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士内心的展示
——“剪灯”小说思想内容摭谈

秦克祥

（宿州职业技术学院，安徽 宿州 234101）

文士内心的展示
——“剪灯”小说思想内容摭谈

秦克祥

（宿州职业技术学院，安徽 宿州 234101）

文言小说重在展示文士的内心，明代“剪灯”系列小说表现更甚，从乱世情结、感愤现实、炫逞才学等思想内容方面可加深对“剪灯”小说的文本认识。

文士；“剪灯”小说；乱世情结；感愤现实；炫逞才学

“剪灯”小说是指明代瞿佑的《剪灯新话》、李昌祺的《剪灯馀话》、邵景詹的《觅灯因话》三部文言短篇小说集。其中的《剪灯馀话》和《觅灯因话》是作者受《剪灯新话》的影响并摹仿《剪灯新话》而创作的。这几部小说代表了明代文言小说的成就，在文言小说史上占据着特殊的地位。

文言小说不同于白话小说的明显之处在于文言小说多是文士的案头之作，不像白话小说多被市民百姓等社会下层读者所接受，文言小说大多在社会中上层的读者当中流传。因为出自文士之手，又多流传于中上层的文人雅士当中，所以文言小说中文士内心的展示要比白话小说更为明显。

一、乱世情结

自古以来，朝代更替之际，战乱之时，最受影响也最有敏感体验的莫过于文人雅士，文士的乱世情结尤为浓重。这种情结在文人心头挥之不去，并且总会在文人的作品中得到直接或间接的表现。在“剪灯”小说中，这种情结就有明显的表现，尤其是《剪灯新话》，这与作者的生平经历是密切相关的。瞿佑，字宗吉，钱塘人，生于至正元年（1341），卒于明宣德二年（1427），享年87岁。瞿佑生活于元末明初动乱之际，在钱塘一带颠沛流离，亲眼目睹朱元璋与张士诚之间的斗争杀阀，生灵涂炭。朝代的更替、战争的残酷、时局的动荡、人事及民族关系的复杂，必然会给人带来生死存亡的危机之感。由此看来，瞿佑的乱世情结也在所难免。

从瞿佑的自序看，《剪灯新话》成书于明朝洪武年间。这时，社会已由乱入治，作者已到中年，生活经历逐渐丰富，加上他既有乱世不得安居的悲凉体验和人心思定的主观意向，又有入明以后社会稳定百事待兴的切身感受，两相对比，乱世情结自会浓重，非同一般，诉诸笔端也在情理之中。

从小说时间背景的设置与安排，也很容易看出作者的乱世情结。《剪灯新话》有四卷和附录两部分，合计小说二十二篇。其中的《令狐生冥梦录》未交代故事发生的具体时间，《寄梅记》故事是发生在南宋初，其余的二十篇，故事发生的时间都是元末明初。可见，这不只是作者有意而为之，看成是乱世情结使然倒更为合理。

从具体的作品来看，绝大部分小说，故事情节的发生发展，人物性格的展现，人物命运的变化，都与动乱的社会生活环境密切关联。如 《三山福地志》，小说写元自实，人本厚道，家也殷实，曾借二百两银子给同乡缪君作到福建赴任的路费，并且自认为是同乡也未曾立文据。后来山东大乱，元自实家中被群盗洗劫一空，生活困顿，避乱福州，投奔缪君。缪君负心赖账，几次三番，还故意允诺在除夕令人送银、米到元自实家中，“以为过岁之资”，元自实信以为真。但最终仍未有兑现，贫困无奈之下，元自实终于恼怒，意欲杀之而后快，后来在等候的过程中却又清醒理智而未成行。最后得到一道士的接济，终于过上安康生活。而缪君终被乱军所杀。小说的故事情节生动传神，但并不复杂，而其中的关键就是“至正末，山东大乱”这一环节。正是因为“山东大乱”，元自实才被劫一空，投奔缪君，才有后来的情节。动乱背景就成了小说情节展开的关键。

