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语境下《瓦尔登湖》的启示

□袁玉梅（天津商业大学， 天津 300134）

□燕明先（天津生物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天津 300462）

发表于一百多年前的《瓦尔登湖》在现代化浪潮中引起越来越广泛的关注。由于过度开发自然资源所造成的环境破坏使自然界失去了平衡，人类不仅饱受自然灾难，人性的异化与疏离使各阶层的人们还面临着巨大的精神压力，罹患各种心理及精神疾病，人间惨剧时有发生。这些迫使人类不断反思工业化以来对于自然采取的功利主义与实用主义的做法，反思对大自然居高临下、唯我独尊的人类中心主义的认识论与工具论，似乎大自然中的一切只有服务于人类才有价值。面对这些困境，《瓦尔登湖》好似给迷茫的人间送来一缕清风。在这一反思过程中生态哲学思想的崛起无疑给人类的这一思考带来曙光，提供崭新地认识人与自然的新型视域，重新审视过往经验，探索人类与自然的新型关系。

一、综述：现代性与生态哲学

现代性一直是一个文化、经济、政治等领域敏感的话题。寻求经济的快速发展是发展中国家的共识。然而，经济的发展常常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现代性文明导致环境恶化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詹姆逊把现代性置于后现代话语语境中进行讨论。他说现代性是一系列的问题和答案，它们标志着未完成或部分完成的现代化的境遇的特征；并说现代性总是与高科技相关，因此最终与进步相联系（詹姆逊：《单一的现代性》序言：第19页）。中国现代经济发展始于20世纪最后的20年，其特征是实用主义，追求现代性的“高科技”，因而也就渴望现代性的“进步”。新时期改革开放与全球化时代相契合，这种追求的步伐无疑也越来越快。事实上，包括我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正在以牺牲自然环境和文化环境为代价寻求发达国家所取得的这种进步。他们享有的成就使发展中国家感到现代性的神秘，因此也更加渴望获得他们有权利拥有这种“进步”所带来的发展“成果”。在这种羡慕与不断追求中，伴随而来的是城市化加剧，土地流失，森林锐减，农民失地，环境恶化，野生物种加剧灭绝，传统文化的载体正在丧失。

一些有识之士不仅看到了社会的变革与发展，更看到了这些发展带来的深层次问题。奥尔多·利奥波德提出土地共同体的观念。认为土地与人类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共同体并把对土地的热爱与尊重延伸至一种道德观念，上升到道德伦理的哲学范畴。在论述文化与土地的关系时，他说土地产生了文化结果，这是长期以来人所周知的事实，但却总是被人忘却（利奥波德：《沙乡的沉思》序言：第20页）。人类蹂躏土地，毫无顾忌地开垦、掠夺自然资源是因为我们把它看成是一种属于我们的物品，使土地沦为人类的奴隶，除了对其役使以外，从来没有考虑它的尊严与自身的价值。事实上，人类是隶属于土地的，应该带着热爱与尊敬来使用它。面对人类高度发达的科技手段，土地无法逃脱人类机械化的残酷影响；而人类文化所带来的美学上的收获需要持久地依赖于土地的无私奉献。这种相互依存辩证影响的关系要求人类给予土地以理性的、道德的、伦理的关怀。

生态哲学的兴起引发了对人类中心主义的质疑，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出现了向生态中心主义的哲学转向。生态哲学肯定大自然拥有权利，有其自身的价值，自然的价值不因人类的意志而增减，人是自然之母的一部分。人类只有怀着热爱与敬意才能尊重它、保护它，只有给其它物种以平等的权利才能敬畏生命，从而达到自然界的动态平衡，人类赖以生存的大自然才能生生不息。这些发人深思的哲学思想成为环境保护主义的思想武器，又促进环境保护运动蓬勃兴起。构建生态社会、保护自然和野生动物成为世界各国政府的重要议题和人类对自然界的普遍关怀。

罗尔斯顿这位自称走向荒野的哲学家，目睹大自然所遭到的破坏，感到震惊。因为很久以来都以为自然界的存在是理所当然的事，事实上自然界却在人类现代性发展的浪潮中走向恶化。他深切地感叹自然界并不是粗暴的，而在现代化发展的进程中却看到了我们人类是如何粗暴地对待她（罗尔斯顿：《哲学走向荒野》前言：第8页）。森林被大片消除，人们因为采矿而使山岭成为荒山秃岭，表土层被侵蚀而流失，野生动物数目锐减。更严重的问题包括气候变暖，酸雨成灾，臭氧层漏洞越来越大，人类的活动不仅影响生存的环境，就连极地气温也在急速上升，改变着珍稀动物的生存条件。有消息报道南极气温升高，冰雪融化导致企鹅食物匮乏，企鹅正面临种群灭亡的厄运。

