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陈济棠与蒋介石的关系——以三十年代为中心的考察

张旺清

(广东药学院人文社科部,广东广州510224)

陈济棠与蒋介石,一个是国民党地方实力派人物,一个是国民党中央的领袖,在30年代的中国政治舞台上,陈济棠在与蒋介石的关系上表现得极为反复,曾一度拥蒋,两度反蒋,中间还有一段名义上服从而实际上却保持着半独立的分裂状态。他们因利益的一致而互相依存与利用,因利益的分野而相互矛盾和斗争,陈济棠的拥蒋、联蒋与防蒋、反蒋的背后隐藏的是蒋、陈集团之间的利益纷争,陈济棠与蒋介石之间这种变幻多端、扑朔迷离的政治关系也是30年代国民党中央与地方实力派关系的一个侧面反映。

一

陈济棠的政治生涯是从拥蒋联蒋开始的,在1929年至1930年间,陈济棠不仅替蒋看守着桂系而且还帮助蒋进行中原大战,以后在独霸南天的岁月中,仍然还坚持着联蒋反共,究其原因,除了有些是阶级利益所致,有些是出于政治策略考虑,主要还是各自利益的一致而驱使他们走在一起。陈济棠的拥蒋和蒋介石的联陈肇始于陈济棠取代李济深的地位,在这之前,陈济棠还只是李济深的一个部下,虽然通过古应芬等人的关系博得南京政府的好感,并且在国民党“三大”时得以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但毕竟权力和地位都有限。蒋介石在1928年转土重来后,为了实现军事独裁统治,加强中央集权,力图对地方实力派进行削弱,广东是李济深粤系的地盘,粤桂当时联成一气,蒋难以插足其间。蒋桂这时为争夺国民党中央权力,矛盾趋紧,为了战胜桂系,蒋介石采取了分化粤桂的策略,于1929年3月扣押了李济深,策动了“三陈倒李”,从而达到了夺取广东统治权,分裂粤桂合作,实行分而治之的目的。在整个事件中,陈济棠与蒋介石一起串通圈套,诱李入京,反映出他取而代之的意图,这与蒋介石铲除异己的打算表现出如出一辙。在这场利益争斗中,陈济棠获得了掌握粤系军队的权力,为他以后的统治奠定了基础。

陈济棠拥蒋最力表现在替蒋牵制桂系和派兵参加中原大战。陈济棠取代李济深后,被任命为讨逆军第八路军总指挥,配合蒋军攻桂,粤桂遂行分裂。粤桂在争夺地盘上双方本来就存在着冲突,现在蒋又以粤牵桂,使得粤桂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桂系在策略上制定了“先下广东,剪除牵制,再和蒋氏周旋”[1](P458)的方针,遂爆发了两次粤桂战争。在后来的中原大战期间,陈济棠的粤系又与蒋站在一起,有力地牵制了桂系的北上。如果仔细分析,不难发现,粤蒋之间在这一时期共同对付桂系,是与各自利益密切相关。从蒋介石来说,借助陈济棠不仅可以使粤桂之间互相牵制,从中渔利,并且有粤系替他看守桂系,亦免除与其他实力派争斗的后顾之忧。正因为如此,在第二次粤桂战争期间,蒋介石派朱绍良率三个师来粤助战。[2](P71)从陈济棠来说,桂系势力的扩张也会损害他的利益,粤桂之间的矛盾在这点上与蒋桂之间的矛盾又不谋而合,加之,陈济棠这一时期实力并不大,尚需要借助蒋的支持获得统治广东的权力。蒋陈之间既然在对付桂系势力这点上双方表现出利益的一致,因而,他们之间的互相依存、互相利用就是必然的。蒋这一时期为了笼络陈济棠,并使粤军替他看守桂系,指定中央在粤全部税收,连同省收入项下拨给的一部分,每月共430万元供给陈作军费。[3](P95)陈济棠则借替蒋牵制桂系为名,乘机提出扩编要求,扩充实力,蒋也慨然应允。双方存在着的这种互相利用关系,使得蒋、陈之间维持了一段短暂的合作局面。

二

在陈济棠与蒋介石的政治关系中,曾出现了两次裂痕,第一次是1931年的宁粤对立,第二次是1936年的两广“六一运动”,在这两次事件中,陈济棠都揭橥反蒋旗帜,双方之间发生公开冲突,乃至兵戎相见。考察陈济棠的这两次反蒋,可以发现他们之间的矛盾及其冲突实际上反映出二者在利益上的根本对立和不可克服。

