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作品的语用阐释

□张 缨（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人文学院外语系， 西安 710071）

近年来，文学作品的语用分析方法，或称文学语用学，引起了国内外文学研究者越来越多地关注，文学语用学作为一门新兴的边缘学科，它在理解文学文本的语言及其含义上显示出了综合多种思路的突出特点。陈海庆先生认为：“如果把文学语篇看作一个完整的言语行为的话，文学语篇和口语语篇具有相同的功能和特点：如传达信息、改变接受者的思想和情感，唤起接受者的反应和行动等。”①文学语用学是借用语用学的方法与原则，来对文学语篇进行解释，它所关注的是作者和读者之间的交际行为及所选择的语言的形式及结构。正如Verdonk②认为，文学语用学不是对语言形式结构的思考，而是寻求解释文学作品中语言的形式结构怎样由作者和读者在特定语境中通过其交际行为而被实际应用和体验。换言之，文学语用学研究的是作者如何通过语言的使用与读者进行“合作”与体验，获取所期待的语用效果。冉永平先生则在综合了诸多学者的观点之后归纳出文学语用学的基本特征③：即语篇生成与语篇解读具有言语交际的动态特征，这些都是互动的交际过程。而涂靖在“文学语用学：一门新兴的边缘学科”④中又做了详细的说明，他认为，文学语用学将语用理论和文学理论相结合，研究文学语言系统与文学语言使用的社会意义和文本产出与理解的心理过程和心理机制。文学语用学克服了语言学与文学研究中将文学和语言割裂研究的不足，它将文本、作者、读者作为整体研究，并将文学语言与认识、交际和社会功能结合研究，探索出文本意义的构建过程以及潜藏其后的认识过程。

文学语用学在我国先是经过了短暂的起步阶段（1990-1995），然后在21世纪初进入到快速发展阶段，冉永平先生在“当代语用学的发展趋势”一文中谈到文学语用学目前的两种探索路向：内向型研究和外向型研究。内向型研究主要关注语篇中语言结构以外的语篇意义，外向型研究关注的重点是文学语篇交际的复杂性，其中涉及到作者与读者的社会文化属性及各种影响理解语篇的元素。由于文学语用学的特殊性，文学文本无疑是极为重要的分析语料，文学语言在输出与输入的过程中，语言现象与社会文化因素、与作者、读者心理因素会不可避免发生交互作用，我们从语用学的角度分析文学语言，就是在多种元素的交互作用中分析文学文本中的语用现象，在实际操作中，是将语用学的分析理论和文学的诸多元素，包括作者和读者的元素都结合起来，以获取语用学的阐释力，力图探索文学的表达方法和语用含义之间的关系，虽然我们从已知的资料获悉，这只是文学语用学研究的一个方面，但却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因此，笔者有理由认为，文学语用学中的文本分析与其他概念的语篇分析相比，自有其值得关注的独特性。

一、文学文本的意义与“思想”

众所周知，文学语篇内涵之丰富为其他文本远莫能及，其分析入口之多也远超其他文本。雅克布森认为文学具有隐喻性，苏珊·朗格认为文学的内涵具有不可言说性，这一切无不说明意义的分析对于文学文本的重要以及意义的分析在文学文本中的难度。程晓堂先生说，文学作品是语言使用的实例，而且是在真正的社会语境中出于真实交际的目的的语言使用情况。这同时也从现实的角度告诉我们文学作品意义分析的必要性。虽然索绪尔的语言学革命和哲学的“语言学转向”使许多文学批评家认为语言才是文学真正的本质，但就文学本身而言，语言还承载了另一个使命——思想。句子中语言的意义不断地服务于文学文本所要表达的“思想”，“思想”则通过字里行间的意义得到呈现。索绪尔指出，前语言的心理只是紊乱、混沌的杂波，只有以语言形式的思想为之命名和整合后，它才获得清晰的形状，“思想离开了词的表达，只是一团没有定形的、模糊不清的混然之物”⑤，福柯更是强调思想和词汇的意义关系。在文学语用学框架下的分析，应该不仅针对语言，更是针对语言表达的“思想”。语用学中注重的意义在文学语用学中更偏重“思想”。英国诗人华兹华斯说，凡有价值的诗，不论题材如何不同，都是由于作者具有非常的感受性，而且又沉思了许久。因为我们的思想改变着和引导着我们情感的不断流注。华兹华斯是诗歌语用目的表现说的开启者，他极其强调诗人的主观感受。在文学文本中，是“思想”左右着“意义”。文学文本与纯粹的语言学文本相比，它的描述空间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这样又使得因“思想”产生的意义以各样的方式表现出来。因此作家“在处理叙事空间时有选择的特权，即他可以将视点限制在某个特定人物的意识中，突出他认为的重要信息，或有意保留某些信息”⑥。文学文本的“思想”有时是显形的，有时是隐形的，甚至隐藏在“感觉”里。正如华兹华斯所言，在感觉的语言里，隐藏着纯洁的思想铁锚以及精神生活的灵魂。我们在阅读文学作品时，不仅掌握了某种明确的意义，还领悟了难以言说的、意义之外的东西。这个言外的理解过程就是需要我们把混沌未分的文学体验提升到非自觉意识状态，从而达到理解。文学语用学的出现，弥补了国内对文学文本分析上理论依据的不足，为我们摆脱“纯主观的发挥”提供了一条路径，将文学文本的语用分析纳入了一个更加理论化的范畴，并在此范畴中使文学特质更加突出。

