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商:经典诞生的“助产医生”
——以中国古典小说传播中的书坊主为例

翁再红

(南京艺术学院艺术学研究所,江苏南京210013)

出版商:经典诞生的“助产医生”
——以中国古典小说传播中的书坊主为例

翁再红

(南京艺术学院艺术学研究所,江苏南京210013)

埃斯卡皮将出版商的作用比做“助产医生”,认为没有他们的存在再好的作品也不可能面世,更不要说流传了。在中国古典小说的出版与传播的历史上,书坊主正是扮演着这样的角色。通过对书坊主这一角色的考察,可以认为,这一特殊的文化群体不仅为文本的最终面世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前提,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也左右了文本今后的命运,在文本走向经典的过程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出版商;书坊主;经典化;小说评点;续书

在埃斯卡皮看来,“出版商的作用同助产医生的作用相似:并不是他赋予作品以生命,也不是他把自己的一部分血肉给作品并养育它。但是,如果没有他,被构想出来并且已临近创造的临界点的作品就不能脱颖而出”[1]37。对于中国古典小说来说,书坊主作为实际意义上的出版商,充当的正是文本传播的“助产医生”这一角色。这一群体的集体协作,不仅加速了文本的诞生,为文本进入经典序列提供了一个基本的物质前提,而且他们还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了文本的生命。如埃斯卡皮所言,对于一些作家和作品来说,正是因为出版商的积极参与,才使得他们摆脱被淘汰的命运,并因此而恢复了文学生命。这是因为,“如果他们的作品仍然处在手抄本阶段,他们或许就要被排斥在这种文学生命之外”[1]39。从这个意义上说,出版商的存在价值就在于:他们通过自己的出版行为,特别强化了某些文本成为经典的可能。就中国古典小说而言,书坊主作为“助产医生”的角色,主要表现在他们对小说批评的介入和小说创作的介入这两个方面。

一、书坊主对小说批评的介入

根据埃斯卡皮的观点,被缩减为物质程序的出版职能可以用三个动词来概括,即挑选、生产和发行。对出版商来说,最重要的就是挑选,一旦“挑选”失败,文本的文学命运对他们或许无关紧要,而商业上的失利却足以让他们痛惜。正因为挑选本身承载了重要的价值判断,直接影响到书籍是否畅销,因此,书坊主们为了能够最大程度地保证书籍的畅销,他们会借助文学批评对小说大造“声势”,以提高小说的“声誉”,最终实现自己的商业目的。我们知道,对于中国古典小说批评来说,最重要的批评形式就是小说评点。事实上,小说评点从其诞生初,就是两条腿走路,一条是专业评点,而另一条就是商业路线。据考证,现存最早的通俗小说评点就是由书坊主余象斗所进行的[2]123。其中,书坊主对小说批评的介入,主要就体现在“书商型”的小说评点中。所谓书商型小说评点,完全是以小说的传播与读者的接受为其主要目的的,确切地说:

它实则包括两种评点者的评点之作,一种当然是由书坊主及其周围的下层文人为之的评点作品;另一种情况有点特殊,评点者是文人,但他们评点小说并非出自其情感表现之需要,而是或受朋友之托,或受书坊之邀,为所刊小说摇旗鼓吹,故其虽非书商,但其评点带有明显的商业传播特性。正是两者在商业传播这一层面上有共同的趋向,故而将其纳入一种评点类型,姑且名之为“书商型”[3]95。

当然,书坊主以文本传播与读者接受为主要目的的批评活动,并不只局限于小说评点。不过为了讨论的方便,我们主要还是以小说评点为重点,兼及序跋等小说批评形式,旨在揭示商业因素介入下的文学批评对于小说的传播及其经典化进程的影响。具体而言,书坊主对小说批评的介入,至少在三个方面对小说文本的经典化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首先,商业化的出版引入批评文字,旨在引导消费,发挥了广而告之的文本宣传功能。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小说的知名度,加速了文本进入经典序列的可能。这一点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直接“广告”。这方面最突出的就是小说中的序跋与“识语”。小说通常在扉页上冠以“识语”,如万历三十四年(公元1606年)三台馆余象斗所刊的《列国志传》,其扉页醒目地印着广告:“《列国》一书,乃先族叔翁余邵鱼按鉴演义纂集。唯板一付,重刊数次,其板蒙旧。象斗校正重刻,全像批判,以便海内君子一览。买者须认双峰堂为记。余文台识。”[4]79明代雄飞馆书坊将《三国演义》《水浒传》这两部作品合印在一起,另起新名《英雄谱》。其封面上印有如下识语:

语有之:“四美具,二难并”,言璧之贵合也。《三国》、《水浒》二传,智勇忠义,迭出不穷,而两刻不合,购者恨之。本馆上下其驷,判合其圭。回各为图,括画家之妙染;图各为论,搜翰花之大乘。较雠精工;楮墨致洁。诚耳目之奇玩,军国之秘宝也。识者珍之。雄飞馆主人识[4]79。

这些识语大都直接指出此书的优势所在,对买主有一定的吸引力。序跋的广告口吻或许没有识语那么直接,有些也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对作品作出客观评价,但是有些依然有着浓厚的广告色彩。以一部名不见经传的小说《如意君传》为例,清人刘作霖在序中竟这样评价:“雕章琢句,则前人所有而无不有,前人所无而不使无,视耐庵之《水浒》,雪芹之《红楼》,可以鼎足;《西厢》《琵琶》等书,则词曲一路偶及之,亦可齐观,而《西游》之幻,《金瓶》之秽,厕奇书之列者,皆自邻以下矣。”[4]80利维斯曾说“有比较才有标准”,正是这种看似夸大无边的广告的使用,才使真正优秀的作品得以在比较与“贬抑”之后显得更加优秀、更加经典,也使那些实际上拙劣的作品在被肆意“抬高”之后摔得更重,最终淹没在浩瀚无边的文学作品之中。二是间接“广告”。在小说批评中最具典型意义的当属“托名”评点这种形式。既然是要达到“广告”的效果,所托之“名”必然是那些极具文学声誉或社会威望的“名流雅士”。虽然书坊主们主观上只是想借助他们的“名人”效应获取高额的商业利润,但是却在客观上提升了小说文本的传播效果,使小说自身得到了发展与繁荣。李贽作为晚明文学界的最大“异端”,是明清两代各地书商特别青睐的人物,现存托名李贽编撰或批评的小说作品就包括《三国志》《水浒传》《西游记》《残唐五代史演义传》《七十二朝四书人物演义》《后三国石珠演义》《绣榻野史》《大隋志传》《片璧列国志》《详情公案》《岳武穆精忠传》《混唐后传》《皇明英烈传》《醒世奇言》等在内的至少16种以上[5]。简单地说,“托名”最直接的意图就是借前人之名声,使得自己的作品得以流传。虽然有时候,被托名者与文本之间表现为一种互为经典化的关系,但在客观上,书坊主主要是假借他人的声誉为自己牟利。正因为如此,尽管“托名”评点不是直接的广告活动,但本身还是具有强烈的广告意味:它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使作品“优先”进入读者选择的视线,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作品的传播。

