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中国古代的隐士

李美玲

（包头师范学院历史文化与管理学院 内蒙古 包头 014030）

隐士是中国古代士大夫群体中特殊的一部分。隐士作为社会的一股潜流，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社会的风貌，尤其对整个士阶层的人格、尊严、心理、行为影响深刻。本文就隐士的隐逸原因、隐士的分类，隐士的评价三个方面加以阐述，不足之处，望专家学者指正。

一、隐逸的原因

隐士即指隐居不露潜藏之士。早期的隐士多处山林草野之中，不求闻达，不入仕途。如远古的许由与剿父，二人才志高远，但以“鄙弃天下”为高，“独全其天”，超然物外，为中国隐士开山人物。其后又有伯夷、叔齐，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终至饿死。士阶层出现以后，隐士则多指“士”阶层中有条件，有能力出仕却又不愿为官作吏者，是相对于出仕者而言。为什么中国古代社会普遍存在隐士者这一社会阶层，其原因是多种多样的。

首先，从外在的社会文化环境与政治背景看，隐士的产生可以说是与中国古代的官僚政治体制密切相关，是君主专制下强权政治的产物。王家范先生在《中国历史通论》中讲到“中国传统时代的社会控制机制，政治体系是其中的坚核，主流文化是为这样的政治体制作意识形态支撑的”[1]P271。我想，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主流文化是为君主专制论证和服务的，那么，与儒家积极出仕精神相对立的隐逸思想同样与君主专制和官僚政治密切相关。从秦统一以后，以流官制取代三代以来的世卿世禄制，从理论上讲布衣自身都有机缘进入政界，汉代的察举征辟和隋唐以后的科举制，应该说，皆为士人进入仕途提供了条件，并由政治上的成功进而获得经济上的权益以及光宗耀祖的社会荣誉。问题是君主集权，在皇权高压之下，官场政治险象环生勾心斗角，尔虞我诈，血雨腥风，使得许多睿智而胆怯的士人感到恐惧忧虑，有些人无法适应这种险恶的政治环境，自然而然而生退隐之心，所谓“有人夜半赶科场，有人辞官归故里”，如东汉后期，由于政治极端黑暗，儒生们从汉武帝以来通经致仕的门路受阻，一些有志之士又羞于与外戚宦官为伍，纷纷归隐。屡征不起，终身不仕者如严光，周党、薛东、逢萌等43人。其他先仕后隐及不应征辟者为数更多。体现了士人在与皇权的斗争中无力也无法改变命运的软弱一面。

其次，是儒道互补的文化氛围的影响。所谓在朝为儒，在野为道；仕进为儒，隐逸为道，君子达则皆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出仕时自然是辅弼君王，经纶天下，施展才华，实现抱负；退隐则服从天性，逍遥自适，明哲保身，悠然自得。在历史上，儒生有强烈的入世精神，儒生的政治理想，人格追求促使他们积极参与现实政治，但残酷的现实迫使他们为了人格的尊严和人性的完善，只好退隐，从庙堂之高转向处江湖之远。政治抱负不能实现进而转向精神上的自我完善。

第三是内因的，即隐逸者个人的思想动机。无论政治环境多么险恶，文化氛围多么浓厚，但在历史上大多数士子们是希望通过仕进以光宗耀祖，荣华富贵。真正的隐者还属极少数。大多数人奔竟于官场，角逐于权门。因此说，个体隐居者的个人思想动机是隐逸的内在原因。我以为，隐者多是智者也是弱者，隐士们多具有敏感而脆弱的心理，选择隐居，完全是面对外在环境，个人一种生活情趣的选择和独立人格理想的追求，这些有多方面的原因，因人而异。如有些人有山林之癖，花石之奇，追求安静澹泊“放情肄志，逍遥泉石，无意于出处之间。”[2]P5115或不甘为五斗米折腰的耿介者。或有的性格内向，行为怪异乖张，不愿与人交往，甚或不容于当世者。还有的隐士“身在江湖之上，心忧魏阙之下，托薛萝以射利，假崔壑以钓名。”[2]P5115

应当说，中国古代的政治文化背景是士人隐逸的外部环境，是外因；而生活情趣及个性心理追求是士人隐逸的内因，二者相辅而成，交相感应。

二、隐士的类型

根据士人隐逸的动机与目的，性格与情趣及隐居的方式不同，中国古代的逸隐者可以分为以下四大类。

一种是淡泊型的。这类隐士生活淡泊，甚或性格乖张，不慕功名利禄，无意升官发财；遁迹山林，逍遥于青山绿水之间；安若节，甘贪贱。如南朝褚伯玉，“少有隐操，寡嗜欲，居瀑布山三十余年，隔绝人物，唯朋松石”，“介于孤峰绝岭数十载，终于老死山林。”[3]P926这类隐士不基于政治原因，纯属个人的洁身自好，有意逃避喧嚣的尘世，他们以名利为轻，心如止水，身似枯木，又襟怀高旷，笑傲万物。