罗尔斯顿通过一系列的哲学论述建构起自然价值论即人与自然都各有其独立的内在价值，人与自然是平等的，人类自身价值并不超越自然价值。我们应该给予她（自然）以应有的尊重。谈到自然与文化的关系，他认为文化应该走向自然，强调自然与文化互补（罗尔斯顿：《哲学走向荒野》前言：第11页）。自然养育了文化，缺失了自然品格的文化无疑是沙漠，人类与自然的历史实际上是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历史，正是由于这种协调发展人类社会孕育了特色鲜明、差异明显的多元文化。他笔下的自然与人类既是互动的，又拥有自己的独立品格。他把自然纳入文化的最高范畴——哲学之中。整个自然的世界都是那样——森林和土壤、阳光和雨水、河流和山峰、循环的四季、野生花草和野生动物——所有这些从来就存在的自然事物，支撑着其它的一切。人类傲慢地认为“人是一切事物的尺度”，可这些自然事物是在人类之前就已存在了。每一种生命体都以其独特的方式表示其对生命的珍视，根本不管他们周围是否有人类存在（罗尔斯顿：《哲学走向荒野》前言：第9页）。他说实际上，我们人类也是自然史的一部分。哲学家应该不仅仅是考察城邦、考察文化，而必须把有活力的生命也纳入哲学思考的范畴（罗尔斯顿《哲学走向荒野》前言：第10页）。罗尔斯顿以其对自然与人类辩证关系的深刻洞见把人类对终极意义的追问融入到自然之母的怀抱。由于生命的自然属性，它的意义部分地在于它的自然性。自然产生了价值，没有什么比它更接近终极的存在。他鞭笞神学家只致力于对上帝之城进行改造而忽视对自然的关心是一种堕落。

二、自然的书写：《瓦尔登湖》

梭罗，生于1817年7月12日，美国的康科德城；毕业于哈佛大学（1833-1837）；在故乡执教两年。深受大作家、思想家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的影响，曾做过其门徒和助手。1845年到瓦尔登湖畔独居生活两年，《瓦尔登湖》正是这段生活的再现。该书发表于1854年。开始时并没有引起大的反响，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影响越来越大，这部作品折射的生态思想深入人心，备受推崇。梭罗的一生是短暂的，只活了45岁，又是极其简单的，正像中文首译者徐迟所描写的那样，他的一生是如此之简单而馥郁，又如此孤独而芬芳（《瓦尔登湖》，徐迟译序）。他是绚丽的，因为他的精神生活丰富而精美绝伦。他更是世所罕见的，因为他的思想超越时代。在美国工业化的初期就以其敏锐的目光洞察到现代性文明给大自然带来的破坏。在他表面孤独的背后蕴藏着他对大自然热烈的向往，深切的热爱。故而他的《瓦尔登湖》在一百多年后的今天高居影响美国人民族精神的图书榜首。越来越多的团体和学者在研究他、推崇他，在美国有了专门研究梭罗的研究中心和杂志，极少有作家能够得到这样的殊荣，事实上他已成为环境保护的先驱，生态哲学思想的奠基人。

《瓦尔登湖》以其敏感、细腻的笔触向我们展现出一幅美丽的人与自然和谐的画卷。在他极富诗意的自然书写中，每一个读者都被他对自然的讴歌、生命的礼赞所感染。在他的笔下就连令人生厌的小老鼠、蚂蚁都变得那么活泼、可爱，使读者充分体味大自然是多么的充满生机，小精灵们是多么的富有灵气。他这样写道：“每到午饭时分，它（小老鼠）就到我的脚边来吃面包屑了。我们很快就亲热起来，——有一天我这样坐着，用肘子支在凳上，它爬上我的衣服，沿着我的袖子，绕着我盛放食物的纸不断地打转，而我把纸拉向我，躲开它，然后突然把纸推到它面前，跟它玩躲猫儿。”（梭罗：《瓦尔登湖》：第212-213）小老鼠在作者的笔下不再是丑陋的，作者是带着一种喜欢进行人格化的描写。它是如何到家里来做客，怎样的在屋里来回奔驰，进而梭罗与小老鼠玩起了躲猫儿。小鼠吃饱喝足后心满意得地洗脸摩背然后扬长而去。那么蚂蚁打架又是怎样的呢，它们的战争是两个帝国的交战，就像人类的奥斯特利茨之战，抑或是德雷斯顿之战。他不但给两个“交战”的蚂蚁取了名字而且称他们为“勇士”、“荣誉军人”。作者随着这些“自然之灵”的战争场面而“激动和痛苦”，使他联想到“人类的血淋淋的恶战”。对于它们交战的意义，作者毫不怀疑，“因为它们是为了原则而战争的，正如我的祖先一样，不是为了免去三便士的茶叶税；至于这一场大战的胜负，对于参战的双方，都是如此之重”（梭罗《瓦尔登湖》第217页）。他理解它们的“战争”是有理由的。他赋予《瓦尔登湖》畔的每一种自然之灵以智慧，它们狡猾、足智多谋，它们有喜怒哀乐，高兴时会唱小夜曲，因而自然界的禽兽像人类一样，也存在着文明。