其次,文人大家参与小说批评的毕竟有限,虽然以书商为中心的评点或序跋仅仅是一种商业运作,但是在客观上还是方便了那些文化层次不高的市民阅读,直接扩大了小说的读者群。就现存的资料而言,刊于万历十九年(公元1591年)的万卷楼刊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是小说评点的最早读本,其封面有《识语》云:“是书也刻已数种,悉皆伪舛,辄购求古本,敦请名士,按鉴参考再三仇校,俾句读有圈点,难字有音注,地理有释义,典故有考证,缺略有增补,节目有全像。”[6]可以说,为了招徕更多的读者,“商业型”的小说评点在书坊主们的控制下,只是以“疏通文意、注明典实和注音为主,以便使一般读者更能晓畅地阅读小说”[3]96。所以,所批的文字虽没有文人评点那样普遍寄寓感情,却在客观上适应了一般读者的需求。如署名“墨憨斋新编”的《新列国志》,它的评点就只以注解地名、官名和注音为主,其中第一回上就解释“太宗伯”为“即今礼部尚书”,解释“太宰”为“即今吏部尚书”。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书商型的小说评点是以小说最普通也是最广大的下层读者为对象的,这是古代通俗小说最基本的欣赏队伍。……从读者和作品两端而言,书商型的小说评点是古代小说读者和作者“受惠”最多的评点类型[3]96-98。可见,书商型的小说评点看似浅显易懂,并无太深的艺术特色,但是却在传播学意义上给小说的发展带来了一定的契机。确切地说,商业化的小说评点,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评点”的深度,甚至只有浅显、直白的文字注释,地名、官衔等解释说明,但它不仅在一定程度招徕了更多的读者,促进了小说流传的范围,而且无疑为那些优秀的小说文本进入经典序列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最后,集中对小说名篇多角度、多侧面的评点,起到了重点强化的作用,直接对具体文本作了宣传,既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某一小说在当时的文学地位、促进了它的传播,也在一定程度上借评点之风扩大了该文本的社会与文化影响力,从而在文本的经典化过程中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这一点在书商的商业运作中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某一作品的一评再评,形成一种广泛的文学舆论氛围,造成某一具体小说文本经久不衰的广泛影响。以《三国演义》的评点本为例,除了文人毛氏父子最著名的评点本以外,托名李贽评点的版本今天可以见到的就有三种,分别为《李卓吾先生评新刊三国志》(明末宝翰楼刊本,无名氏评点)、《李卓吾批评三国志》(明末建阳吴观明刊本,叶昼评点)、《李笠翁批阅三国志》(清芥子园刊本)。从中可以看到,书坊主总会及时地根据市场的反馈消息调整出版行为,一旦发觉某本书具有为其增利的可能,就会追加“投资”——反复评点、反复刊印。而这种有利可图的“追加”效应,也会使小说的声誉不停叠加,于是最终在文学史中成为了不得不书写的一笔。另一方面,汇评、集评等多种评点集于一版的出版方式,将各种对于小说文本的多层面解读汇集在一起,虽是一种谋求经济利益的商业行为,却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小说的研读与欣赏。有学者就认为,这种汇评或集评等出版方式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些书商为了牟利,认为在评点文学上可以大做文章”[7]。比如“评林”作为一种评点形态,是一种“上评、中图、下文”的形式,只见于书商余象斗的小说刊本,完全是为了普及小说而服务的一种通俗读本。而广义的评林又是一种“集评”“汇评”的方式,它把不同时期或者同一时期不同人对同一部书的批点统统刻印在一起。这种不断积淀的针对同一部小说的评点成果,不仅直接促进了小说的流传、增强了其文本的影响力,也在该小说的影响与接受史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或多或少地成为了后人对作品遴选与评价的依据。

二、书坊主对小说创作的介入

在中国古典小说发展的历程中,明清时期是小说创作的繁荣期,而从传播史的角度探究小说创作繁荣的原因,会发现出版商对小说创作的推进功不可没。因为,初问世仅供刊刻的小说只有几部,众多书坊的争相刊印也使市场渐趋饱和,正如后来余象斗所言,“坊间所梓《三国》,何止数十家矣”(《批评三国志传·三国辨》),“《水浒》一书,坊间梓者纷纷”(《忠义水浒志传评林·水浒辨》)。面对日益增多的读者的热情与小说新作匮乏之间的矛盾,书坊主是最先积极投入解决矛盾的人。他们积极找寻下层文人创作,甚至自己直接投入创作领域。所谓熊大木现象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熊大木是明代福建建阳书坊忠正堂主,他受同为书坊主的杨涌泉之托,将记录岳飞事迹的《精忠录》改写为《大宋演义中兴英烈传》,成为第一个直接参与创作小说的书坊主。此后,书坊主直接参与小说创作或间接影响小说创作的现象屡见不鲜,这种现象也被称为“熊大木现象”,被赋予了特定的内涵:“狭义解释是指负责传播的书坊主越位,进入创作领域,自己编撰或雇佣下层文人代笔;广义内涵是指书坊主干预创作,他们对书稿的取舍甚至会影响创作格局变化。”[8]书坊主对文学创作的介入,主要就是通过这种手段实现的。众多的“熊大木”们把持着出版印刷业,把他们看来可以畅销的书生产出来,而不是作家看来很好的书生产出来。除了必要的时候自己直接参与,还大量雇佣“枪手”“仿制”市面畅销的作品,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还能左右新作家的创作倾向。在介入小说创作这一点上,埃斯卡皮的“助产医生”说可谓发挥到一个极致。那些书坊主们有时不仅看着“新生儿”的产生,为了使出版利益最大化,他们恨不得直接参与“新生儿”的创造。在笔者看来,中国古典小说的书坊主们主要在两个方面直接参与和影响了小说创作:一方面是以某一题材、风格类别的热销为契机,大规模制造类似的小说,如《三国演义》一出,一时间“演义”风行。书坊主直接参与小说创作,不仅影响了读者小说欣赏的口味,也促成了新的美学风格的形成。另一方面是围绕同一部小说(更多是某部畅销小说)大做“文章”,最典型的就是续书的出现。这既是书坊主追逐原本小说利益最大化的体现,又是作为一部“新”的小说推销的有利策略。