第二种是抗议型隐士。一部分是由仁宦而归隐，如陶渊明；一部分是与当权者政见不合而不肯出仕，如竹林名士；以及王莽篡汉时，“士之蕴藉义愤甚矣。是时裂冠毁冕，相携而去者，盖不可胜数”[4]P2756；也有基于民族矛盾，不肯为异族所用者，如明末清初顾炎武等人。这种隐士不愿与黑暗势力同流合污，而又斗争无力，由仕宦转身而隐逸，这类人往往廉洁自律，品性高洁，关爱民生，痛恨暴政，有民族气节，正气凛然，如有机遇还会由隐而显，奋发有为。

第三种是老庄型隐士。这些人深受老庄思想影响，不求闻达，超然物外，遁名避世。他们崇尚自然，追求朴素，向往无为，追求人性的天真纯朴，自然浑成，反对外在诱惑和压抑。这种主张不能解决任何现实问题，却对生活中的一切烦恼，忧伤和失意都可不了了之，这正迎合了士子们无为改变现实却又无可奈何的心情。随佛道教的兴起，许多人直接追随僧道，遁入山林。

第四种是清高型隐士。他们主要受传统儒家思想的熏陶。儒家思想从本质上讲具有强烈的入世精神，孔子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积极生活态度和自强不息的精神一直激励着后世的志士仁人。但儒家又非盲目入世，而是看其主张的“道”是否可行。孔子主张“危邦不入，乱邦不居，有道则见，无道则隐。”[5]P107关键看其政治理想能否在现实生活中实现。这类隐士有待时而起，待机而发的情形。但又孤傲不屈，卓然独行，蔑视当权者，清高是其特点。这类隐士不一定非要隐迹山林。其隐多表现为不参与政治，修身养性，或聚徒讲学，著书立说，多在学术思想方面有建树。

此外还有沽名钓誉的，以假隐的方式来博取功名的冒牌隐士，其行为为后世人所不耻。实在不能归到隐者之列。

三、隐士的评价

对于隐士的社会评价，历来各有褒贬。儒家推崇名教，认为隐士的行为有助于道德教化，加以肯定。老庄崇尚自然，认为隐士的隐逸是对其主张的践行，也加以赞许。法家强化皇权，认为隐逸是不从王命的行为，故加斥责。从今天来看，我以为对隐士的评价应一分为二，但积极作用仍是主流。

从肯定方面考虑，首先中国古代士人的人格独立、人性的自由、尊严，个性的张扬在隐士身上得以体现。中国古代的士人，在春秋战国列国纷争之时，游说各国，合者留，不合则去，响亮提出理尊于势，士贵于君的口号。但从秦汉以后，士人的仕途单一，其人格尊严受到极度压制。士人只能以隐退的方式，来维护其人格与尊严。“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其次，士人有的以隐退方式来维护正义。如三国时嵇康不为司马氏所用，隐入竹林，其原因在于鄙视司马氏政权所提倡的虚伪名教。第三，仕与隐，必然面临贫与富的选择，但为了心中的正道，隐士们舍弃富贵尊荣，以贪贱寒苦之身维护了士的价值与尊严；第四，隐士们在政治上隐的同时，许多人却在文学艺术方面取得辉煌的成就。如东汉末集今古文之大成的郑宏，不喜作官，专心著述，成一代宗师。徐霞客不入仕途才有地理学的巨者，顾炎武等明末志士不为满清所用，不入仕途，才有《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等宏篇巨著。主要是他们摆脱了官场的羁绊，保证了心灵的自由和时间的充足，“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6]P1458，也才有思想文化上的巨大成就。第五，有些超然物外的隐士尽管默然无闻，寂然一生，但他们的高风亮节，与世无争的和平心态，对于社会上那些蝇营狗苟的贪婪者而言，仍有息贪止争的潜移默化的功能，他们因此也受人推崇。如范仲淹赞严子陵所言：“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可使贪夫廉，懦夫立，大有益于名教。”[7]P1164

当然，隐逸终究是对专制政治的一种软弱无力的反抗，无可奈何的回避。许多隐士精神萎靡，生活清贫，由清高至清贫再至清苦，只好以“君子忧道不忧贫”的精神胜利法来掩饰。许多人本有活力与才智，最后形如稿木，心如死灰，实在是一种悲哀与不幸。尤其是其消极的处世方式实无益于世人，与那些在历史上为民请命，为国立功的英雄人物相比，相形见绌。如历史上两度被贬但仍不忘“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相比，隐士都具有狭隘的个人主义和自私自利的色彩，结果只能是“剿父洗耳有何益，夷齐饿死终无成。”[8]P412因此对待历史的隐士，我们可以理解其处境和苦衷，但终究缺少一种气魄和活力，令后人深感哀惋。

今天我们从宏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角度，面对当今商海浮沉，人人言利，贪污受贿，挥霍浪费，世风浮躁的不良风气，通过发掘历史上隐士的清高风范、淡泊美德，为那些贪婪者树立一面道德的镜子，令其反身自省。这或许有助于树立淳正的社会主义新风尚。

[1]王家范.中国历史通论[M].上海：华东师大出版社,2001.

[2](后晋)刘煦.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87.

[3]（梁）萧子显.南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87.

[4]（宋）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87.

[5]乌恩溥注译.四书译注[M].吉林：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

[6]陶敏、陶红雨校注.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M].湖南：岳麓书社，2003.

[7]古文鉴赏词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7

[8][清]王琦注.李太白全集（上）[M].北京：中华书局，19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