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叶诗派对英美新批评理论的接受与扬弃
——以袁可嘉为中心的讨论

徐兆武

（巢湖学院中文系，安徽 巢湖 23800）

九叶诗派对英美新批评理论的接受与扬弃
——以袁可嘉为中心的讨论

徐兆武

（巢湖学院中文系，安徽 巢湖 23800）

英美新批评理论对袁可嘉的诗学理论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袁可嘉不仅借鉴英美新批评的诗学观念，提出了一整套“新诗现代化”理论，而且还在批评实践层面对英美新批评理论进行了本土化的改造，使自己的新诗创作既不脱离时代又达到了个人经验与社会经验、个人情感与普遍情绪之间的和谐统一。其独特的诗论对中国新诗之现代性建构的贡献主要体现在“新诗的本体论问题”、“新诗的现代化”及“新诗戏剧化理论”三个层面。

英美新批评；袁可嘉；本体论；新诗现代化；新诗戏剧化

英美新批评发端于20世纪二十年代的英国。英国美学家休姆写于1915年的《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宣布了以实证主义和浪漫主义为指导的传统批评阵营的瓦解。其后英国诗人T.S艾略特和英国语言学家I.A瑞恰兹分别从思想倾向和方法论两个向度上确立了新批评的理论框架，后经美国的约翰·克罗·兰色姆和“南方集团—耶鲁集团”的大力推动，在布鲁克斯、泰特、韦勒克、沃伦等人的努力下于50年代的美国到达其鼎盛时期。

新批评继承了俄国形式主义对 “文学性”的关注，把语义学研究引入文学研究领域，认为文学乃是完整自足的语言结构体，贯彻以文本为中心的批评立场，强调文本细读的重要性，反对传记批评、历史考据及一切印象主义的价值判断，主张用纯文学的标准重新审视文学经典。新批评坚持一种经验主义和人文主义价值，肯定文学与“现实”世界的联系，肯定文学有助于解决人们日常的问题。与俄国形式主义批评相比较，新批评还呈现明显的不同，主要有：反对科学，主张文学批评应该超越描述、走向阐释和评价；强调文学的认知功能，认为艺术明确传达了一种特殊的、无法解释的、非科学的知识；更关注文学意义本身；注重文本结构中众成分之间的共同协作和完美统一；批评中注入了一致的宗教愿景和历史观。同时，“新批评强调后殖民世界的每一部作品的阅读价值，后殖民作家无须按照欧洲的传统标准去写作，其作品也能成为英语文学的经典”。[1]

那么，在战火纷飞的40年代，作为西方现代形式主义文论的英美新批评又是如何进入九叶诗人的知识视野，九叶诗人又是如何结合中国本土语境对新批评理论进行了继承和扬弃的呢？限于篇幅，本文拟从袁可嘉的新诗理论为中心对这一问题展开讨论。

1 新诗本体论的提出

本体论又被称为“第一哲学”，是西方哲学史的核心与精髓。在哲学中，本体论主要讨论存在本身的问题，注重一切实在的基本特征。在文艺学和美学中，本体论主要关注有关文学的本质和基本特征等问题。美国著名新批评理论家约翰·克罗·兰色姆(1888-1974)是较早提出“本体论批评”的学者之一，他宣称“诗歌作为一种话语的根本特征是本体性的”。“诗歌提供一种知识，这种知识有着迥然有别于其他知识的本体个性”。[1]在1941年《征求本体论批评家》一文中再次指出“诗歌的特点是一种本体的格的问题。它所处理的是存在的条理，是客观事物的层次，这些东西是无法用科学论文来处理的”。[2]新批评反对介绍作品产生的社会背景、作者生平、创作过程和发挥个人印象的批评方式，主张对作品本身进行细密地分析。新批评文学本体论将文学文本视为独立自足的客体，是新批评区别于以前的文学批评流派的主要特征之一。

20世40年代末中国正处于解放战争时期，文学作为政治工具的作用远远超出了其作为文学本身的意义。九叶诗人们敏锐地观察到政治观念或艺术的极端化给文学带来的伤害，在他们看来，无论是功利主义的政治工具论（将诗艺理解为政治的传声筒和工具），还是唯美主义的 “纯诗”论（将诗艺理解为超然万物的自足体系），都不值得赞许。

