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不尽那《男人的一半是女人》
——一个文本的症候式阅读史

□刘俊峰（广东商学院， 广州510642）

说不尽那《男人的一半是女人》
——一个文本的症候式阅读史

□刘俊峰（广东商学院， 广州510642）

论争档案：《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收获》1985年第5期）是张贤亮《唯物论者的启示录》的第二部（第一部是《绿化树》），据说是因为《绿化树》的单行本曾被放在新华书店植物学柜台出售，所以作者才将其续编《菩提树》改成现在这样一个哗众取宠的名字。

这部中篇甫一面世，便在云波诡谲的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社会投下一枚重磅炸弹，一时间聚讼纷纭，争鸣不已，进而持久地牵动整个社会的敏感神经，开启了此后身体叙事的闸门，引导出诸般的学术命题，由其引起的反响不逊于《洛丽塔》对西方世界的冲击。乃至后来，这部小说的篇名成了意指丰沛的具有经典意义的公共话语。作者后来在回忆这部小说时说到：“后来很多人都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是中国当代性文学的开端，甚至开玩笑地说我是中国当代文学性描写的鼻祖。正因为我试图冲破‘性’这个文学禁区，整个1980年代对这部小说有不小的非议和争论，据统计对《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的评论文章加起来竟然有200多万字，是小说体量的10多倍。”1988年10月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一书选取了全国报刊1985年10月至1986年9月发表的有关《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的各种观点、各种角度的评论文章44篇。许子东对“在批评围困下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的价值阵营的重组有过这样的表述：“《男人的一半是女人》问世后，人们饶有兴味地发现，具体的不同的批评意见与‘左’或‘右’、‘解放’或‘保守’、‘老年’或‘青年’，‘类’的批评群体之间的必然联系被打乱了。人们不无惊讶地看到：一向立论严谨历来注重文学社会效果的老评论家，却对张贤亮的‘性描写’表示理解乃至支持，而不少锐意更新观念激烈卷起新潮的青年评论工作者，居然对《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的道德倾向皱起了眉头……一部文学作品，怎么会引起这样‘混乱’的争鸣呢？在这样复杂碰撞的交错的批评中，张贤亮小说本身的意义又在哪里呢？”（见许子东：《在批评围困下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社会科学》1986年第5期）

应该说，作为具有多重意义结构的作品，它引发的争议也是多重的。其聚点大抵指向两个向度：“政治隐喻”与“肉体隐喻”。许子东在写于1988年10月的《张贤亮笔下的“畸形屈辱感”》一文里这样评述：“《男人的一半是女人》，那么另一半呢？张贤亮的回答似乎是：‘政治’。把‘政治’和‘女人’（革命和爱情）扭在一起并寻求其最佳组合方案，本是‘五四’以来很多中国作家一直想做一直在做的事。张氏的独特之处，是将两者都推到‘屈辱’的极端（政治犯+性无能）并绞在一起打个结。在现实生活中互为因果，在结构意象上互相隐喻。”（见许子东：《呐喊与流言》，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年）

黄子平则从“灵与肉的搏斗”这一视野观察：“灵与肉、必然与偶然，这是张贤亮的创作中‘艺术——哲学’思考的两大焦点。这两对范畴时常交叉、叠合，既折磨着又安慰着他笔下的主人公。当属于灵的、属于必然的东西占上风的时候，它们仿佛凝定为信念的两根支柱。当属于肉体的、偶然的东西充分地展现的时候，它们更像是翻滚着的感觉的漩涡，也是思想的漩涡。”（见黄子平：《正面展开灵与肉的搏斗——读《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文汇报》，1985年10月7日）

张贤亮在《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所暴露出来的男权意识和性别歧视观念，曾经为批评家所关注，特别是南帆为此做过的批评颇有代表性。

时过境迁，蓦然回首，一位批评家在变化了的语境里做出了这样的分析：“这部作品当时引起很大争议的原因，一是在于张贤亮写到了性，二是在于写到了男主人公对女主人公的离异等问题。一个道德感和身体虚弱感相当强的民族，是不大忍心看到这些东西的，尤其是经过了十几年不能谈性的社会主义道德教育。但是我想说的是，这种争议之所以过去或不了了之，就是因为它们根本不是文学性争议，大家讨论的不是文学问题，而是道德问题。”（见吴炫：《穿越中国当代文学》，江苏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至新世纪以来，围绕《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文本解读的一个显著变化是由当初的文学批评作品争鸣进入到更为深切更为广泛的学术研究。伴随着这种研究的不断深入的是这部作品从“名作”到“经典”的正典化的过程。2009年共和国成立60周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当代室集体撰著的《六十年与六十部：共和国文学档案》一书，将《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列入其间，从文学史意义上重新发现它的意义。因而，从某种意义上，《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已经成为当代中国一个“说不尽的”症候性文本。

