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毅才
(山西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山西 太原 030006)
〔理论探索与研究〕
生态马克思主义视角下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矛盾的化解
段毅才
(山西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山西 太原 030006)
生态危机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的主要问题之一,其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矛盾,即由工具理性霸权导致的价值理性对工具理性的批判,这种批判使价值理性失去了实践的基础,也使工具理性失去了前进的方向。生态马克思主义以生态危机为着眼点,分析了生态危机背后工具理性与代价值理性矛盾产生的原因,并探讨了化解这一矛盾,从而解决生态危机的思路和途径。
生态马克思主义;工具理性;价值理性
20世纪以来,伴随资本主义全球化,全球性的生态危机加剧,并且已经威胁到人类社会的正常运转。产生生态危机的原因并不止于经济发展过程中对于资源的过度开采,更为深刻的是在于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工具理性极大膨胀,形成了工具理性霸权,理性由解放的工具退化为了统治人与自然的工具,也就是说,西方启蒙运动以来一直被提倡的理性蜕变成了一种统治奴役人的工具。与此同时,作为对价值问题理性思考的价值理性逐渐势微,无力引导人们进行对于“意义”的思考。由此,人类社会失去了原有的平衡,“异化”成为了常态,各种社会问题纷至沓来。为了有效解决生态危机,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人们基于不同的角度给出了各种方案以促进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统一的回归,生态马克思主义便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
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并不是天然地具有矛盾,二者本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是一个统一的整体。
工具理性是通过实践的途径确认工具(手段)的有用性,从而追求事物的最大功效,为人的某种功利的实现服务。工具理性的基本特点是通过精确计算功利的方法最有效达至目的,因此,其是一种以工具崇拜和技术主义为生存目标的价值观。这样的特点,使得工具理性在指导行动时只被追求功利的动机所驱使,行动借助理性达到自己需要的预期目的,行动者纯粹从效果最大化的角度考虑,而漠视人的情感和精神价值。由此可知,工具理性是以结果的最大化为目的的,其核心在于对效率的追求。工具理性产生于主体在实践中作用于客体的过程中,通过物质形态工具(直接效益)和精神形态工具(间接效应)的共同作用体现出了工具理性能实现主体客体化的手段价值,反映了主体在实践活动中为实现自身本质力量对象化,提供自身所需手段的精神能动性。
相对应的是,价值理性是一种以主体为中心的理性。在价值理性看来,行为人所需要关注的是行为本身所能代表的价值,而不是所选择行为的后果,即其所关注的是从某些具有实质的、特定的价值理念的角度来看行为的合理性。价值理性体现了一个人对价值问题的理性思考。价值理性所关注的是人性的世界,是人文的世界,是有意义的世界,这个世界是和人水乳交融的主客体统一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人对价值的追问体现出了人对于最终归宿和终极关怀的追求。同时,价值理性还是一种批判理性。人与社会的发展皆是一个永无止境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同时也是对于完满状态追求的过程。然而,任何一个阶段中的社会都存在着缺憾,而人总处于这样的社会阶段中。因此,人时刻处于不完满的状态之中。价值理性的作用就在于通过对于“应然”和“实然”问题的追问,来批判现实世界,通过批判来解构、治疗现实世界。解构并不等同于破坏,价值理性对于现实世界解构的目的在于建构一个理想的、应然的、合乎人的本性和目的的美好世界。因此,价值理性也是一种建构理性。价值理性总是要为人类设置实然与应然的矛盾,即在观念上建构一个理想的世界作为人类前进的目标,给人以鼓舞和引领。价值理性不只观念地建构超越于现存世界的理想世界,而且支撑、鼓舞、引领人通过实践去变革现存世界,建构应然的理想的世界,致力于使理想世界转变为现实世界。
可见,工具理性的主体客体化和价值理性的客体主体化是人的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相互作用过程的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在统一于实践的基础上共同构成了人的理性世界。
然而,工具理性霸权的出现打破了这样一个和谐的状态,使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之间产生了近乎不可调和的矛盾。
工具理性霸权的危险之处在于将手段目的化。当手段成为目的时,意味着原有的双向过程变成了主体客体化的单向过程。这种转变带来的结果是,人由于丧失了对行为本身进行价值判断的能力,导致了人的“异化”和“物化”,而沦为了物所支配的奴隶。工具理性这种对价值理性的剥夺,使价值理性将工具理性本身作为了批判和解构的对象。而对于工具理性的批判和解构,却又使价值理性丧失了在实践基础上进行建构的能力,同时工具理性也失去了前进方向和精神动力。更为严重的是,越是受到批判的工具理性就越会成为价值理性批判的对象,而价值理性也随着对工具理性批判的加深而陷入日渐式微的恶性循环当中。
生态危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工具理性霸权所造成的主体客体化的单向过程,使人走向了“异化”和“物化”,即人将追求物质获得的最大化作为自己的行为目标——为了获得物质而获得物质。至于在主体客体化的过程中所造成的外部成本,那是不计入个体人的成本计算中的。由于破坏性行为对于个体人而言是成本最小的行为,所以个体人会通过破坏性行为来获得物质。而这种破坏性行为的对象正是生态环境,其结果就是形成了生态危机。
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矛盾所引发的生态危机已经引起了人们的高度重视,人们也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思路和方案。生态马克思主义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并针对生态危机背后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矛盾,提出了自己的化解思路和方案。
