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理的西方美术历史——评李倍雷《西方美术史》

张道一

说理的西方美术历史
——评李倍雷《西方美术史》

张道一

研究历史是一门大学问,可以了解过去,并从现象中探讨其本质,进一步认识发展的规律。对于艺术的过去,在人类的整个历史中不过是很小的一部分,即使如此,我们知道的并不多。它之重要,是因为代表着人的一种精神的创造,说明了人之为人的本质,并非只是为了吃穿住等对于生命的维系,从而表现出“人的本质力量”和“人的需要的丰富性”。艺术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同时代的艺术展示着文化的风采和功用,也标志着一个民族文明程度。这种文明的程度是从许多历史资料中作出的判断。当人们的认识对历史之链还没有连接起来,只是星星点点,最容易产生猜测,甚至造成研究者认识的偏面,往往会得出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判断。譬如说,我国过去研究艺术史的人较少,田野考古发掘起步也较晚,在西方就出现了一种“中国文化西来说”,好像中华民族在历史上没有任何创造,都是从西方传来的。我们有的人也鹦鹉学舌,散布这种论调。晚近一个世纪的科学研究证明,事实全非如此。中国人在历史上的创造,不论在哪一方面都不比别人差,并且有许多都是遥遥领先的,当然也包括艺术在内。

谈到艺术的历史,中国人的艺术思维和艺术实践,确实有许多独到之处。譬如古代的造物思想和画论,特别是对于自然的和谐以及人文精神,处处都表现得非常精到。发展到现今的社会,人们的眼界开阔了,接触的更多了,为什么不去了解别国别地人的思考与实践呢?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不论做什么事,了解别人越多,更能深刻地认识自己。所以,我以为中国人研究外国的艺术史,与外国人不同:外国人是了解自己,我们则是认识别人。这就要靠比较,在比较中鉴别,在比较中加深认识。但是比较并非是简单的比比是非、比好坏、比长短;而是要将视野放宽,放到当时的社会中进行考察,找出各自的特点和优异之处。试想,即使在同一时期,人们处在不同的环境中,怎么会产生同样的艺术呢?为了有助于艺术史的思考,我们不妨举出历史两头的例子加以说明,一头是原始艺术,另一头是现代的。

众所周知,西方人的洞穴壁画很有特色,不但给人以成熟感,并且历史久远,早到旧石器时代晚期。说明那是狩猎生活的反映。我国旧石器时代的遗物发现很少,到目前为止只见有两段雕刻花纹的兽骨。一件是河北兴隆县出土的一段鹿角,上面刻满了颇有规律的几何形纹,距今约 13000年。另一件是北京山顶洞人制作的鹿角棒;裴文中在《中国石器时代的文化》中说:“我们在山顶洞中,曾经发现一段鹿角表面用石器刮平,后来经过摩擦和使用,表面很光亮,上面好像还刻有花纹。但因为受了侵蚀,已经看不清究竟是什么花纹。”从那模糊的图像看,也可能是几何形纹。为此,我们不妨作两种推测,一是中国的旧石器时代艺术未及更多地发现,有待于未来的考古发掘;各地已发现的原始岩画还未能测定它的绝对年代,不能妄加论断。二是仅就两件旧石器时代的鹿角发表评论,为时过早,更不能论定它在艺术上的高低。如果将来我们发现的旧石器时代的艺术品多了,而且是以几何形花纹为主,也并非是落后于西方,恰恰证明了中国人在那时不是以狩猎取得的肉食为主,而是以采集或种植的植物果实 (包括谷物)为主要食品。生活资料不但影响着人的体质和生活方式,也关系着劳动方式和文化发展。关于此,普列汉诺夫在《没有地址的信》中已经论述得很清楚。

另一头是现代。有所谓“前卫艺术”者,也称“现代派”,都认为产生于 19世纪末叶,不过是一种历史现象。考其实质,早在史前的石器时代已经出现。他要表现一种观念,一种情绪,这种观念和情绪只是一种思想和意念,并非是自然界的实在物;他存在脑子里,是看不见、摸不着的。譬如中国哲学中“太极图”之表现阴阳,音乐中贝多芬之表现“命运的敲门声”。用图形和音响表现抽象的观念古已有之,并非是近现代才有的。因为这也是人类反映思想、交流认识的一种方式,不是现代人所独创。再如“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这是西方由“工业革命”所引起的两种思潮,以至影响到他们的艺术;后者是对前者的反思,表现西方人在人文思想方面的进步。中国不存在这个过程,但需要将传统的人文精神注入新的活力,使其健康发展,也是应该借鉴于西方的。

历史的长河流水不断,不论中国还是西方,研究它的流向和异同,并且进行比较,是很有意义的。现代社会,人类的频繁交往已感到地球变小了。经济的一体化、政治的多元化和文化的多样化,显得非常热闹。“和而不同”与“博大包容”的思想将会使我们更加健壮。回顾过去,我们虽也有几本介绍外国美术的著作,然而就需要而论,显得太简单、太单薄了。倍雷君有志于兹,新修了一部《西方美术史》,是值得欢迎的。

倍雷君曾长期躬行于西方绘画,谙于个中三昧;他又曾攻读艺术学博士;不但具备了宏观看艺术的眼光,并且在美术上有了自己的见解,是非常难得的,也是非常可贵的。毋庸讳言,不论在什么时代,人们的知识总会有局限性,真理是一步一步走向完美的。对于史论家的要求,不是苛求他面面俱到、句句真理,而是看他的思维是否贴近现实,在观念上的维新,用现代人的眼光观照历史,使我们得到借鉴,受到启迪。这是本书的长处,著者是在与读者讨论问题,而不是冰冷的训育。我希望任何理论都不要装腔作势,理论在于说理,而不是吓唬人。我赞赏倍雷君的刻苦坚强精神,在美术史论的研究上不停地进取。我虽老骥伏枥,愿与君共勉。

(作者系原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艺术学科评议组召集人,中华美学学会副会长,江苏美学会会长。现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民间艺术家评委,全国博士后委员会专家组成员,中国工艺美术学会艺术指导、民间工艺委员会副主任,江苏美学会名誉会长,山东工艺美术学院名誉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