二、“自我叙说”与“读者感应”

文学语篇一经问世，就不仅仅是一种“自我叙说”，而是带着与生俱来的交流姿态。对话意义观认为，在作者、文本、读者的三维关系中包含了对话关系。巴赫金把文学意义视为作者、文本和读者三者进行对话的产物。在他看来，话语是一个两面性的行为，是说话者与听话者相互关系的产物。任何话语都是在对“他人”的关系中来表现意义的。因此，文学文本要想实现它的功用，就必须在作者的“自我叙说”之外获得读者的“感应”。一个文学文本的意义不仅在于作者说了什么，也在于读者感知了什么。乔纳森·卡勒指出⑦：“语言学的分析并不能提供一种方法，使文本的意义从它各个组成成分的意义中归纳出来。因为作者和读者注入文本的远不止单一的语言学知识，而外加的补充经验——对文学结构形成的期待，文学结构的内在模式，形成并验证关于文学作品的假设的实践——正是引导读者领悟和架构有关格局的因素。”文学文本和读者之间的关系实质上是作者和读者的对话关系，作者通过文字与读者展开交流，读者根据自我的语境对作者表述的意义进行反馈。

虽然一般的语用分析也经常涉及到对话双方，但其分析的焦点常在说话人身上：“处在交际中心的人是正在说话的那个人，说话人正在说话的时间是中心时间，说话人在说话时所处的地点是中心地点，说话人与其他参与者之间相对的社会地位也是以说话人的社会地位为中心点的”⑧。但因文学文本的特殊性，这一点就更显得复杂。其复杂性，在笔者看来，是因为读者对文学文本的阅读，不能单纯看作是阅读行为，在某种程度上，更像是一种情感交流的方式。张廷琛所编的《接受理论》一书中，这样写道：“社会交往起源于人们无法体验他人对自己的体验，而不是起源于什么共同的情境或把双方拉到一起的什么惯例。情境和惯例调节着填补鸿沟的方式，但鸿沟却来自不可体验，结果，鸿沟成为交往的基本诱因。与此相似，这种鸿沟，即文本与读者之间的根本不对称导致了阅读过程中的交流。”⑨由于我们各自生活的有限性，阅读成为我们的心灵需要，成为一种“社会交往”的方式，这种交往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带有很强的情感沟通目的和需要认同的心理。因此，读者参与到文本解读中的热情是高涨的，这一点可以解释为什么琼瑶作品的读者多为青少年。

关联理论认为，交际双方之所以能够配合默契，明白对方话语的暗含内容，主要是有一个最佳的认知模式——寻找关联。这就是说，需找到对方话语和语境假说的最佳关联，通过推理，推断出语境暗含，最终取得语境效果，达到交际成功。文学文本在理解时的关联范畴，要远远超越一般的文本，它取决于作者与读者之间各样文化的契合度，作者的语言与读者所处环境的关系，作者的语言在运行中与读者发生的共鸣程度。因着这种种复杂性，就大大加添了“自我叙说”和“读者感应”之间关联的难度。但这又恰恰是文学文本在解读过程中特别需要关注的。自我叙说的重要目的之一在于获得读者感应，而读者也会在“动态”的阅读过程中寻找句子与句子之间含义上的内在联系，甚至并非通过字句，而是通过情感乃至心灵的需要向作者的意图发出回应。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因为文学文本与现实世界存在本体差异，只能被认为是非现实的“可能世界”，又由于“可能世界”是开放的和不确定的，文学文本的虚构世界因而也是不完整的，其中的缺口需要读者填补。在阅读文学文本时，读者需要构建心智模型，建立相应的心智符号，在语境建构文本意义的过程中，读者不仅要完成对编码化语法信息的破译，而且要根据作者的信息即时建立相应的心理空间，以此更好地协助作者完成其创作意图。

三、意义建构与心理空间

在文学活动中，我们总是能够感受到非理性甚至超理性东西。德国著名的哲学家和语言学家洪堡特说，语言是一种把声音变成思维表达的不间断的内心活动。语言的存在与发展是由纯粹的心理规律决定的，在人类语言和言语中没有也不可能有与心理无关的任何现象。在笔者看来，以文学语用学为指导的语用分析，在分析意义构建时，一定会涉及众多的心理元素。因着文学文本语境的复杂性，其中存在大量动态的、随机的、模糊的思维认知活动，它们直接关系到心理等其他更为复杂的层面的认知。