生态马克思主义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流派之一,其源自马克思主义的人与自然关系理论和新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的生态思想。马克思主义的人与自然关系理论以“人类尺度”、“自然问题的社会问题根源”、“人与自然的历史性统一”作为自己的理论框架,为生态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最基本的分析框架和解释范式。新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从“异化”的角度阐发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思想,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中“异化”现象的批判,分析了在资本主义社会,由于工具理性的泛滥和价值理性的衰微,人类通过掠夺和践踏自然界,造成了生态危机:不仅人与人的关系被异化,而且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处于异化状态。
在以上两点的基础上,生态马克思主义重新审视了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矛盾,并提出了化解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矛盾从而解决生态危机的思路:
首先,生态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在以人类中心主义精神基础上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生态马克思主义反对技术中心主义和自然中心主义,强调将人类的利益和自然的利益统一起来。其既承认人类对于自然的依赖,也承认自然只有与人类共存并相互转化才有意义。也就是说,自然界只有通过人和行为才能获得现实性。从这一点上说,自然是社会的一部分,具有社会历史性。这一点不仅明确了人与自然的共生关系,更重要的是,重新确立了自然与人是主体客体化和客体主体化双向过程的同时并存,也就重新确立了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统一的基础。
其次,生态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之所以与自然的关系恶化,根本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扭曲了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生态问题的本质是社会问题。资本主义对于利润最大化的无限追求并尽力将成本外在化,使得资本主义采取了掠夺方式来获取全球的有限资源。伴随资本主义全球性掠夺的就是全球性的生态危机。正如维克托·沃尔斯所言:“当前全球严重的生态问题,完全是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无节制的生产和无节制的消费造成的。”
再次,生态马克思主义提出了通过以生态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方式来消除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未来社会主义的两个基本面是人类的真正自由和人与自然的历史性统一。通过这两个基本面,人类就能够克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导致的异化和人与自然的矛盾。因为这两个基本面是基于人们真正把握住了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实现主体客体化和客体主体化的共存,从而使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真正回归到自己的本原状态,两者之间又恢复了原有的良性循环。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正常关系的回归,意味着生态危机存在的根本原因的消失,最终实现了生态系统的正常化。
最后,关于如何实现生态社会主义,生态马克思主义也提出了相应的路径。生态马克思主义认为,“异化”是资本主义的主要特征。“异化”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无约束的追求利润。要消除“异化”,就要建立起完全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全新体系。这种体系是对资本主义社会体系生态现代化的变革,是对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经济理性的约束和批判,是建立起全新的生态理性。依据这样的原则,通过对传统的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环节的彻底改造,实现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生态发展的统一。这样的全新体系就是生态社会主义。要实现生态社会主义自然离不开阶级斗争和集体行动。不同于传统阶级斗争的是生态马克思主义所提出的阶段斗争是“非暴力”的,是一种在立足现有体系来推翻现有体系的斗争。
以上的思路,既包括了生态马克思主义对于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矛盾的认知,也涵盖了化解这种矛盾的方法与路径。生态马克思主义视角的独特之处在于,从社会问题的角度探寻生态危机的认知渠道和化解方式,把握住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矛盾是产生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这一关键点,因此,其能够有针对性地提出化解方案。
生态马克思主义对于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矛盾的认知与化解有其独特之处,也有可资借鉴的地方。然而,正如同西方的其他理论体系一样,生态马克思主义也存在着自身不可克服的历史局限性。首先,生态马克思主义没有完全贯穿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有关理论,其理论阐述过程中时有背离马克思主义之处。其次,生态马克思主义夸大了“消费异化”和生态危机的影响,相对而言,忽视了更为根本的“劳动异化”和经济危机的作用,导致了人与自然的矛盾高于了人与人、人与社会的矛盾。
[1]本·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M].慎之,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
[2]刘仁胜.生态马克思主义概论[M].北京:中央编译局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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