在这样的背景下袁可嘉提出新诗本体论，新诗本体论是贯穿九叶诗派之新诗现代化的核心论点。新诗本体论主张“人民的文学”是“人的文学”的一部分，[3]即诗必须首先是诗，才能谈得上其他功能。袁可嘉指出诗歌作为艺术有其特定的性质与要求，必须坚持文学的立场、还原诗歌的美学价值。

在论及“诗与观念”时，袁可嘉引入新批评理论家布鲁克斯和瑞恰兹的理论来辨析诗与观念的联系：“美国批评家克利恒斯·布洛克斯 （现译克鲁斯·布鲁克斯）在今年出版的 《精铸的瓮》（1947，笔者注）一书里提出了一个很好的意见；诗不是观念的说明而是观念的考验；意思是说，写诗的目的并不在单纯的说出你的观念（这里观念包括思想、情绪、感觉等单独孤立的种种因素）——不问你观念的本质如何优异，而叙述观念，写成散文更合适些——而是在通过诗的结构的艺术来考验你的观念，是否能独立享受诗的生命；当这个实验失败时，我们便可说这首诗是不真实的，不诚恳的，有条件地说它是感伤的，是坏诗，甚至根本不是诗。”[4]“英国的立恰慈（瑞恰兹）在《实践的批评》中也有类似的看法，只是说法不同。他说一首诗的真实与否决定于诗所呈现的反应与产生这种反应的情境之间的相称与否；说得具体一点，如果我们发现一首诗，在只能使人感动三分的情境里表现过多的不足的情绪激动，我们便可说这首诗不够真实或不够诚恳。”[4]在《漫谈感伤》（1947）这篇文章里，袁可嘉所得出的结论是“诗必须被拯救，一如我们的生命必须被拯救，而明晰地摆在我们面前的拯救途径仍包含于说过多少遍的老话里：把生命看成生命，把诗看作诗，把诗与生命，都看作综合的有机整体”。[4]

与新批评本体论相似，袁可嘉的新诗本体论倡导以诗歌为本位。但是与新批评提出本体论以反对社会学式的研究和印象式的批评不同，新诗本体论旨在区分诗歌在美学和它在政治、伦理、历史等领域的不同价值。新诗本体论不忽视诗歌的社会功用，它在主张诗歌本身的价值的同时将之与社会实际情况相结合。袁可嘉指出文学活动与人类其他活动密切相关，同属于生命整体的一部分。他认为诗歌既有相对独立的美学价值，又具有表现生活的现实功能，并将现实性列为诗歌现代化综合传统“现实、象征、玄学”的首要因素。

与新批评把文本从社会背景和社会效果隔离开来不同，新诗现代化强调诗与政治和现实平行并密切相关。新诗本体论在作品与作者、作品与读者、作品与社会等关系上，比新批评本体论更加完善。

2 关于新诗的现代化

“新诗现代化”可以说是40年代中后期中国诗歌批评界的一个理论焦点。朱自清在收入《新诗杂话》（1947）年的一篇文章中明确地说：“但现在是时候了，……我们也需要中国诗的现代化，新诗的现代化”。[5]朱自清没有具体界定“新诗现代化”的含义，他那时似乎更心仪“现代史诗”的概念。 唐湜在《诗的新生代》（1948）中也指出，当时诗坛存在着“一个诗的现代化运动”；[6]并对它的参与者作了著名的 “自觉的现代主义者”和“不自觉的现代主义者”的划分。与唐湜相比，袁可嘉的“新诗现代化”谱系更具有一种历史感，他确认“新诗现代化”的“萌芽原非始自今日，读过戴望舒、冯至、卞之琳、艾青等诗人作品的人们应该毫无困难地想它的先例”。[7]这种历史感与他对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在40年代中期以前所遭遇的挫折异常敏感有关，同时促使他更加自觉地为“新诗现代化”寻求“一个新的出发点”。[7]