心理空间是由语言结构表达的思维或心理构造物，它们由空间内所涵盖的各种成分及其相互间的各种关系构成。心理空间把意义定位于说话者的心理表征中，心理空间的一个组成部分就涉及到在不同空间里的成分和关系之间建立映射。比如，“童年，我在这条小河里游泳”笔者可以作这样的理解：这个童年时的“我”和此时的“我”之间存在着一个等同映射。就受话人而言，他理解了这句话，并进而理解了发话人的怀旧情绪，虽然从表面上看来，发话人和受话人之间并未建立等同映射，但是他们在心理空间是契合的，是等同的映射关系。否则，我们难以理解为什么“ego”会同时并存着“自尊、自我、自傲”三重意思，那是因为在人性的心理空间中这三者是结合一体的，它们在“ego”的心理空间中彼此显映。在文学文本中，大量存在的此类现象，需要我们进行语用分析时予以更多的关注。

文学文本是心灵之音的载体，人的心灵——内心世界有着比理性要求更高的东西，这就是想象力、自我感觉、兴奋的感受性。在柏拉图的心中，最为看中的思想传达方式是心灵感悟，即超越一切相异的元素，直接在心理空间找到契合。Fauconnier.G.&M.Turner (2002)⑩对意义的构建过程和心理空间之间的映射过程心理机制研究发现，当人们思考、行动或交际时，意义的构建就会在域内或域际之间进行。在这些概念空间的联接中具有相似的联系和推理迁移，所有的思维方式都是创造性的，都会产生新的意义和概念。在笔者看来，创造性的思维方式常常超越了通常意义的推理途径。以创造性思维方式为特点的文学文本，正是以Fauconnier的方式创造着意义，心理空间正是文学意义产生的良好土壤。

语用学之所以在传统的语言分析之外独辟蹊径，就在于语用学思维特点的延伸性。而这种延伸性总体上体现为似乎矛盾却又紧密相关的两个方面：开放性和细微性。语用学因其开放而在具体的研究方面更为细微，也因着“细微”，使得“开放”有了力度和精度。

文学语用学与文学文本的语用分析之间的关系就体现了一些语用学重要概念在“延伸性”思维下意义的扩张和深化，文学语用学的研究范畴，在笔者看来，因着文学语言的复杂性，主要是文学作品中语境的复杂性而涉及了哲学、心理学、语言学和文学等多个方面，与此同时，哲学、心理学、语言学和文学也在文学语用学中有了开拓性的新的发展。在语用学理论的指导下，文学语用学借鉴了哲学的分析和概括，借鉴了心理学的逻辑与推理，语言学中的词汇与结构，文学中的感受与联想，在文学这个大的框架中对语言进行了更为灵活深入的分析。

冉永平先生在“当代语用学的发展趋势”一文中认为，文学语用学的研究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语言学，是语用学研究的扩展与延伸，是借用语用学的方法和视角，对文学语篇进行语用研究；另一方面是文学研究，是文学批评的进一步拓展。笔者在本篇中主要探讨的是第一方面的内容。将语用学理论和文学文本的阐释结合起来，至少产生了以下结果：这里的文学已脱离了一般意义的文学，与此同时，也在很大的程度上淡化了语用学中的语言学特点，从而使得一个篇章具有了更多的意义维度，使得人们更多的关注语言结构之外的文本意义，文学语用学不是将文学引入到语用学中，也不是将语用学引入到文学中，这是两者结合而成的边缘学科，不论针对它的研究方法具体有多少，大体而言，只有两类：微观的和宏观的。如果我们将这两点有机结合起来，这样，不仅能够拓宽语用学微观研究中的某些限制性元素，也能够减少许多的文学分析重主观感受而缺乏理论依据的现象，使它们分别增加质感和真实，也增添实际的意义。

① 陈海庆.文学语篇的语用学阐释：互动性及其取效行为[J].外语教学，2009，（1）.

② Sel l,R.D.Literature Pragmatics[C].Am st erdam:Nort h-H ol l and Publ i shi ng Com pany,1991，94-99.

③ 冉永平.当代语用学的发展趋势[J].现代外语，2005，

④ 涂靖.文学语用学：一门新兴的边缘学科[J].外国语，2004，（3）.

⑤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M].高名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157.

⑥ 夏云.叙事作品的心理视点及其语言属性[J].西安外国语学院学报，2003,（2）.

⑦ 卡勒.结构主义诗学[M].盛宁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148-149.

⑧ 何兆熊.新编语用学概要[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59.

⑨ 张廷琛编.接受理论[M].四川文艺出版社1988，49.

⑩ Fauconni er.G&M.Turner.TheWayWeThink:Conceptual Blending and the Mind's Hidden Complexities[M].New York:A M em ber of t he Perseus Books Group,Basi c Books,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