中原大战结束后,反蒋势力最大的阎、冯、桂被打败,其余反蒋势力也被悉次荡平,蒋介石独领风骚,以战胜者的姿态在1931年擅自声言制定“约法”,力图实行独裁,这就引起了各种反蒋势力的不安,加之蒋在对待地方实力派的问题上总是力图铲除和消灭,其反复无常的行为已为各地方实力派所领教。[4]因此,陈济棠为首的粤系地方实力派对蒋的消灭异己的做法也不无恐惧,对蒋也充满了戒心,并力图找寻机会摆脱受蒋控制的局面。如前所述,陈、蒋在对付桂系问题上表现出一致,但在相互利用中并非没有矛盾,事实上,在对待广东政权上,陈、蒋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利益冲突。从蒋介石来说,用陈济棠代替李济深来掌握军权,是分化粤系地方实力派的一种手段,而非目的本身,蒋在广东让陈掌握军权的同时,又以亲蒋的陈铭枢掌握广东的党政大权,使二陈之间互相掣肘,同时,安插一批亲蒋势力掌握各级权力,以此来监视和架空陈济棠,达到从中进行操纵的目的。从陈济棠来说,蒋的这种策略对他权力的实现是莫大的障碍,加之,在军队编制、费用上蒋对陈进行裁军减饷,[2](P84)引起陈的猜疑与不满。这样,蒋陈矛盾开始突出,陈济棠权力膨胀的野心与蒋阴谋削弱异己的打算一旦遇到适宜的政治环境必然要以某种形式的冲突表现出来,而1931年蒋介石因“约法”与“训政”之争扣押粤系政治派代表人物胡汉民事件,恰好为陈、蒋之间的利益冲突提供了一个契机,于是有宁粤对立和陈济棠联合桂系进行的第一次反蒋。

陈济棠通过第一次反蒋,利用当时各派反蒋势力齐聚广州不得不借助他的力量的时机,趁机扩充兵力,将原来的第八路军扩编为第一集团军,使其实力大增。同时,又与桂系捐弃前嫌,互通声气,造成了西南的半独立局面。陈济棠还趁势挤走了亲蒋的陈铭枢,利用广州国民政府这块金字招牌,在反蒋各派的大合唱中把统治广东的权力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奠定了他统治南粤的初步基础。在以后的斗争中,陈、蒋关系在表面上一度趋于缓和,实际上,陈、蒋由于利益的不断冲突,其矛盾正处在不断酝酿之中,作为一种结果就是1936年6月再次发生了陈济棠联合桂系,宣布抗日反蒋的“六一运动”,是为陈济棠的第二次反蒋。

陈济棠的这次反蒋,是他与蒋之间在利益上的一次重大冲突,蒋在1931年发生的“九一八”事变后,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其实质在于集中力量镇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武装力量,但同时也包括了削弱以至消灭国民党地方实力派的含义,这一政策必然要同维护自身集团利益的地方实力派之间发生冲突。宁粤对峙结束后,双方在表面上终止了敌对态势,实际上,陈济棠利用当时蒋系中央内外交困、疲于应付的时机,积极扩充自己的实力。在军事、财经等方面保持着割据的局面。陈济棠的粤系地方实力派与蒋介石南京中央集团之间不仅在抗日问题上存在着明显的分歧,而且在围绕争夺中央领导权和统治地盘上存在着集团利益的分野,突出表现在：一个要维护其实力派的利益,保持其“独立”的地位;另一个则要实现个人独裁,借安内统一为名削弱、消灭异己,从维护各自集团利益出发,两者之间的矛盾在时缓时急中必然要走向冲突。