多年前我还坐在江南一间大学的图书馆里激动地阅读着张贤亮新出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时，从来没有想过多年后我会在中国当代文学史课程里与它再度相遇。时隔25年，我今年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的教学进度，刚好达到张贤亮专题。

隔着25年的烟尘，第一次阅读时的狂喜与震撼慢慢退潮，风停水静后的回眸更觉一路行来却原来如此的山长水阔。所有的争议化为学术话语的一点一滴，一切的观点铸为思想前行的一步一履，而所有这一切都共同进入了共和国文学档案馆的一砖一石。

1985年张贤亮在《收获》第5期发表《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一时洛阳纸贵，争议也随之蜂起，且贬多于褒。“这部作品当时引起很大争议的原因，一是在于张贤亮写到了性，二是在于写到了男主人公对女主人公的离异等问题。一个道德感和身体虚弱感相当强的民族，是不大忍心看到这些东西的，尤其是经过了十几年不能谈性的社会主义道德教育。但是我想说的是，这种争议之所以过去或不了了之，就是因为它们根本不是文学性争议，大家讨论的不是文学问题，而是道德问题。”①应该说，置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时代语境里，这种以游刃于人性肌理的锐笔，流转于政治叙事之间的身体叙事，不仅需要勇气的挟持，更是一份人性灵光的升华。男人与女人、政治与性欲之外，作者又逗引出知识者新生的“一连串动人的故事”，以之与政治、爱欲互为勾连，从而完成一场启蒙与救赎、情色与权力交融的华美演出，它不仅是一个右派男人的忏情录与苦难美学的诗意呈现，而且这一文学文本连同其引发的批评文本共同显现了一个时代的文化症候与文学精神。

应该说，作为具有多重意义结构的作品，它引发的争议也是多重的。其聚点无论在当时的热烈的文学批评还是以后的冷静的学术研究大抵指向两个向度“：政治隐喻”与“肉体隐喻”。

2005年春天，北京燕山出版社结合专家与读者两方面的意见评选出的“世纪文学60家”，张贤亮以排名56位入选，白烨在为《世纪文学60家·张贤亮精选集》撰写的序言《时代的生活和情绪的历史》里这样定义其主旨，“许多人都停留在情与性的层面上，去理解《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的题旨。其实，从作品的描写来看，内容远比这要宽阔得多。它通过章永渴求爱情又得而复失的故事，至少告诉人们，人的世界其实就是两性的世界；就一个男人而言，没有女性的人生是不完整的。这种不完整，既表现在物质层面上性与欲的匮乏，又表现为精神层面上情与爱的缺失。这种双重缺席，势必造成人生的残缺与人性的畸态。病态的人生必将带来病态的婚姻，病态的婚姻也必会酿就病态的人生。往深处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这部作品其实是通过章永的病态婚事，揭露了那个极“左”时代对人性和人生的双重戕害，仍是经由劳改人婚爱的畸变反映社会生活的畸态。与《绿化树》相比，《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少了一些甜蜜，多了不少苦涩，因而带有了更多的悲剧意味。”

当代中国的学人以25年不倦的学术热情追踪与勘探一个文本，使得《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在变换了的时空里始终摇曳着文学的风姿，理论与作品之间互为因缘的文本解读成为当代中国文学再生产的一个具有症候意义的个案。其中，最吸引我关注的研究成果是，吴炫的《没有爱情，也没有尊重的世界——重看〈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及其评论的局限》（见吴炫《穿越中国当代文学》）、南帆的《文学、革命与性》（见王晓明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及韩毓海主编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文学卷》由蒋晖执笔的《当代写作中的性别话语》。这三个研究成果，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追求学术的独创性、文学研究和学术史视野的融合，从文学史与学术史研究的结合出发更赋予它善于总结前此理论遗产、推源溯流、包容古今的集大成色彩。

在《没有爱情，也没有尊重的世界——重看〈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及其评论的局限》一文里，作者用现代意识重新审视与评价《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的男主人公，认为“章永不愿意通过一个现代知识分子对人的尊重的方式来体现他对这个世界的底线之爱，他也就不能在现代意义上称之为‘人’——他是一个欲望者、人格委琐者、乌托邦者、自私者、知识优雅者、有英雄主义的豪情者、男性中心主义者，但唯独不是一个在任何情况下都有的对人的‘尊重者’”③。

