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外开放的历史探究

崔 雯

（西安政治学院 陕西西安 71068）

从1935年10月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到1948年3月党中央、毛主席东渡黄河离开陕北的近13年，史学界称为延安时期。延安的13年是中国共产党由小到大、革命力量由弱到强的辉煌时期，也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诸多重要思想的形成时期。在此期间，中国共产党在对外开放方面也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实践。

一、经济建设方面的对外开放思想与实践

中国共产党从来就不是一个自我封闭的党。［1］在民主革命时期，为了打破敌人对革命根据地的封锁，发展生产，保障供给，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初步形成了自己的对外开放观，要求发展对外贸易，吸收根据地以及外国的资金和技术。早在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所发表的对外宣言就指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并不反对与世界各地的资本主义的政府重新订立完全平等的条约。在苏维埃区域内，这些国家的人民在不违反苏维埃一切法令的条件之下，可以有经营工商业的自由。”

延安时期，我党获得了更为宽松的发展环境，党的对外开放思想也更加活跃。1936年毛泽东在陕北保安向斯诺谈论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关系时说:“如果中国真正赢得独立,外国人在中国的合法贸易利益将会有比过去更多的机会”，“苏维埃政府欢迎外国资本的投资”［2］。《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第21条规定：在尊重中国主权与遵守政府法令的原则下，允许任何外国人到边区游历、参加抗日工作或在边区进行实业等。1944年7月，以包瑞德为首的美国观察组访问延安，毛泽东在会见谢伟思时，曾多次谈到有关利用外资和对美开放的设想，指出中国共产党愿意在经济上同美国合作。毛泽东认为:“美国不但是援助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合宜的国家，而且也是完全有能力合作的唯一国家。”“中国战后的最大需要是发展经济。但中国缺乏独立完成这一任务的必要的资本主义的基础。中国的生活水平这么低，不能采用进一步降低生活水平的办法来筹措所需要的资金。”美中两国在经济上可以互相取长补短，双方将不会发生竞争。中国不具备建设大规模重工业的必要条件，也不希望在高级的特制产品上与美国竞争。而美国为了它的重工业和这一类产品，需要出口市场，同时还需要为投资寻找出路。“中国所拥有的原料和农产品，可以作为外贸和外国投资的补偿［3］。”毛泽东也从实现工业化的角度，指明了外资的作用:“中国必须工业化。在中国，工业化只能通过自由企业和在外国资本帮助下才能做到。”从这些思想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对于“对外开放”已经有了比较成熟的考虑。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后，毛泽东还亲自制订了吸引外资的政策。1944年8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规定在对外经济关系方面：“在双方有利的原则下，我们欢迎外国投资与技术合作。”并提出在与外国人进行交往时，“我们一方面应加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而不是排外，另一方面要学习人家的长处，并善于与人家合作，绝不是惧外”。1945年在党的七大的《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毛泽东科学地提出检验“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的“生产力标准”的同时，还大胆地提出了引进外国资本的问题，表示：“为着发展工业，需要大批资本。从什么地方来呢？不外两个方面：主要是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积累，同时借助外援。在服从中国法令，有益于中国经济的条件下，外国投资是我们所欢迎的。”1946年5月，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解放区经济建设和财政金融贸易的基本方针》规定：“我们应有计划地组织农民生产对外贸易的原料和制造品。有些出口的原料尽量制成成品或半成品再出口。”并指出这对改善人民生活和活动内部金融有极大的作用，所以要通过直接与国外进行贸易，“向外国交换必需的机器和物质”。1946年6月3日，经毛泽东审阅同意的中共中央《关于解放区外交方针的指示》指出，在不损害中国主权的前提下，“允许外国人来经商、开矿及建立工厂或与中国人合作来经营厂矿”。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经济建设上的对外开放思想为新中国的经济建设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全国革命即将胜利之际，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中国共产党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在会上讲话时又谈到了对外开放的问题，他说：“关于同外国人做生意，那是没有问题的，有生意就得做，并且现在已经开始做，几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商人正在互相竞争。”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积极努力争取发展与世界各国的经济交往，不仅主张同社会主义国家发展贸易，而且也认为应该向资本主义国家开放，以便发展中国的经济。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外开放搞活经济思想的实践，对于巩固和扩大抗日根据地及解放区起了重要作用，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二、文化方面的对外开放思想与实践

延安时期在文化方面的对外开放是与经济开放相对应的“第二开放”。毛泽东曾多次明确提出向一切民族、国家学习的主张，指出我们的对外开放是全方位、多元化的大开放，而不是对一国一地的狭隘开放。毛泽东一贯重视学习优秀的外国文化。