再如《爱卿传》，小说写嘉兴名娼罗爱爱，“色貌才艺，独步一时”，与同郡赵子结为夫妻，“择言而发，非礼不行”。后来赵子到京城求仕不得又“久不能归”。此时，南方乱起，赵子之居为刘万户占据。刘万户又逼占爱卿，爱卿坚贞不屈自缢而死。赵子回家之后，爱卿托梦于他，言己托生为一男孩。自此，赵子与该男孩家一直往来。小说重在突出爱卿坚贞守义宁死不屈的可贵品德，而人物性格的展示，关键是在动乱的背景之中进行，爱卿之死也与动乱的时代背景有关。时局动乱不仅造成女主人公的悲剧结局，动乱导致的破败景象还增添了小说的悲剧气氛，如其中的片断：

赵子始间关海道，由太仓登岸，径回嘉兴，则城郭人民皆非旧矣。投其故室，荒废无人居，但见鼠窜于梁，鸮鸣于树，苍苔碧草，掩映阶庭而已。

还有写得较为生动感人的《翠翠传》，刘翠翠与金定自幼同学，青梅竹马，情深义重，姻缘美满。不幸正值乱世，张士诚的部下李将军把刘翠翠掠为己有，当作侍妾，活活拆散了这一对恩爱夫妻。金定历尽艰险，找到了“威焰赫弈”的李将军，却只能与刘翠翠“以兄妹之礼见于厅前，动问父母外，不能措一辞，但相对悲咽而已”。自此内外隔绝，无复相见，先后抑郁含恨而死。这里，作者不只表明战乱成为悲剧产生的缘由，还直接指明了女主人公刘翠翠为张士诚部下李将军所掳，批判矛头非常明确。李将军无疑是导致刘翠翠和金定婚姻悲剧的罪魁祸首，作者却不无讽刺地写他“贵重用事，威焰赫弈”。作者的愤恨不满情绪可以想见，浓厚的乱世情结亦可想而知。

此外，《华亭逢故人记》《秋香亭记》也都直接写到了元末战乱给主人公带来的悲剧和不幸。作者对乱世的不满情绪非常明显。

《剪灯馀话》的作者李昌祺（1376-1452）、《觅灯因话》的作者邵景詹，虽然都没有亲历朝代更替、战乱动荡的生活，但由于受《剪灯新话》的影响，并真切表明是摹仿《剪灯新话》而创作，所以在作品中也就难免会有乱世情结的表现。

从具体的篇目看，李昌祺《剪灯馀话》共五卷二十一篇，除《听经猿传记》《何思明游酆都录》《两川都辖院志》和《胡媚娘传》四篇时间背景设置在五代、宋或未具体交代，其余十七篇的时间背景都是在元末明初。有意思的是，有的作品虽然首先点明发生在明初，但通过鬼神故事情节的设置，又暗示了乱世的生活背景。如《长安夜行录》，主人公汤铭之、文原吉与马期仁，虽是洪武初的人，但实际所写的内容却是唐代的事，并提到了安史之乱。有的篇目，动乱背景也是展开故事情节展示人物命运的关键。如《连理树记》，粹舍与蓬莱经历一番周折终为夫妻，夫妻恩爱，生活美满，家庭幸福。不幸在元末动乱中，粹舍一家除蓬莱之外，皆被强盗所杀。强盗逼占蓬莱为妻，蓬莱自知不能幸免于难，终自刎而死。同样，又是动乱造成了悲剧结局。《青城舞剑录》《鸾鸾传》《武平灵怪录》《芙蓉屏记》等，故事情节也都是在动乱的生活背景之中展开的。

