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尔滨走出的传奇医生伯力士

马学博

（哈尔滨医科大学医史学教研室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1）

民国元年，在哈尔滨设立的中国近代第一所常设卫生防疫机构——东三省防疫事务总处（1912～1932）,是当时世界著名卫生机构之一。当年这里人才荟萃，中外专家云集。“九·一八事变”后，全体专家南下上海，加入卫生署海港检疫管理处（1930～1937），他们中间有一位外籍专家伯力士医生。

一、军医 战俘 流浪者

伯力士（Robert Pollitzer1885～1968）奥地利人，毕业于欧洲著名学府——维也纳大学医学系。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被征入伍，成为“同盟国”奥匈帝国军队的随军医生，在战场上与伤员一道被敌方“协约国”沙俄军队俘虏，流放到西伯利亚战俘营服苦役。

俄国“十月革命”后，英、法、美、日等协约国武装干涉苏俄，妄图扼杀新生的苏维埃政权。穷兵黩武的日本皇军出兵西伯利亚，同盟国战俘又沦为日本人的阶下囚，境遇更加悲惨。野蛮残忍的日本军人疯狂凌辱虐待战俘，这群身材矮小、举止猥琐的日本军人的狰狞面目，深深印刻在伯力士脑海中，如梦魇般挥之不去，从此埋下了导致他日后精神崩溃的祸根。

苏联国内局势稳定后释放了同盟国战俘，万念俱灰、一文不名的伯力士有家难回、有国难投，无奈只好在苏联谋生。连年战争和饥荒，苏联社会经济几近崩溃，广大苏联人民遭受着饥饿和寒冷。伯力士难以立足，只好在苏联各地行医为生，过着居无定所、朝不保夕的流浪生活。

二、平静的人生港湾——哈尔滨

1921年伯力士流落到哈尔滨，慕名来到东三省防疫处谋职。落拓潦倒的伯力士，衣衫褴褛、神情呆滞，使人怀疑这位欧洲人的能力。东三省防疫处总医官伍连德博士慧眼识珠，收留了这位流浪医生，让他负责防疫处设施先进的实验室。[1]

是金子迟早会闪光，不久防疫处同仁发现，伯力士不仅是一位医学理论基础深厚、实验技术精湛的病理学家，而且具有极高的语言天赋，通晓英、法、德、俄数种语言，读写流畅自如。伯力士对待工作一丝不苟，分配给他任何困难的实验都难不倒他，令人刮目相看。

伯力士来到哈尔滨,时值“东三省第二次肺鼠疫大流行（1920～1921）”期间，伍连德带领伯力士等人前往疫区达赉诺尔——满洲里附近的煤矿城镇视察指导防疫事务。当地有6 000煤矿工人，其中中国人4 000，俄国人2 000，染疫死亡竟达1 017人。身临其境的伯力士深感震撼，为他终身从事防疫科学研究产生重要影响。[2]

多年囚徒生活使伯力士身心受到极大摧残，患上严重的抑郁症，精神接近崩溃。终于有一天他决定自杀以求得心灵的解脱。幸而被一直默默关注他的伍连德与陈永汉医生及时发现，把他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挽救了他的生命。

英国剑桥大学毕业，时任防疫处正医官兼滨江医院院长陈永汉医生与伍连德一样，在工作和生活上处处关心爱护伯力士，安排他住在防疫处大楼二层的专家宿舍，与其他专家毗邻而居，朝夕相处。医生的职业敏感让他们觉察到伯力士精神出现的异常，悉心关照才避免了悲剧的发生。他们决心帮助在哈尔滨举目无亲的伯力士度过心理危机难关。为了尽快改变伯力士的经济状况，给他增加了薪水，又介绍了很多欧洲朋友，还为他物色了一位逃难在哈尔滨的波兰人家庭的女儿为妻。伯力士在哈尔滨市区一座漂亮的花园洋房中安家落户，1925年他们的大儿子出生。

伯力士终于振作起来，防疫处同仁发现，他变得注重仪表，衣冠楚楚，俨然欧洲绅士。

重新扬起生活风帆的伯力士开始崭露头角，逐渐成为防疫处的中国和外籍专家中的佼佼者和“最杰出的成员”。

1923年6月，伍连德率领伯力士、关任民医生与萨柯尼夫博士为首的俄国专家组成联合考察队，赴中俄边境调察旱獭间鼠疫流行状况。发现了在野外染疫的旱獭以及病死的旱獭，获取自然状态下旱獭间鼠疫流行的原始资料，捕捉到珍贵的实验动物及标本。[3]