我们先看第一个方面。具体来看,这种参与和影响以书坊主主动观察市场行情、组织编撰某一题材、风格类别的小说为主要形式。其目的在于左右读者的审美选择,带动某一类体裁或题材小说的发展。正如埃斯卡皮在《文学社会学》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

出版商以引导养成新习惯来左右读者大众。这些习惯能以许多形式出现:风尚、时髦,甚至一窝风地迷恋某个作家的个性;或者,这些习惯有很深的渊源,表现为忠实于某种思维形式、某种风格、某类作品。……特别有成效的方法是就某一方面、某一内容和某种兴趣出版专门化的丛书。由此渐渐创立一种有关文学体裁的美学和学说[1]44-45。

这种类似于现代意义上的“丛书”的出版方式,在中国古典小说中有两种表现:一种是书坊主亲自上阵或者雇佣“枪手”不停地出版同一类题材、风格、主题等的作品。比如一本《三国演义》引出一堆“讲史演义”,一本才子佳人小说引出一系列才子佳人小说。当发现某一题材可能具有较好的市场前景时,书坊主们就会受利益驱使而“亲自操刀”。书坊主余象斗在发现《包龙图百家公案》深受百姓欢迎,于是组织编撰了《皇明诸司廉明奇判公案》《皇明诸司公案》等“公案”小说。虽然现在看来,实在是泛泛之作,但在当时“以其通俗的形式、较强的故事性和对法律知识的介绍赢得了广大读者的青睐,销量大增。这也刺激了余象斗的同行们,他们编撰公案的热情被激发起来,作品日多,终于使这一题材的创作形成了新的潮流”[9]。另一种是围绕一部先前已经热销的文学作品,大量出版它的仿制品。其目的是借前书之名扩大此套丛书的影响力,取得经济利益的最大化。例如万历二十年(公元1592年)《西游记》一出,立刻以其新颖的题材、生动的故事和幽默诙谐的语言引发了广大读者的追捧,这同时也引起了书坊主们的注意。具有商业意识的书商余象斗于是在万历三十年(公元1602年)就编撰了《北方真武玄天上帝出身志传》(即《北游记》),其后不久又推出了《五显灵官大帝华光天王传》(即《南游记》),并把这两书和吴元泰的《八仙出处东游记》(即《东游记》)、杨致和的《西游记传》并行刊刻,取名《四游记》刊行于世。《四游记》的刊刻,的确借《西游记》的名声畅销了一把,同时又反过来为前一部小说作了宣传。这种功能在小说续书中被发挥得更加淋漓尽致。可见,出版商并非是完全被动地等待作家的生产,相反,他们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作者,影响大众的审美喜好。就文本经典地位的确立而言,可以说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是幕后的功臣之一。

再看第二个方面。这种介入形式主要是围绕同一部小说——更多是某部畅销小说大做“文章”,既推动了该书的影响力与文本流传,又使书商的利益最大化。在中国古典小说中,最典型的就是续书的出现。就中国小说续书的发展史而言,小说续书始于对原作所形成的典范的模仿。有学者研究表明,“白话小说续书最早就是从书商参与小说出版开始的。