在作者眼中自然现象也是亲切的、活生生的，湖上的冰裂在他听来是冰块的咳嗽，暴风雨是希腊风神伊奥勒斯的音乐。梭罗对待自然现象怀有哲学智慧。大雨使他不能出屋但却不会使他沮丧，因为虽然低地的土豆烂掉了，对高地的草有好处，既然如此对“我”也是很好的，他在自然现象中发现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在他看来自己别人更得诸神的宠爱，得到的似乎比应得的多，充满乐观。滴滴答答的雨声带来的不是郁闷与孤独，而是甜蜜与温柔。不停止的大雨和咆哮变成安慰他最天真和鼓舞人的伴侣。他感受着大自然无穷尽无边际的友爱，因而使他如此受惠！

梭罗又是如何看待人与畜的关系呢？在谈论人与牛的关系时，读者能够体会其中深刻而丰富的哲理。不是人在放牛，而是牛在放人，因为前者自由多了。进而发出“一个人的所得就不是另—个人的所失?”（梭罗《瓦尔登湖》:第42页）这样的议论。这颇有中国道家思想的意蕴，正是“庄子梦蝶还是蝶梦庄子”的翻版。事实上,梭罗在他的著作中对道家思想多有引用，可以说梭罗的自然主义与中国的道家哲学富有渊源。

他对生命满怀敬意，对人类的“残暴”满怀激愤。他以细腻的笔触描写6月里鹧鸪鸟和她的孩子们。歌颂“她”真切、感人及无私的母爱。鹧鸪这样怕羞的飞鸟，带了它的幼雏经过“我”的窗子，从“我”屋后的林中飞到我的屋前，像一只老母鸡一样咯咯咯地唤她的孩子们，她的这些行为证明了她是森林中的老母鸡。你一走近它们，母亲就发出一个信号，它们就一哄而散，像一阵旋风吹散了它们一样；羽毛的颜色又真像枯枝和败叶，经常有些个旅行家一脚踏在这些幼雏的中间，只听得老鸟拍翅飞走，发出那焦虑的呼号，只见她的扑扑拍动的翅膀，为了吸引那些旅人不去注意他们的前后左右。母鸟在你面前打滚，旋转身子弄得羽毛蓬松，使你一时之间不知道它是怎么一种禽鸟了。幼雏们宁静而扁平地蹲着，常常把它们的头藏入一片叶子底下，什么也不听，只听着它们母亲从远处发来的信号（梭罗:《瓦尔登湖》第213-214页）。鸟儿的眼睛在梭罗看来就像婴孩的眼睛同样纯洁，不同的是鸟儿这样的眼睛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基于它生存的历史像天空同样久远，由于经验的洗练而累积的智慧。他深情地说他们的眼睛使人一见难忘。那么人类呢？残忍无知而鲁莽的猎者在这种时候常常枪杀了它们的父母，使这一群无告的幼雏成了四处觅食的猛兽或恶鸟的牺牲品，或逐渐地混入了那些与它们如此相似的枯叶而同归于尽。“猎人”就是这样的无情，为了一己的利益残忍地剥夺生命，蹂躏弱小，破坏物种的自然循环！

三、反思与启示

苏格拉底最重要的洞见是“人是政治的动物”，人是能构筑城镇、栖居于城邦的动物。从苏格拉底以来，考察人类在这种构建出来的、用文化组织起来的环境中的生活，就成了哲学家的命题（罗尔斯顿：《哲学走向荒野》前言：第1-2页）。那么今天的哲学家如何去考察这种生活关乎人类生存的最高命题，仔细环顾我们赖以生存的自然及社会就能发现这并不危言耸听。正像罗尔斯顿所说“政治的动物”也还得服从生态规律。众所周知，当代全球生态危机主要是由人类对自然关系的失误造成的。要摆脱这场危机，就要从根本上改变人类“主宰”自然的观念、蔑视自然的态度，以及不适当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罗尔斯顿把人类价值和自然价值并列，认为不仅人有内在价值，自然也有内在价值。人与自然相互依存、相互融通，人类的生存离不开自然，自然的变化也不能排除人的活动。人类有生存利益，自然有生态平衡规律，有独立存在的一面。因此，人类活动要“益于人类生存，促进生态平衡”。在现代性语境下构建新型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共同的使命，亨利·梭罗这位杰出的文学家、思想家以其超越时代的伟大远见早已实践着这样的使命并成为跨时代的精神先驱。

[1][美]亨利·梭罗《瓦尔登湖》[M].徐迟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

[2][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单一的现代性[M].王逢振.王丽亚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

[3][美]奥尔多·利奥波德.沙乡的沉思[M].侯文蕙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

[4][美]霍尔姆斯·罗尔斯顿.环境伦理学：大自然的价值以及人对大自然的义务[M].杨通进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5][美]维尔姆斯·罗尔斯顿.哲学走向荒野[M].刘耳.叶平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