新诗现代化的理论蓝图是以英美新批评理论为范本制定的，正如袁可嘉所说的，“新诗现代化的要求完全植根于现代人最大量意识状态的心理认识，接受以艾略特为核心的现代西洋诗的影响”。[8]从袁可嘉的诗论看出，所谓“最大量意识活动”的论点来自瑞恰兹现代批评的代表思想，即“包含的诗”：认为艺术作品的意义与作用全在对它人生经验的推广加深，及最大可能量意识活动的获致。[8]袁可嘉赞同瑞恰兹有关现代诗是一种“包含的诗”的看法，并把它作为一种诗歌范型引入他对 “新诗现代化”的构想，认为这种诗的优点在于“包含冲突，矛盾，而象悲剧一样终止于更高的调和。它们都有从矛盾求统一的辨证性格。”[9]

基于对“包含的诗”的认同，袁可嘉提出“新诗现代化”的发展方向“最后必是现实、象征、玄学的综合传统”。[7]

袁可嘉也象瑞恰兹一样，主张既然现代诗是“包含的诗”，那么一首诗的优劣就可依据它的容量（包容性）鉴别出来，“诗篇优劣的鉴别纯粹以它所能引致的经验价值的高度、深度、广度而定”。[7]这样一种标准的确立对心理学的依赖恐怕要甚过对美学的依赖。不过，对40年代中国新诗发展的现状来说，这样一种评判标准的提出仍然是准确、恰当的。

把40年代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写作同瑞恰兹的“最大量意识状态”的心理学诗学联系起来，可以说是袁可嘉最突出的批评贡献之一。袁可嘉将瑞恰兹的诗学简括地表述为“作品的意义与作用全在它对人生经验的推广加深，及最大可能量意识活动的获致”，[7]并针对当时现实主义诗学（“人民的文学”）主张文学从属于政治的观点，对这段话作了如下引申：“艺术与宗教、道教、科学、政治都重新建立平行的密切联系。”[7]这种引申表明他的批评的基本立场，是恪守文学的本体独立的原则，即“坚持文学本位或艺术本位”。[10]这种“文学本位”的主张比30年代同类主张成熟的地方在于，它赞同加强文学与现实的“密切联系”，“肯定文学对人生的积极性”。[10]对新诗现代化而言，它引进的是一种视野开阔充满活力的诗歌审美力。袁可嘉敏锐地看到把诗的本质界说为“最大可能量意识活动”对新诗现代化的特殊意义。在中国现代新诗史上，绝大多数诗人只愿意承认诗的本质与生命冲动、感觉、感情、激情、情绪、神秘心理有关，绝少看重经验的作用，更不用说意识对现代诗的重大意义。依今天的学术标准，我们不必抽象地在诗是感情和诗是经验之间非区分出高下不可。历史地看，袁可嘉对诗与意识的关系的强调，促进了新诗的诗歌感受力从感觉——情绪层面向经验——意识层面的更具现代性的转化。艾略特就曾说：“诗歌是生命意识的最高点”。[11]

3 艾略特早期诗学思想对新诗戏剧化理论的影响

袁可嘉针对四十年代中国新诗所出现的两种不良诗风：感伤与说教，提出克服其通病的途径是戏剧化。与闻一多、卞之琳侧重于戏剧独白、戏剧对白不同，袁可嘉将新诗戏剧化建构在诗歌理论的高度之上。他指出诗歌戏剧化的性质因诗歌所需的素材、动力、媒介而产生：“人生经验的本身是戏剧的（即是充满从矛盾求统一的辩证性的），诗动力的想象也有综合矛盾因素的能力，而诗的语言又有象征性、行动性，那么所谓诗岂不是彻头彻尾的戏剧行为吗？”。[3]新诗戏剧化是新诗现代化理论的核心内容。

袁可嘉认为新诗“戏剧化效果的第一大原则和特征是表现上的 “客观性与间接性”，“客观性与间接性”是通过“客观对应物”和“思想知觉化”实现的，这都直接来源于艾略特的诗论。“客观对应物”是艾略特诗论中与他的“非个人化”理论相配套的高超技巧，就是为思想寻找一个恰当的形式，“用一系列实物、场景，一连串事件”，唤起某种特定的感情。袁可嘉自觉地吸收了艾略特的“客观对应物”理论加以发挥利用，更加突出其暗示作用。他说“诗扩展到了今日，经过艾略特的‘客观对应物’的阐释，可说己发挥到了极致，艾略特的‘客观联系物’是说，如果你想表达一种诗思诗情，你必须避免直接的叙述或说明，而采取旁敲侧击，依靠与这种情思有密切关联的客观事物，引起丰富的暗示与联想。”[12]

