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对“精神家园”的向往
——以陕军作家为例看社会变迁大潮中人对精神家园的构筑（二）

顾晓梅，姚明会

（安徽中澳科技职业学院，安徽 合肥 231231）

人对“精神家园”的向往
——以陕军作家为例看社会变迁大潮中人对精神家园的构筑（二）

顾晓梅，姚明会

（安徽中澳科技职业学院，安徽 合肥 231231）

在社会经济形态产生剧烈变迁的形势下，在社会文化的多元化和世俗化的时代潮流中，各种文化传统和民族的基本精神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冲击。恰恰在这一社会背景下，在叩问存在意义的维度上，路遥的《人生》，陈忠实的《白鹿原》，贾平凹的《高老庄》，都在探寻生命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而如何面对传统，又是最为困难的选择。陕军作家对本体意义的人的生存状态的关注和揭示向世人表达了他们在社会变迁大潮中重建新的价值的勇气和睿智。

社会变迁；精神家园；构筑

社会变迁主要指社会环境的历史变迁，具体的社会环境又是以政治、经济、思想观念以及生活方式等社会文化形态的特定形式体现，社会的变迁或转型，无不表现于社会文化形态的改变和转型上。作为文化表层的物质文化的改变较为容易，而处于深层面的精神文化（包括社会心理、价值取向、人伦观念、思维模式、致知途径、审美情趣、道德情操和民族性格等）的改变则相对困难，尤其是当它积淀为一种民族性格或者社会大众的集体无意识[1]时，就成为了一个带有巨大承袭惯性和抗变异惰性的组合体，其转型的过程极为艰辛而且漫长。美国心理学家英格尔斯指出：“没有从心理、思想和行为方式上实现由传统人到现代人的转变，真正能顺应和推动现代经济制度和政治管理的健全发展，那么这个国家的现代化只能是徒有虚名。”[2]也就是说，不论是国家、民族，还是特定的区域，在社会文化变迁中必然会遇到不同程度的抵制或反抗，有时会表现为强烈的冲突，更多的情形是由于传统价值观念内化于人的人格与行为后形成的心理的深层结构有其坚韧性、传承性和固守性，不可能通过短期或一、二次的变迁冲击而改变。在社会变迁的大潮中，人类自我的力量受到质疑，动荡感、失落感、苦闷感压着人们，人们在更多的时间更多的场合不自主地思考着、关注着自身和他人的生存状态，关于生命价值的追寻成为人们生活的重点，而且这种追寻和构筑更多地体现于本体意义的人的生存状态当中。

不可否认，现代社会的充分发展，满足了人们多样的需求，个人的自由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张扬。文化的变迁引起人们心理和行为的积极变化，大多数的青年人努力进取、具有成就需求和竞争意识，不再安于现状；具有新的价值取向、追求新的生活方式；具有高层次的需求，追求精神生活的丰富和充实；封闭保守的性格特征以及稳定狭隘的人际交往发生变化，他们追求变化与节奏，具有较强的开放意识，不论是视野还是交往的范围都拓展到更广阔的领域。尽管如此，人们日趋强烈的身份认同感却难以得到有效的满足。在夸张的现实面前，人们被迫一次次地追问：“我是谁？”“我该怎么办？”这是三位陕军作家创作的共同母题。

在多元文化共生的现代社会，现代文明理性秩序的坍塌、伦理道德的沦丧使封闭保守的传统文化面临巨大的挑战，是继续坚守传统文化的道德规范以疗救现代化带来的灾难性后果，还是在创造性的转换中前进，这是世纪之交的知识分子经常思考的问题。陕军作家经过一番痛苦的追寻自我之后，认识到他们竭力把握和表现的，是他们感受到的那个相对真实的生活本来面目。他们关注现实，更关注自我心灵对现实的独特体悟。他们用自己的眼睛，自己的心灵感受，汇集、重构现实生活，努力表达人们追逐理想精神家园的强烈愿望。

高加林们面对无穷尽的苦难，凭借坚韧的意志顽强地打拼，然而在这场与苦难比拼的马拉松比赛中，他们没有取胜，至多只能说打了个平手，因为个人打拼的结果仅是物质财富上的一点可怜积累。昨天高加林还是同时沐浴两份爱的温暖，今天却只能置身痛失两者后的冰凉；昨天少安和润叶还坐在河边听缠绵的情歌，今天只得各奔前程；昨天少平和晓霞还在古塔山散步，今天却只能是生死异路两茫茫。人生如梦，个人的奋斗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变自身的生存现实？

朱先生企图用儒家的仁义思想在白鹿原实践自己的桃源梦想，殊不知仁义思想本身也有虚伪、消极、非人道的一面。它不仅对异己思想、异质文化有着天然的敌对性，还对社会的变革有着本能的反抗性。白嘉轩一口气娶了七房女人只为续弦，小娥和黑娃的婚姻不被家族认可，朱先生在小娥死后还导演了建塔镇娥的闹剧。朱先生不想看到白鹿两家明争暗斗，不想看到兄弟同根相煎，然而不想看见的都看见了。动荡的社会现实没有按朱先生的设计发展，却意外地证明了儒学的乏力。陈忠实“既看到传统的宗法文化是现代文明的路障，又对传统文化人格的魅力依恋不舍”，[3]作品在不乏理性的礼赞中无奈地唱出了一支无限凄凉的挽歌，不自觉地流露出对传统文化难以割舍的感情和无力回天的失望。