伯力士充分发挥自己精湛的实验技术，协助完成了伍连德设计的“旱獭疫菌吸入性实验”，这一当时细菌学研究领域的尖端课题，取得国际瞩目的成果。证实了鼠疫菌不仅经跳蚤传播，也可经呼吸传播。疫菌宿主动物——旱獭研究，为“肺鼠疫”学说的创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4]

伍连德赏识伯力士的才华，放手让他独当一面，担任东三省防疫处细菌研究室主任，还兼任防疫处附设的哈尔滨医学专门学校病理学教授。

在哈尔滨工作期间，伯力士在鼠疫、霍乱、猩红热、天花、伤寒等危害民众健康的烈性传染病的实验诊断、临床治疗等进行深入探索，研究成果发表在连续出版的《东三省防疫事务总处报告大全书》等国内外学术期刊上。甚至还对中国的传染病流行史发生兴趣，发表了《主要传染病流行于中国的历史》（1931）一文，现已被医史学家视为我国当代疾病史研究的经典文献之一。

在上海海港检疫管理处期间，伍连德、陈永汉、伯力士、伍长耀四位专家共同出版了《鼠疫概论》（英文版1936；中文版1937）这部著作受到世界各国卫生防疫工作者的欢迎和推崇，视之为鼠疫防治理论与实践的指南。

这部著作第二章细菌学、第三章免疫学、第四章病理、第五章实用诊断，由伯力士一人撰稿。[5]这在医学学科专门化的今天是令人惊叹的，伯力士学识的广博与精深可见一斑。

1931年“九·一八”事变，伯力士与防疫处专家一道南下上海，加入中国政府一年前筹建，伍连德任监督（处长）的卫生署海港检疫管理处，从此伯力士再也没有回到他生活工作10年的哈尔滨。

1932年，上海“一·二八”抗战中，伯力士与海港检疫处的全体成员一道，积极救治十九路军伤员。战乱中大批难民涌入上海市区，上海发生霍乱流行，海港检疫处所属两所检疫医院收治大批患者，伯力士等专家采用当时先进的高渗盐水补液疗法，挽救了许多患者的生命。

三、抵御细菌战的英勇战士

1937年7月，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淞沪会战”中海港检疫处被炸毁，上海沦陷。伯力士随同其他专家西迁中国内地，他早年的漂泊生涯似乎又在中国重演，何去何从，伯力士又一次处于人生的十字路口。

中国全面抗战爆发后，国际联盟卫生组织向中国派出了“国联援华防疫团”，伯力士毅然加入该团，决心用他的专业知识支援中国抗战，国民政府聘任伯力士为卫生署专员。

穷凶极恶的侵华日军公然无视国际公约，丧心病狂地发动细菌战，造成中国内地、沿海几省瘟疫流行。卫生署迅速派出以伯力士为专家的医疗卫生队前往各地防疫。1940～1943年，伯力士奔波在大后方几个省区，有力地挫败了日军细菌战图谋。

侵华日军731细菌部队1941年11月在湖南常德空投细菌，造成常德城乡地区爆发鼠疫大流行，时年已56岁的伯力士随医疗卫生队，于12月21日到达常德，立即展开防疫工作。

湘西防疫处责成当地各保甲每日送活鼠100只，供伯力士检验。共解剖检验老鼠五六千只，发现鼠疫菌以及印度鼠蚤和欧洲鼠蚤。

通过现场调察发现，日军空投的细菌弹不是过去发现过的陶瓷细菌弹，而是用稻草、破布、棉絮包裹的谷子麦粒，当地老乡称之为“草包炸弹”。经检验分析，伯力士认为，内置纯粹鼠疫菌的陶瓷炸弹落地后破碎，细菌四散，如果不能直接附着到人或其他动物宿主身上，细菌很快死亡，陶瓷细菌弹的杀伤力不大。

日军将培养的可存活数周的带菌跳蚤裹在破布、棉絮中，掺入谷子麦粒作诱饵，吸引老鼠觅食，跳蚤乘机寄生在老鼠身上，然后传播给人。

伯力士立即向重庆卫生署和军医署报告，当地发生腺鼠疫。

报告书中详细陈述细菌学检验结果、媒介物分析，证实常德鼠疫流行系人为造成，为及时向全世界揭露日军细菌战罪行提供了科学依据。[6]

盟军方面获悉伯力士的报告书后十分震惊，美国鼠疫研究专家梅耶博士(KF.Meyer)认同伯力士的检验结果和细菌战结论，说服美国军方，为在太平洋上登陆岛屿作战的美军士兵注射鼠疫疫苗，军服经过防跳蚤的驱虫剂浸泡，以防御日军可能发动的细菌战攻击，所幸美军攻占的岛屿上没有发现细菌污染。