……如现存元代建安虞氏所刻的《全相平话》五种中就有《乐毅图齐七国春秋后集》《续前汉书平话吕后斩韩信》等,可以说白话小说中续书几乎和原作的时间一样久远”[2]121。对于中国古典小说而言,小说续书的最初形态是文言小说续书,但文言小说的单篇续书非常鲜见,主要是以文言小说总集的形式,如《搜神记》后有唐人句道兴的《搜神记》、焦璐的《搜神录》、宋人章炳文的《搜神秘览》,等等。应该说总集续书的出版对于小说总集的保存与流传是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的,但是对于单个文本的经典化影响并不十分突出。而白话长篇小说则不同,对于它们而言,越是以它们为对象大做文章,它们就越有可能脱颖而出,并逐渐成为引人注目的焦点。这就在很大程度提升了文本的关注度与阅读率。而我们都知道,这两个因素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作为考察文本经典性的指标的。如果说文言总集的编撰者多是文人墨客,那么对于长篇白话小说而言,很多时候都主要是书商参与或影响了小说续书的创作。他们抓住读者对畅销书普遍认可的心理,把那些畅销一时的书当成“模仿”或“续写”的对象,并企图借助前一部书的发行声势推动续作的“大卖”,力求达到经济利益的最大化。结果,可以预期的效果又会反过来推动前书的流传与影响力。以《红楼梦》为例,据不完全统计,从清代至今出现的各类《红楼梦》续书共计有98种之多。可以说,这其中就有很多是看准了巨大的大众市场消费潜力的商业运作的结果。虽然,大量的续书中不乏“狗尾续貂”的低劣之作,但这丝毫不会使原作在读者心中打折扣。相反,从传播学的角度来解读“续书”行为的话,“续书”作为一种“创造性的模仿”,通常会产生两种不同的效果:

一种是成功的创造性模仿从正面发掘、张扬了先前文学的价值和魅力,为先前文学的广泛传播提供了一种顺水推舟的推动力。文学作品在确立了自身的文本价值的同时,总能够有力地推动先前文学作品的传播。……另一种是不成功的创造性模仿从反面衬托、彰显了先前文学的价值和魅力,为先前文学的广泛传播提供了一种逆风飞扬的托起力。有趣的是,即使模仿不成功,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先前的文学作品的传播[10]。

由此我们不难发现,无论是哪一种情况,从传播学的意义上来讲都对文本的广泛流传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确切地说,续书本身就像是一种关注的目光,不管这种目光是爱还是恨,都会强化我们对原文本的印象,从而当这种关注越来越多时,无疑就有了进入经典序列的可能。

虽然,现在回过头来仔细检阅书坊主所参与评点的书籍或参与创作的小说,从整体上说艺术价值并不高,但关键性的贡献却在于: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壮大了小说在当时的声势、促进了小说的发展,并刺激了越来越多的批评家、作家开始关注小说、参与小说创作,以至于虽经明清两代的屡次遭禁,小说依然蔚为大观。正如康有为所言,“我游伤害考书肆,群书何者销流多,经史不如八股盛,八股无奈小说何”(《闻菽园居士欲为政变说部诗以速之》)。可见,书坊主虽为赢利考虑,却在客观上促进了小说的繁荣与发展。实际上,除了对小说批评和小说创作的介入之外,书坊主的许多看似琐碎的工作也会影响到小说传播的广度与深度。比如,引进先进的石印技术,使小说印刷的成本大大下降,使普通百姓得以在阅读后有选择的收藏。正如阿英在《晚清小说史》中就把晚清小说的繁荣归结于印刷事业的发达,并以《孽海花》为例作了一个统计:“不到一二年,竟再版至十五次,销行至万万部之多。”[11]这在印刷术落后的早期是不可想象的。所以先进技术的支持,也在客观上加快了小说传播的速度。再比如小说的插图,犹以明清小说为盛,几乎是无书不图。这不仅因为简单的装饰美化效果可以使书籍具有保价与增值效应,而且它还能够起到解释与说明的作用。插图、绣像可以对情节进行粗线条的勾勒,对阅读能力不高的读者能进行有益的引导与提示。有学者以《聊斋志异》为例,考察了该小说文本的接受史,发现《聊斋志异》正是伴随着插图本的流传,才逐渐被广大读者接受并认可,从而扩大了自身的影响力,成为了今天的经典之作的[12]。

总之,正像埃斯卡皮所形容的那样,出版商作为“助产医生”,他们同时还是产前的顾问,新生儿生死的审判官,保健医生,教师,裁缝,指导者,甚至还是奴隶贩子[1]37。这些特殊的身份都一再表明,看上去出版商只不过是文学活动中的一个可以忽略不计的外部环节,他们总是被习惯性排除在文学经典的形成过程之外,但从文学传播的角度考察发现,他们并不是可有可无的。在经典建构的复杂进程中,他们或多或少占据了一席之地,有着特殊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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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206.2

A

1671-9476(2010)04-0142-04

2010-04-07;

2010-05-08

翁再红(1976-),女,安徽淮北人,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为艺术理论、美学与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