一般地说来,在地方实力派与中央集团之间只要中央集团不危及到地方实力派的生存利益,两者之间尽管有明争暗斗,但双方还不至于公开冲突、兵戎相见,只有突破集团利益的安全阀度时,双方的冲突才会以尖锐的形式表现出来,蒋、陈冲突在1936年之所以不可避免,正是这种矛盾长期积累的结果。蒋介石对陈济棠的半独立状态一直心存解决异己,但苦于在当时要重点解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武装力量,而无暇顾及陈济棠的粤系地方实力派。但到了1936年形势发生了变化,蒋介石认为对他构成心腹之患的红军问题已基本解决,于是以“厉行统一,还政中央”为名,腾出力量着手解决他认为与中央处于游离状态的两广,特别是粤系陈济棠。长期为陈济棠所利用的反蒋派人物胡汉民恰在这时突然逝世,蒋介石决定抓住胡汉民病逝的机会着手解决两广问题,先是蒋介石电陈济棠兄陈维周去南京商量善后,蒋提出“彻底解决广西的李、白,由中央协助广东出兵”,“广东仍维持原来局面”[1](P497),这使陈济棠对蒋的离间手段感到恐惧。继之,蒋介石借派王宠惠,孙科来粤参加胡汉民丧礼向陈提出包括取消西南两个机构等在内的五个条件,“实际上是要陈济棠把广东的军权和政权交还南京”[5](P77)。显然,撇开其他因素,“中央处心积虑,要彻底解决西南”使陈济棠感觉到这大大地危及到自身的利益与安全,因而决心铤而走险,公开反蒋,这一心态无疑是“陈济棠导演‘六一运动’的最主要的动机!”[1](P497)可见,陈济棠的两度反蒋,是与蒋之间矛盾发展的结果,这一矛盾说到底是因为他们在争夺中央与地方的统治权利和统治地盘上存在着集团利益差别的结果。

三

陈济棠的粤系地方实力派与蒋介石集团之间既有阶级利益的一致,也有政见上的分歧和集团利益的不同,彼此之间既相互利用又相互争斗,这是构成他们之间政治关系的主要的经常的方面。陈济棠由于与蒋系之间存在着集团利益的不同,又对蒋介石的中央政权削弱地方实力派的政策存在着不满,因此,更多是着眼于自身的利益,双方之间为此进行了激烈的明争暗斗。

首先,陈济棠积极扩充自己的经济实力。于1932年9月制订了《广东省三年施政计划》,随即着手实施,大力推进经济建设,发展轻重工业,以积蓄与蒋抗衡的资本。这一时期,陈济棠在广东发行自己的货币,设置自己的银行与中央银行进行对抗。同时,在财政政策上与蒋之间也展开了激烈的控制与反控制斗争,自1931年反蒋后,广东的财政实际上已呈半独立状态,南京政府在广东虽派有财政特派员,负责“上解国税”,实际上,陈济棠把这部分属于中央税款的收入即所谓的国税都截留下来用于自己的经营,[2](P303)蒋对此也鞭长莫及。不仅如此,蒋、陈之间还互争财源,1932年国民党政府决定在全国开征洋米进口税,税款要递解中央。陈济棠则进行反对,并欲乘机将其作为地方税款来征收,后因南京政府决定以每年500万元分给陈济棠,这才与中央妥协,宣布在广东也开征洋米进口税。[2](P304)在随后的南京中央政府币制改革政策上双方也展开了争夺。1935年冬,南京政府推行币制改革,实行白银国有化政策,陈济棠为了与蒋介石争夺广东民间白银,也宣布货币改革,收购白银,并宣布广东货币改革与南京所定办法有所不同,组织了自己的法币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从中大牟其利。

其次,围绕着权力双方之间也进行了大量的争斗。蒋介石对陈济棠实力的发展总是处心积虑的想方设法进行阻止,对粤系内外徐图进行分化瓦解,曾派蒋伯诚驻粤,对粤系军官进行收买,或利用其内部矛盾进行策反,[1](P502)在后来发生的两广事变发中,蒋成功的将陈济棠的海军部分舰只和空军全部飞机策反了过去。但总的说来,蒋对粤的控制因陈的防范并未完全如意。陈济棠对蒋的分化也进行了严密的提防,对蒋安插在粤的势力也积极进行排挤,插手和把持在粤的国民党党务系统,禁止蒋系中央特务在粤活动,清理亲蒋分子,安插亲信,冯祝万事件就是典型一例。冯祝万原是蒋介石安插在广东的财政厅长,经常以筹款应急为名,将好些税捐项目压低定额,批给商人承办,导致财政收入锐减,面临破产危机。冯祝万企图以此搞垮陈济棠的阴谋被发觉后,陈乘机将其免职,换上了自己的亲信区芳蒲,[2](P279)陈、蒋之间的争斗由此可见一斑。