伯力士亲笔记录的检验单，现存常德市武陵区档案馆，成为日军细菌战罪行的历史证据。

伯力士在各地防疫期间，救治了许多鼠疫感染者。为了抵抗细菌战，伯力士每到一处即在当地举办“短期防疫训练班”培养防疫人员。他自己编写讲义，亲自主讲，为浙、湘、闽等地培养了一批防疫人才，有力地支援了中国战时的卫生防疫事业。

四、蜚声世界的鼠疫专家

伯力士与中国人民共同坚持八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1945年日本法西斯无条件投降，伯力士与全中国人民一道欢庆胜利。此刻，伯力士的视野放大到全世界，他相信“大战之后必有大疫”，向新成立的联合国所设世界卫生组织（WHO）提交了一份《关于战后世界各地流行病状况》的重要报告，引起高度关注。不久，世界卫生组织流行病部吸纳伯力士为正式成员，负责中国的防疫事务,伯力士的科学预见也很快得到证实。

1946年春，福建流行鼠疫，伯力士再次赶到福州、厦门等地疫区防治、培训防疫人员。此番经历，东南鼠疫防治处处长左吉在《鼠疫要义》[7]弁言中有所描述：“东南鼠疫防治处组织防疫医师讲习班，闽浙赣三省遴派卫生人员分期入班训练……教学方面推伯力士博士主持,博士为鼠疫专家,著作等身,在中国服务念有余年,曾参加东北、东南、滇西诸防疫工作，贡献甚多，成绩卓著。抗战期间，与吾人共同度其困苦生活，奔驰各地，不辞劳瘁良足钦佩。其教学也，循循善诱尤具热诚，斯篇即其在讲习班所授之课本，取材新颖，内容闳富……”由于伯力士和东南鼠疫防治处同仁的共同努力，福建等地疫情终告平息。

1948年已经63岁的伯力士，离开他为之服务27年的中国，在大海漂泊三个月，抵达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设在旧金山的胡珀医学中心（George Williams Hooper Foundation），继续从事鼠疫防治理论及鼠疫疫苗的研究。在中国多年防疫工作中,伯力士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他的鼠疫防治理论研究已达到国际领先水平。他主张应用活菌制造鼠疫疫苗，认为鼠疫菌经过减毒处理后已变得“友好”，用来制造疫苗是安全有效的。而死菌鼠疫疫苗的代表人物——美国细菌学家K.F.梅耶博士时任胡珀医学中心主任。

1954年，伯力士的700页著作《鼠疫》（德文版、英文版）出版，这部最新版的鼠疫防治理论巨著，为作者带来国际声誉。1936年，伯力士与伍连德等人合著Plague: Manuzl（中文版《鼠疫概论》1937），此后治疗和控制鼠疫取得了重大的进展，防治工作仍然应用这部参考书，世界卫生组织希望伯力士撰著新版本，1951年11月至1953年9月分章节在《世界卫生组织学报》发表，最终出版了专著。[8]1959年，他的另一部专著Cholera(霍乱),同样由设在日内瓦的世界卫生组织出版。这两部被誉为经典的著作问世，标志着伯力士已成为防疫科学领域的理论权威。

1968年，这位传奇医生逝世，享年83岁。

伯力士青年时代坎坷曲折屡遭磨难，幸运的是他流落到哈尔滨，友好善良的中国人接纳了他，帮助他抚平心灵创伤，重新树立起生活的勇气。伯力士由哈尔滨起步，走向人生的辉煌。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最艰难的阶段，伯力士这位外国人没有选择逃避，而是和中国人民患难与共，为抵御侵华日军发动的泯灭人性的细菌战提供了宝贵的援助，中国人民当然不会忘记这位传奇医生。

[1][3]Wu Lien-teh.Plague Fighter：The Autobiography of a Modern Chinese Physician.Cambridge:W Heffer and sons Ltd.1959.P.385,P.94

[2]Wu Yu-lin.Memories of Dr.Wu lien-teh Plague Fighter.Singapore:World Scientific,1995.P.74

[4]伍连德.东三省防疫事务总处报告大全书（第六册）[M].1928:112

[5]伍连德,伯力士等.鼠疫概论[M].卫生署海港检疫处,1937:54-95

[6]陈致远.1942年常德石公桥和镇德桥的鼠疫之研究[J].湖南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4）

[7]伯力士.鼠疫要义[M].卫生署东南鼠疫防治处,1947:弁言

[8]R.Pollitzer.Plague.Preface,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Geneva 19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