邵景詹的《觅灯因话》共二卷八篇，全是以元末明初的动乱为背景。如《孙恭人传》，孙恭人本是一个农家女，因“红巾大乱，天下绎骚”，父母相继沦亡，成了孤儿。后来为了救花云与郜氏夫妇之子而历尽艰辛。花云郜氏夫妇之死，孙恭人所历艰辛都直接与战乱有关。另外，《贞烈墓记》和《唐义士传》，故事情节的展开也都与动乱有关。

总之，作者的乱世情结在“剪灯”小说三部作品中都有所表现。作者对乱世中的人和事都给予了细致的描写，对动乱的制造者都给予了有力的批判，对动乱的受害者尤其是广大的下层民众都寄予了深深的同情。这不正是文士内心的真实写照？

二、感愤现实

文士们历来比较敏感并关注着现实生活，尤其是那些才华出众仕途不畅又生逢乱世的文士。即使仕途畅达，本身正直又想有所作为的文士，面对社会的黑暗及不良的社会风气，往往也会生发出无限的感伤甚至愤恨，从而在作品中表现出来。这是文士内心又一层面的展示。在“剪灯”小说中，这方面的表现也比较明显。虽然小说的题材有的取自前人作品，有的故事发生的时间设置在过去，但作者总能巧妙曲折地把自身的现实感受和生活态度融入其中，从而展示那个时代文士的内心世界。

瞿佑的生平状况，《作者小传》中这样记载：

瞿佑，字宗吉，钱塘人。杨廉夫游杭，访其叔祖士衡于传桂堂。宗吉年十四，见廉夫香奁八题，即席倚和，俊语叠出。……廉夫叹赏，谓士衡曰：“此君家千里驹也。”……洪武中，以荐历仁和、临安、宜阳训导，升周府右长史。永乐间，下诏狱，谪戍保安十年。洪熙乙巳，英国公奏请赦还，令主家塾三载，放归，卒。年八十七。

由上可知，瞿佑极富才学，得到当时著名文人杨廉夫即杨维祯的赏识，但仕途不畅，永乐间，还以诗蒙祸，谪戍保安长达十年。如此坎坷的仕途经历，再加上元末明初更朝换代的生活体验，作者难免会有无限的身世之感和对现实生活的不满情绪，这些感受与情绪也容易融入到作品当中。如《令狐生冥梦录》，描述一向为非作歹的乌老死后，“家人广为佛事，多焚楮币，冥官喜之”，让乌老复活。冥间的昏暗激怒了“左枝右梧，未免儿啼女哭；东涂西抹，不救命蹇时乖”的“穷儒”令狐譔，他愤愤不平地写诗指斥道：“一陌金钱便返魂，公私随处可通门！鬼神有德开生路，日月无光照覆盆。贫者何缘蒙佛力？富家容易受天恩。早知善恶都无报，多积黄金遗子孙！”很显然，这是作者瞿佑借助作品中令狐譔之口表达的对现实的强烈不满和牢骚：钱能够买到一切，包括生命，而“贫者”则只能在饥饿线上挣扎，还谈什么飞黄腾达！

再如《修文舍人传》，描述一个正直的读书人夏颜，生前“博学多闻，性气英迈”，但又穷困潦倒，“命甚薄，日不暇给”，“至正初，客死润州”。而死后在冥间却大受重用，被任命为修文舍人，“颇极清要”。同样一个人，为何穷通如此不同？夏颜解释说：“冥司用人，选擢甚精，必当其职，然后官位可居，爵禄可致，非若人间可以贿赂而通，可以门第而进，可以外貌而滥充，可以虚名而躐取也。”这里拿冥司与人间进行对比，作者的用意非常明显：意在反衬人间的黑暗，加强对黑暗现实的斥责力度。