陈、蒋之间在阶级利益上有着一致,因而从共同利益出发往往也能联合一致。如在反共、镇压学生运动等问题上即是如此。但是,由于陈济棠更多的是着眼于自身的利益考虑,因而,虽然反共,但在反共问题上又与蒋有着策略上的差异,从自身利益考虑,对蒋的反共政策在实际执行中并不积极。对于“剿共”,陈济棠对其统治的广东境内的共产党武装力量是围剿甚力,在他看来,这些直接妨碍着他的统治,而对蒋介石要他派兵入赣助剿红军则不甚热心,虽然红军的发展会危及到他的统治,但同时也认为“赣南红军对他是起着有利作用的”,因为“赣南红军拖住蒋介石的主力和隔断蒋介石从江西进入广东之路,广东才得以偏安于一时”[2](P383)。显然,陈济棠是以自身利益是否受损及损害的程度来度量在国共之间的取舍。从害怕红军会危及他的统治出发,他愿意拥蒋反共,但他对蒋借刀杀人、一石二鸟的做法和相机图粤的野心也深怀恐惧。因此,陈济棠一面派兵入赣,帮蒋助剿,但指导思想是“不求有功,但求少受损失”[2](P383),以应付蒋。另一方面是与红军寻求妥协,对红军由消极进攻到秘密联络,暗中与红军来往,采取“外打内通”,保存自己的实力。中共当时抓住他与蒋的矛盾和剿共上的同床异梦,积极对他进行统战工作,达成了秘密协议,[6](P17)为中央红军长征初期突破蒋军第一道封锁线创造了有利条件,使红军通过粤境时,未受阻挡,保存了有生力量。

当然,陈、蒋之间虽然存在集团利益的分野,但是,这种分野往往因为条件的变化也会使得他们变得一致。陈济棠对待“福建事变”的态度是颇耐人寻味的,在福建举事前,陈济棠对福建方面提出的粤桂闽三省合作进行抗日反蒋虽没有公开表示同意,但实际上是首肯的,[5](P65)及至陈铭枢等想推胡汉民出来在广州组织国民政府,号召抗日,与南京的蒋介石政权进行公开的对抗,陈济棠对福建方面的态度又发生了改变,究其原因是源于二者之间的矛盾。陈济棠与陈铭枢之间矛盾素来已久,陈铭枢被排挤出广东后,蒋介石为了牵制陈济棠,利用二陈之间的矛盾,怂恿陈铭枢从陈济棠手里夺取广东,破坏两广联合反蒋,因此,蒋把陈铭枢的十九路军调入福建,实质上包含着这种用心。陈济棠担心陈铭枢趁机图粤,对十九路军十分提防,当陈铭枢提出这一反蒋计划后,陈济棠认为“在广州组织政府,则党中元老以及陈、蒋(指陈铭枢、蒋光鼎——引者注)等人将接踵而至,这样则抗日反蒋未成,而济棠先已失其在广东唯我独尊的局面”[1](P493)。因此,陈济棠既不愿意与福建方面联合而失其控制广东的局面,但也希望借蒋介石与陈铭枢之间的争斗,使自己失去一个竞争广东的对手。这种心态被蒋揣摸,蒋也以暂时无力解决广东问题,更不愿意两广与福建联合而增加解决问题的困难,因而对陈竭力笼络,并许以一千五百万元作为陈对闽变作壁上观的交换条件[5](P66)陈得到诸多好处,暂时又不会防碍到他的统治利益,因而转过来站在蒋的一边,陈兵闽粤边境,封闭十九路军驻粤机关,停止军饷供给,这样使蒋从容地镇压了福建的反蒋运动。

综观上述,陈济棠的拥蒋、联蒋、防蒋、反蒋的态度以及他们之间的时紧时松的关系,是以他们的利益关系为准则的,利益一致的驱动使他们互相联系和相互接近,利益的分野又使他们互相防范和互相争斗。陈、蒋之间的这种关系,反映了中央集团与地方派之间争权夺利上存在的矛盾,在本质上讲没有什么积极意义,但是,在客观上也产生了一些积极的效果,如陈济棠从维护自身利益出发而在剿共上与蒋同床异梦,客观上有助于革命力量的存在与发展。在两广事变中虽然有反蒋图存之目的,但由于以抗日反蒋相号召,对于国民党地方实力派与蒋分裂,逼蒋抗日也有深远的意义。因此,在分析蒋、陈关系时也要看到这一点。

[1]李宗仁回忆录 [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2]南天岁月——陈济棠主粤时期见闻录 [C].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

[3]陈济棠研究史料 [C].广东省档案馆,1985.

[4]罗玉明.1928-1930年南京政府裁兵编遣失败原因浅析 [J].怀化学院学报,2007,(3)：66-68.

[5]程思远.政坛回忆 [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3.

[6]朱德选集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