“客观对应物”的最终目的是实现“思想知觉化”，用知觉表现思想，表现出普遍的知性。诗是经验的凝和，是经过作者深思熟虑的，必然带上了智性化特征，但抽象观念必须通过感性形象传达，实现“思想知觉化”。

新诗戏剧化的第二个特征是富含张力、重视结构，主张戏剧化的诗“像悲剧一样地终止于更高的调和”。[3]并由此特征引出新诗戏剧化的第三个特征：包容性。袁可嘉指出因为戏剧化的诗是富有张力的整体，具有从冲突、矛盾中求统一的辩证性，因而也是“包容的诗”。

关于诗歌如何戏剧化，袁可嘉论述了实践诗歌戏剧化的三条途径：第一是以里尔克为代表的较内向的诗人，借助对客观事物的精神的认识，表现思想感觉的波动；第二是以奥登为代表的较外向的诗人，利用机智和运用文字的才能，通过心理探索，间接地表达对处理对象的态度；第三是诗剧。[3]袁可嘉说：“新诗一开始就接受西洋诗的影响，使它现代化的要求更与我们研习现代西洋诗及现代西洋文学批评有密切关系”[3]他在建构新诗戏剧化论时，明显借鉴了新批评的相关理论。

总之，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战争喧嚣的背景下，在一个盛行文学工具论题材决定论的文化语境里，作者能淡化现实政治背景、社会历史条件等外部因素来谈新诗创作，从文学本体着眼来分析新诗时代通病产生的内在原因，这样的研究视角实在难能可贵。更重要的是，作者以开放的视野和为我所用的拿来主义姿态，对英美新批评理论进行了本土化的改造，使自己的新诗创作既不脱离时代又达到了个人经验与社会经验、个人情感与普遍情绪之间的和谐统一。正是接受了英美新批评以文学本体为轴心批评视角，使其诗论不仅克服了四十年代新诗说教与感伤的不良倾向，还继承并发展了中国诗歌戏剧化的传统，使新诗与传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种理论的创新点在于：克服了英美新批评以过去的诗歌文本为指涉对象，而着重于一种新的诗歌方向的提倡，它所指向的对象是现在与未来的诗人与诗歌文本。在“新诗现代化”理论的支持下，九叶诗派更加坚定地走向了艰难而光辉的现代化诗歌建设之路。

[1]（美）约翰·克罗·兰色姆.新批评[M].王腊宝，张哲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

[2]（美）约翰·克罗·兰色姆．征求本体论批评家[A]．朱立元、李钧主编．二十世纪西方文论选［C］．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3]赵毅衡.“新批评”文集[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4]袁可嘉.漫谈感伤[A].论新诗现代化[M].北京：三联书店，1988.

[5]朱自清.诗与建国[A].新诗杂话[M].北京：三联书店，1984.

[6]唐湜.新意度集[M].北京：三联书店，1990.

[7]袁可嘉.新诗现代化——新传统的寻求[A].论新诗现代化[M].北京：三联书店，1988.

[8]袁可嘉.新诗现代化的再分析——技术诸平面的透视[A].论新诗现代化[M].北京：三联书店，1988.

[9]袁可嘉.谈戏剧主义[A].论新诗现代化[M].北京：三联书店，1988.

[10]袁可嘉.“人的文学”与“人民的文学”[A].论新诗现代化[M].北京：三联书店，1988.

[11]沈奇.西方诗论精萃[C].广州：花城出版社，1991.3.

[12]袁可嘉.论诗境的扩展与结晶[A].论新诗现代化[M].北京：三联书店，1988.

I06

A

1672－2868（2009）01－0067－04

2009－09－28

巢湖学院科研课题（项目批准号：XWY-200510）。

徐兆武（1974-），男，安徽无为人。巢湖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和当代审美文化。

责任编辑：澍 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