瞿佑对现实的不满及郁结于心的忧愤，不仅表现在小说中的“贫者”身上，还表现在带有浓厚悲剧色彩的爱情故事当中。如《秋香亭记》，据凌云翰《剪灯新话·序》所说，这是一篇带有自传性质的小说。小说描述商生和表妹采采互相眷恋，情深意重，也得到父母的首肯。“适高邮张氏兵起，三吴扰乱，生父挈家南归临安，展转会稽、四明以避乱；女家亦北徙金陵。音耗不通者十载。”战乱平息后，商生“遣旧使老苍头往金陵物色之，则女以甲辰年适太原王氏，有子矣”。此后，采采“修简遗生”，表达了无限的思念和感伤情怀。这一恋爱悲剧，如采采所说：“只怨干戈不怨天。”其实，这何尝不是作者自己的人生感言？

如此对现实生活的关注与不满情绪在《剪灯馀话》和《觅灯因话》中也都有充分的表现。

按理说，李昌祺生活于相对稳定的明朝前期，仕途上还算顺畅，不像瞿佑身经乱世，又仕途坎坷，似乎不应该有强烈的愤世嫉俗的情怀，对现实社会也不会有太多的不满，其实也不尽然。通过《作者小引》可以了解到，李昌祺是一个很有才气、才华出众的文士，参与编修《永乐大典》。他为人正直、为官清廉，曾“坐事谪役”，晚年处境悲凉。可以推想，像李昌祺这样富有才华为人刚直为官清廉晚年悲凉的封建文士对现实社会怎么可能会不闻不问无动于衷呢？相反，由于其特别的人生经历，他对现实社会还有更深刻的认识和感受，尤其是对上层社会的高官显贵和下层社会的贫民百姓还更有对比性的认识。所以在其创作中也就不可能不带有对当时社会的感受和认识。在《剪灯馀话》中，作者确实多借宋元期间的事，通过鬼神情节的设置和巧妙构思，来反映明代的社会现实，表达对现实的不满。

如《长安夜行录》，虽然是从明初写起，却是由唐代故事发挥而成，影射抨击明代同姓诸王的恶行。小说交代，连唐玄宗之兄即所谓的“让皇帝”都抢掳有夫之妇，“其他宗室所为，犹不足道。若岐王进膳，不设几案，令诸妓各捧一器，品尝之。申王遇冷不向火，置两手于妓怀中，须臾间易数人。薛王则刻木为美人，衣之青衣，夜宴则设以执烛，女乐纷纭，歌舞杂遝，其烛不特异，客欲作狂，辄暗如漆，事毕复明，不知其何术也？如此之类，难以悉举，无非穷极奢淫，灭弃礼法，设若堕其手中，宁复得出？”小说以朱元璋次子秦王的僚属遇鬼的形式写出，其借唐斥明的用意不难理解。

再如《青城舞剑录》，小说借真无本、文固虚二道士之口，放言高论，剥去君主神圣的外衣，明显是与朱元璋、朱棣等人极力神化自己的言行唱反调，讽喻现实的用意非常明显。

小说中还有直接谴责贪官污吏的，如《何思明游酆都录》，从反对程朱理学以“天即理”为口实而诋毁佛、道两教写起，认为“三教合一”方是儒者。然后写地狱当中对见利忘义、虐害善良等各类恶人的惩治。最后写“惩戒赃滥狱”：“而招权纳赂，欺世盗名，或于任所阳为廉洁，而受苞苴，或于乡里恃其官势，而吩咐么事，凡瞒人利己之徒，皆在其中。”作者明显是借对地狱的描写来表达对现实生活中贪官污吏的无比憎恶。

作者李昌祺对现实生活的关注，不只表现在对政治方面问题的反映，还表现在对婚姻爱情中人伦教化的反映，如 《连理树记》《田洙遇薛涛联句记》《鸾鸾传》《凤尾草记》《琼奴传》《芙蓉屏记》《秋千会记》等，这些婚姻爱情故事多数是以悲剧结局告终，明显表现出作者对青年男女的同情和理解。这也是基于对现实生活的感受和认识。

至于《觅灯因话》，因为作者邵景詹生活于明中叶以后，社会风气明显有别于明代前半期，所以他的现实生活感受肯定会不同于瞿佑和李昌祺。尽管他也是摹仿《剪灯新话》而创作，并且生平状况已无从详考，但从其作品中也不难看出他那强烈的现实生活感受。

