵素材，同时她们也书写自己的人生。吉尔曼的第一段婚姻并不幸福。女儿出生后，她患上了产后忧郁症，接受了当时流行的“休息治疗法”，一个月后却濒临崩溃边缘。后来她放弃了治疗，摆脱了婚姻束缚，全身心投入到女权运动中，并根据自己的经历写下了《黄》。伍尔夫40年来殚精竭虑地写作，挑战男性话语，探寻女性重建自我的道路。写作主导着她的生活，也带给她间歇性的精神抑郁与亢奋。身受作为作家和女人的双重压力,伍尔夫蓬勃的生命力受到抑制，最终模仿自己作品中的女性人物，义无返顾奔向死亡。

2.小说的主人公：“我”和伍尔夫

《黄》中的“我”和坎宁安笔下的伍尔夫经历着共同被禁锢的生活。她们在医生/丈夫的要求下，在与世隔绝的环境中接受“休息治疗法”，并时刻接受监督。最终在绝望中她们走向疯狂和死亡。

（1）话语权力制约下的女人

福柯对于话语与权力的关系极富创见。他认为影响、控制话语运动最根本的因素是权力，话语与权力密不可分。话语不仅是施展权力的工具，也是掌握权力的关键。④话语成为传播真理和施展权力的工具，体现在科学、法律、医学等各个领域。在西方，医生的话语权形成于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体现了近代科学理性利用知识权力对人体进行控制。19世纪的医生竭力阻止女性走向社会，变成独立自由的主体，因此他们本着驯服女人的目的，给妇女开出了“休息治疗”的处方。

《黄》中女主人公在故事开始时被诊断得了轻度的神经衰弱，她那位代表权力与权威的医生丈夫租下一座哥特式别墅，采用“休息治疗法”对妻子进行强行治疗。“我”被迫禁止思考和写作，被迫远离社交活动，执行着由丈夫制定的精细到小时的作息表，按照丈夫的意志服用药品和滋补品。在《时》中，伍尔夫被创作的欲望燃烧着，因而被医生贴上“精神异常”的标签，被堂而皇之地置于医生权力的控制下，被丈夫严格地监督着饮食和睡眠。精神疾病同其他临床学科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没有明确的解剖、生化的病理性改变，所以缺乏临床医学的可见性标准，从而其诊断标准负载了大量的人为建构成分。⑤也就是说精神疾病的诊断和分类体现了话语的权力。福柯把19世纪女性身体归为一个“性化的、病理学的身体”，体现了女性身体在权力/知识机制中的定位。⑥

（2）规训权力制约下的女人

福柯在《规训与惩罚》⑦一书中提出规训性权力。规训性权力是对人的肉体、姿势和行为的精心操纵的权力技术，通过监视、规范化裁决以及检查来训练个人，制造出只能按照一定的规范去行动的驯服的肉体。它不是借助暴力、酷刑使人服从，而是通过规范化的监视、检查、管理来运作，这种注视性控制，福柯称其为“权力的眼睛”，一种行之有效的权力计谋。《黄》中的“我”所住的城堡孤独幽静，“我”被安排在顶楼的育儿室居住。育儿室的设计和设施像囚笼，玻璃窗被安装木栅；墙上挂着金属环，床用钉子钉牢。“我”被禁锢在福柯笔下的“全景监狱”里，成为被权力规训的对象。而“我”的名医丈夫，同时也是这一监视机制的组织策划者，则置身“中心望塔内”，扮演着这套监视机制的最高监视者。《时》中的伍尔夫被迫住在伦敦郊外一栋僻静宅子里。她的房间被安排在楼上，楼下是丈夫和助手的工作间和印刷间。从楼上的卧室到屋外必经之地是丈夫的工作间，伍尔夫的一切行为都在丈夫的监控之下。这与其说是疗养之地,不如说是孤立、囚禁、压迫女性身心的牢笼。

对于“我”和伍尔夫而言，同为女作家的感觉和思索使她们拥有较常人更多的痛苦，她们的体验和心声在现实社会中无法得到共鸣，她们的孤独和痛苦无人知晓，也无人倾听。

（3）走向疯狂和死亡的女人

弗洛伊德认为，人格结构的主要成分分为“本我”、“自我”和“超我”三部分。“本我”集中了本能的冲动与原始的欲望，是非理性的；“自我”指通过思维过程能主宰行为的那部分心理，它的作用是按照外部世界的需要协调“本我”欲念。“超我”指社会伦理、道德规范等因素，它使无意识和不自觉的“本我”受到抑制。

权力机制是一种类似于弗洛伊德所说的“超我”的抽象存在。“我”和伍尔夫的“本我”都受到现实条件和“超我”长期的压制，而“自我”又无法调节这一矛盾。矛盾引发了她们本能的抗争，同时这种抗争在很大程度也加剧了她们内心世界的混乱，导致了“本我”的无限制释放。《黄》中女主人公最终疯癫的结局是偶然事件，也是规训性权力机制下的必然。自杀对伍尔夫而言是一种解脱，一种“本我”的释放，更是一种对窒息的生活的抗争。

小说中两位女性既不向社会和男性妥协，也不会成为生活中的演员，她们经历和承受的心理危机无法摆脱，内心深处的痛苦和分裂无人诉说。从这个意义上讲，疯癫或者死亡成为她们寻求自我，获得独立的途径。疯癫和死亡构成了女性反抗规训权力的有力武器。

吉尔曼的《黄》和坎宁安的《时》有着互文关系。在福柯权力话语理论的观照下，我们看到了19世纪到20世纪早期男性在生活领域、意识形态施加于女性身上的规训力量。“我”和伍尔夫虽各有不幸，但命运却是相通的，共同沦为规训社会的牺牲品。令两位女性努力追求自由和解放从而义无返顾走向疯癫和死亡，是规训权力所导致的失常，也是女性对压抑人性的病态社会做出的反抗。由疯癫和死亡宣泄出来的抗争尽管是局限性的、畸形的，但是从她们身上，我们看到女性为摆脱客体成为能动主体的诉求，以及意识的觉醒和自我救赎，这必将带给读者巨大的震撼和启迪。

①②Kri st eva，J.“W ord,di al ogue and novel”,The Kristeva Reader.ed.Tori lM oi,Oxf ord:Basi l Bal ckwel l,1986:36.

③ 秦海鹰.互文性理论的缘起与流变.外国文学评论,2004：（3）.

④⑥ 黄华.权力，身体与自我：福柯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⑤ 马希权.权力、知识和精神病主题——福柯的视角.医学与哲学,2006：（9）.

⑦ 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译,上海：三联书店，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