南帆在《文学、革命与性》的视野下重新审视评价《男人的一半是女人》，重新规划它的文学史意义：

张贤亮的《绿化树》和《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是20世纪80年代最为著名的中国小说——尤其是《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之中，革命的政治已经由于畸形的发展而演变为新的专制体系。这是一种严酷的异化。这种专制体系是对于个体生命内涵的全面封锁——这样的封锁包含了精神和身体……《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暗示了性的不可止遏的冲击能量。这是革命的驱动之一。但是，这一部小说同时暗示出，性的能量还拥有另一幅世俗的构图。黄香久的愿望代表了民间的悠久传统：“小农经济给人最大的享受，就在于夫妻俩一块干活！中国古典文学对农村的全部审美内容，只不过在这样一个基点上——‘男耕女织’”。换言之，性的传统观念同时包含了渴求安宁、恐惧革命的保守性。《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后半部分展开了革命与保守之间的冲突。

在韩毓海主编的《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文学卷》里，《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得到知识考古学的卓越的阐释：

作为具有多重意义解构的作品，它完成如下的文学任务：再现了欲望的肉体，破坏了张抗抗美的肉体等于善的政治的神话；它把男女之间静穆的纯美的注视转化为肉体的激情对话，这种对话在‘我’和‘他者’的模式中得以抽象的展开，从此以后，王安忆、苏童、叶兆言的创作便有了最初的本土依托；它最大胆最鲜明地表达了男人的“厌女”情结，它来自于对阉割的惧怕，其背景既有西方的弗洛伊德的色彩，又带着浓重的东方情调，这直接导致了90年代的以林白、陈染为代表的“私小说”女性对抗；它思考了性态问题，颠覆传统的“风情”，在权力、性和快感网络之间表达了缠绕性的突围冲动，这样的结果无疑是加速了性的现代性转向，最终和市场的欲望连接在一起，成为王小波的先行者，同时也是90年代破碎的自我欲望主体的“冥河的摆渡者”；它瓦解了关于“美”的神话，动摇了理性的根基，成为先锋文学的先驱；预示自由理想的终结。

这种谱系学的知识考古，不仅描画了当代中国性别话语的知识图景，而且在文学史学术史与思想史的背景上定义了《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的意义，这种互为因缘的文本解读，使这部备受争议的小说具有了异常丰富的阐释空间，极大地提升了对这部小说的研究与认识水平，也推动着当代中国文学批评的发展与学术研究的建设。

从某种意义上，当代中国文学里正是因为出现了《男人的一半是女人》这样具备丰富、复杂的思想蕴含与独特的美感意蕴的症候性文本，促发了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的建设。对一个时代的文学来说，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是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两个组成部分。“我们称为活生生的文学创造活动，实际上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文学作品，一部分是文学批评。”②而“文本的意义不是敞开、透明、一次性呈现的，而是隐藏的、潜隐的、渐显的。也就是说，文本的意义是需要不断被发现、被阐释、被赋予的，文本研究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文本意义的‘开发’过程与‘增殖’过程。另一方面，文本本身是动态的，未完成的，不断丰富的，一个时代的文学作品总是处于‘生产状态’中”③。

2009年，当代中国文学的前沿批评家陈晓明出版了一部长达600页的中国当代文学史著作《中国当代文学主潮》。在“‘文革’后的伤痕文学及其反思性”的命题下，重新发现与确认《男人一半是女人》的“人性的叙述”的文学史意义，认为“如果说在《灵与肉》和《绿化树》中，张贤亮还在为知识分子构造一个完整的唯物论者的神话的话，那么，在《男人的一半是女人》里，他已经抛弃了这段历史的起源与构造的逻辑性，把伤痕的美感从知识分子受难的背景中剥离出来加以放大，变成了娓娓动人的关于人性的叙述”。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从诞生之日起，便以爆裂的强震与持续不断的余震冲击与觉醒着当代中国的审美之维。登岸不舍舟，舟在岸方在。从某种意义上，正是这种得自于《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的阅读体认与文本深耕，成了破解当代文化精神症候的一把钥匙。诚如一位台湾学者所言：“正典本质上固然永不封闭，但它得有人去读，其意义是由阅读生出来的。倘若士不悦学，大家都不爱阅读，视阅读为畏途或鄙视之，仅以谈作者身份、肤色、阶级、国别为乐；或废书不观，徒逞游谈。则正典之生命便告终。”（龚鹏程：《经典阅读》）文学批评的再生产过程是伴随着文本的再阅读而展开的。透过不懈不止的再阅读，你当越来越能体会，文学批评不是起源，也不是终点，而是阅读旅程的一个驿站。每个研究者首先都是这世间阅读经验的一位中介者。不停地阅读，开出不停地批评；不尽的批评，开出不尽的诠释；不懈的诠释，开出不懈的书写。正是从这种意义上，我们不妨说当代中国的文学世界里有个说不尽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

① 吴炫：《穿越中国当代文学》，第165页，江苏教育出版社，2007年1月版，第165页。

② 陈晓明：《批评的历史与超越媒体的可能性》，《传媒与文艺》第1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版。

③ 吴义勤：《新世纪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现状与问题》，《文艺研究》2008年第8期

（责任编辑:吕晓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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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俊峰，文学博士，广东商学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