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要“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4］。他认为，外国的进步文化和外国古代文化，例如各资本主义国家启蒙时代的文化，凡属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都应该吸收。毛泽东还探讨了学习外国文化的方法。他认为，学习外国文化“如同我们对于食物一样，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肠运动，送进唾液胃液肠液，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才能对我们的身体有益，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不要全盘接受，不能全盘西化。毛泽东还指出不能形式主义地吸收外国的东西，认为“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

1943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在论及关于吸收外来优秀文化问题时，毛泽东指出：“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化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5］，“我们决不可拒绝继承和借鉴古人和外国人”。毛泽东打了一个生动的比喻：我们讲一个“古今中外法”，即：屁股坐在中国的现在，一手伸向古代，一手伸向国外。在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的这些真知灼见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经济建设和对外开放的展开定下了基本框架，那就是：开放的内涵是贯通古今中外的大开放，尤其把对外开放摆在特别突出的位置，目的在于借助外来的、优秀的东西充实、巩固和提高我们自己。

三、政治、军事方面的对外开放思想与实践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积极加强与世界各国的联系，以便获得政治上的支援，壮大革命力量。抗日战争爆发后，毛泽东对比分析了中日双方力量状况，认为争取国际援助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一个必要条件。1937年7月23日，毛泽东发表了《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方法和前途》，正式提出：“抗日的外交”，“立刻和苏联订立军事政治同盟，紧密地联合这个最可靠最有力量最能帮助中国抗日的国家。争取英美法同情我们的抗日，在不丧失领土主权的条件下争取他们的援助。战胜日寇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但外援是不可少的，孤立政策是有利于敌人的”。1938年10月，毛泽东在青年代表大会演讲中谈到了中外关系，指出外国是帮助我们的，第一个帮助我们的是苏联，它是我们的第一个朋友；第二个朋友是帝国主义国家的老百姓、工人、学生等；第三个朋友是英、法、美这些国家的政府。为此，中国共产党人大力宣传抗战，全面展开民间外交。1941年10月26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了“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会”，来自印度、越南、荷属东印度、朝鲜和日本等东方1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共130余人出席。12月4日又在延安召开了“全国青年反法西斯大会”。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了关于太平洋反日统一战线的指示，提出要与英美等国建立国际统一战线，要求全党“在各种场合与英美人士作诚恳坦白的通力合作”。由于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努力，一时间，延安成为当时中国和其他亚洲各国人民反法西斯斗争的一个中心。

中国共产党人真正进入实质性的“半独立外交”阶段是在1944年初至1945年抗战结束。这期间有3件非常重要的标志性外事活动：一是中外记者团访问延安；二是美国政府向延安派驻军事观察组；三是美国总统特使赫尔利来华调停力促国共和谈。1944年7月美国政府派驻延安军事观察组是中美军事外交活动的一件大事。美军观察组1944年7月至1945年6月驻延安期间，毛泽东在同观察组的政治负责人谢伟思的多次长谈中，强调中国共产党对美国的政策是寻求美国对中国的了解和友谊，中美两国经济上可以互相取长补短。通过与中国共产党的充分接触，对“共产党中国”有了切实了解后，军事观察组向美国政府提出了一条现实主义的对华政策建议，即放弃片面支持蒋介石政府的错误政策，更加灵活地对待中国共产党，以降低把美国利益同蒋介石的命运牢牢捆在一起的危险性。虽然这一政策最终并没有为美国政府所接受，但在中国共产党的外交史上，它无疑是一次重大而且成功的探索，写下了中国共产党与美国政府关系史上的第一笔。1944年10月，美国总统特使赫尔利以调停者的身份介入国共谈判，拉开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重大涉外谈判的序幕，提高了中国共产党的整体外交水平。

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的艰苦发展时期，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并坚持实践一系列对外开放的思想是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创举，这一创举让全国乃至世界了解了延安，了解了中国共产党，把在政治斗争中处于弱势的政治力量一步步推向强盛。中国共产党在艰苦环境下积累的丰富的对外开放经验，也为新中国成立后乃至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新时期中国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注 释：

［1］中国共产党历史十八讲［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7.196.

［2］毛泽东自述［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125.

［3］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与谢伟思的六次谈话［J］.党史通讯，1983：20—21.

［4］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706.

［5］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60.

［1］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十年纪事—毛泽东在延安［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

［3］朱鸿召.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M］.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