小说《高老庄》则告诉我们，乡村氏族文化传统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下瓦解，保守封闭性的文化人格发生裂变，引起人们从现实生活追求到精神价值趋向的矛盾冲突。高老庄已不再是宁静的角落，它同样遭受到欲望和罪恶的冲击洗礼，乡村自身的蒙昧无知更是加剧了这种疼痛。例如，高老庄人为了维护本族的纯种地位，竟然禁止与外族人通婚。对此，贾平凹并没有简单地归结为现代文明的后遗症，或是民族传统的不堪一击，他是矛盾的。

我们不难看出，三位陕军作家在其作品中表现出“由追求短暂的现实效应向追求深远的历史文化效应转移”的倾向，他们在《人生》《平凡的世界》《高老庄》和《白鹿原》这些文本中，对人生的描写蕴含着一定的文化哲学意识，表现出了作家对于我们民族在特定时期存在与本质有所相悖的探索和思考。作家们对民族命运的关怀，不再是从某一阶段特定的视野出发，而是将其与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联系起来，在貌似原生态的世相描绘中，让读者感受历史的尴尬和自残性生存的悲哀，以增强其进行价值重建的愿望和勇气。陕军作家关注人的本体意义的生存状态体现了他们审美价值的取向深远化，预示着他们关注民族和人类命运的恢宏气魄正在强化，也代表着有理性和使命感的知识分子在社会变迁的大潮中对理想的精神家园的向往和构筑。当然，三位作家所关注的、困惑的、揭示的只是社会变迁大势中的一些断面，实质是以特别的眼光在对社会变迁的事实进行考察，这一点上与文化人类学家们倒是异曲同工。文化人类学家H·墨菲认为：精神与行为的变态是文化移入（作者注：实质是文化变迁）过快的必然反应。而W·米德在对玛努斯文化的变迁考察中得出结论：只要人们能够同变动中的文化进行有效的调适，精神的变态和心理的震荡都是可以避免的。[4]

在社会经济形态产生剧烈变迁的形势下，在社会文化的多元化和世俗化（通俗化）的时代潮流中，各种文化传统和民族的基本精神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冲击，恰恰在这一社会时代背景下，在叩问存在意义的维度上，路遥的《人生》，陈忠实的《白鹿原》，贾平凹的《高老庄》都在着力表现剧烈变动的生存现实，并以此作为小说人物的存在境遇来探寻动态的生命价值和意义。如何构筑精神家园？是继续坚守传统文化的道德规范以疗救现代化带来的灾难性后果，还是在创造性的转换中前进，这是世纪之交知识分子思考的重心。如何面对传统，实际上成了转型期中国人的一个两难选择。一方面传统道德因其对人性要求过高而流于虚伪，另一方面改造传统又因其与科学背道而驰而难以实现；一方面传统道德作为专制政治的思想护符而必须反对，另一方面传统道德作为规范人心的行为标准又必须加以维持。陕军作家对本体意义的人的生存状态的关注和揭示向世人表达了他们在社会变迁大潮中对新的价值重建的勇气和睿智。加达默尔说的好，“艺术品用以打动我们的情感，同时也是在谜一般的方式中对熟悉事物的粉碎和破坏。它不仅是在一种欣喜与恐惧的震惊中发出的感叹：‘是你呀！’它同时也对我们说：‘你必须改变自己的生活！’”

最后，我们不妨引述庞朴先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特征的一段解读，一方面作为我们今天在时代变迁中追寻“此在”意义的参照，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我们对陕军作家“关于‘此在’的追寻”的评价与借鉴：“从关系中去体认一切，把人看成群体的分子，不是个体，而是角色，得出人是具有群体生存需要、有伦理道德自觉的互动个体的结论，并把仁爱、正义、宽容、和谐、义务、贡献纳入这种认识中，认为每个人都是他所属关系的派生物，他的命运与群体息息相关。 ”[5]

[1]荣格认为，人的心灵或精神是由三个彼此不同，而又相互作用的系统或层次构成的，即意识、个人无意识和集体无意识。集体无意识（Collective conscious）,就是反映了人类在以往的历史进化过程中的集体经验，是千百年来人类祖先经验的沉积物。荣格说：“选择‘集体’一词是因为这部分无意识不是个别的，而是普遍的。它与个性心理相反，具备了所有地方和所有个人皆有的大体相似的内容和行为方式。换言之，由于它在所有人身上是相同的，因此它组成了一种超个性的心理基础，并且普遍地存在于我们每一个人身上。”荣格.心理学与文学[M].上海：三联书店，1987：52-53

[2]英格尔斯.人的现代化[M].殷陆君编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21

[3]雷达.废墟上的精魂[A].《白鹿原》评论集[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21

[4]周晓虹.现代社会心理学[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1：539

[5]庞朴.庞朴学术文化随笔[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

I206.7

A

1009-9530（2010）04-0019-02

2010-04-23

顾晓梅（1965-），女，安徽芜湖人，安徽中澳科技职业学院政工师，主要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姚明会（1967-），男，安徽合肥人，安徽中澳科技职业学院副教授，哲学硕士，主要研究方向：儒佛道与中国传统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