明代中叶以后，商品经济得到很大发展，商业气息浓郁，传统的人伦道德观念受到冲击，人际关系呈现新变，诚信守义已成为现实社会极需的道德准则。因此，在《觅灯因话》中，作者邵景詹有感于现实社会，在第一篇小说《桂迁梦感录》中就无情地揭示和鞭笞见利忘义之徒的丑恶灵魂。小说中，桂迁从商破产，受到苏州施济的资助，被安置在施家桑枣园中。他从园中掘得巨额藏金，偷偷到会稽置田产，后成为会稽富翁，对破落后前来投奔他的施家孤儿寡母视若路人。为了买官以免去巨额赋税，桂迁轻信同里刘生，却落入刘生的圈套。刘生声称到京城替他谋官，骗走五千两银子，最后却为自己买了官爵。桂迁愤怒至极，欲刺杀刘生，倚身街旁少息，忽然感梦变犬，向施济摇尾乞怜，又向施妻蹲足求食而受杖责，回顾妻子和二儿，都已变犬。恶梦惊醒后，方悟忘恩负义之罪，于是忏悔改过，图报施氏之恩，以女招施子为婿。刘生因贪赃妄法而被惩治。作者塑造桂迁夫妇这样见利忘义、以怨报德的势利之徒，在当时的社会具有典型意义。同样的内容，在最后一篇《丁县丞传》中亦有所表现，丁县丞因一念之差，见财起意把一僧推入水中，窃其钱物。后来悔悟心醒，病幻之中时时梦见僧人在己左右。不久，僧人又出现，原来僧人当时未被淹死，丁县丞“偿其母金，而厚加以息”才得以心安病愈。这都是作者有感于现实社会的表现。

另外，作者还写了一些平凡人做出的不平凡之事，如《孙恭人传》、《贞烈墓记》、《唐义士传》等。 孙恭人的诚信守义、历尽艰险救主人之子，感人至深。贞烈女子郭氏坚贞自重，使恶少、吏胥、皂隶都不敢侵犯，为救丈夫旗卒和保全两个幼子，她毅然投水而死。这种坚贞壮烈的行为，可歌可泣。义士唐珏不嫌贫爱富，坚守正义，实为可贵。作者正是因为有感于现实才以此来呼唤人间正义。可见，由于时代的变迁和世风的变化，文士所关注的现实生活内容也已有所不同。

三、炫逞才学

炫逞才学是文言小说中文士内心的又一个层面。这在“剪灯”小说中同样有明显的展示。

瞿佑极富诗才，早年就得到杨维祯的赏识。李昌祺也才华出众，参与编修《永乐大典》。邵景詹虽无从详考，但从其《小引》及作品中也能约略看出非等闲之辈。当然，作家本人有才学，也未必都会在作品中炫耀。而文言短篇小说多为文士们释情写心之作，尤其是作者仕途不顺才华不得施展时，又往往会借助创作在表达人生失意和对现实不满的同时，有意或无意地炫耀才学，显示孤傲与清高。从“剪灯”小说的内容看，也确有这方面的表现。

比较明显的是小说中插入大量的诗词韵语，尤其是《剪灯新话》《剪灯馀话》。《剪灯新话》中除《三山福地志》《金凤钗记》《富贵发迹司志》《永州野庙记》《申阳洞记》《太虚司法传》《鉴湖夜泛记》七篇外，其余十五篇或多或少都插入了诗词韵语。《剪灯馀话》中所有篇目都插入诗词或韵语，并且用的还非常之多，比如《田洙遇薛涛联句记》，人物以诗词相斗逞才已占近一半篇幅。再如《月夜弹琴记》，诗词比例已超过大半篇幅，并且都是前人诗句、词句的罗列叠加，甚至个别诗句词句所引出处还有错误，这明显可见是作者在炫弄才情。《剪灯新话》中的有些篇目，诗还能成为小说内容的有机组成部分，如《秋香亭记》中作者借女主人公采采之口唱出：“好姻缘是恶姻缘，只怨干戈不怨天。”这样，诗词本身就起到了点化主题的作用。而在《剪灯馀话》中，有些诗词则可有可无，只是卖弄才学。

比较而言，《觅灯因话》有所改观，八篇当中除《唐义士传》等个别篇目外，大都不穿插诗词韵语。而《姚公子传》中的一首诗和一首歌，因是主人公姚公子生活经历、思想性格的自然流露，不但无赘疣之弊，反而增添了生活哲理的意味，语言虽然浅近平淡，而所含人生哲理丰富深刻。因为是摹仿《剪灯新话》而作，虽然诗词韵语插入很少，但还是有所运用，炫逞才学方面也有所表现，只是多寡显微有别罢了。

当然，诗词韵语的插入，有的也能成为故事情节发展的必要环节，并且诗词内容本身也能传达出人物的内心情感，如《剪灯新话》中的《联芳楼记》《滕穆醉游聚景园记》《爱卿传》《翠翠传》《寄梅记》，《剪灯馀话》中的《琼奴传》等。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是作者才学的表现，换言之，是作者（文士）炫逞才学的结果。

除大量穿插诗词韵语外，作者还通过置换方式以炫逞才学。有的篇目，作者采用了巧妙的置换方式，把自身置于小说当中，让小说中的人物充当了自己的代言人，小说人物的才情展示其实就是作者本人醉心其中的表现。比较突出的如《剪灯新话》中的《水宫庆会录》，小说情节非常简单，人物事件也不复杂。“至正申岁”潮州士人余善文受南海龙王广利王的邀请，为刚落成的宫殿作《上梁文》，广利王为他“一挥而就，文不加点”的才气所折服，并邀他参加庆殿之宴。但东海广渊王的从臣对此不服，“彼白衣而末坐者为何人斯？乃敢于此唐突也！”广渊王遽言曰：“文士在座，汝乌得多言？姑退！”此后，众神捧觥请余善文作诗，又特设一宴以谢。“宴罢，以玻璃盘盛照夜之珠十，通天之犀二，为润笔之资。”如此受到众神的尊重和礼遇，与明初诗人所处的现实窘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嘲讽和抨击了明初的政治制度和文字狱。更主要的是作者也可以借余善文这一人物来显示自己的才学。值得注意的是小说中人物的姓名：余善文。笔者的理解和推测是，“余”即我，“善”即长于，“文”即诗文，意思再明白不过了。

类似的还有《剪灯新话》中的《龙堂灵会录》，小说中的人物闻子述，“以歌诗鸣于吴下”，也是因为有才学，被龙王邀到龙堂，在龙堂之上尽显才学，受到厚遇。临别时，“王以红珀盘捧照乘之珠，碧瑶箱盛开水之角，馈赠于子述”。所不同的是闻子述在龙堂之上见到了先朝诸公：春秋时期的范蠡、伍子胥，晋时张翰，唐时陆龟蒙，并且在席间诸公都能歌咏。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小说人物的姓名：闻子述。当然，也不可完全以人名来推测作者的用意。但从整个故事情节来看，作者以人物作为自己张显才学的一点还是容易看出的。

总之，“剪灯”小说在文士内心的展示方面是非常值得关注和重视的。

[1]周楞伽校注.剪灯新话（外二种）[O].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2]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3]李时人等.中国古代禁毁小说漫话[M].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9

[4]王平.中国古代小说叙事研究[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

[5]赵明政.文言小说：文士的释怀与写心[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I206.2

A

1009-9530（2010）04-0024-04

2010-04-13

秦克祥（1972-），男，安徽泗县人，宿州职业技术学院教师，文学硕士，研究方向：明清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