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高宗朝政治文化的演进与荆公新学的嬗变

范 建 文

(洛阳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河南洛阳471022)

在北宋后期的六十多年间,以王安石为首的荆公新学(以下简称新学)是社会中的主流意识形态。宋廷南渡,新学也罹难其中。对于新学在南宋的传承,有人认为宋室南渡之后新学已经完全衰落;[1]157也有人认为南渡以后新学开始没落,至孝宗淳熙后期,作为学术流派的新学方才消失。[2]可见,历史地认识新学在南宋高宗朝的传承、发展,是理解新学在南宋演变的关键。本文力图历史地考察高宗时期政治文化演进与新学传承、发展的关系,以深刻论述当时影响学术发展的历史文化背景。

亲历“靖康之变”的南宋立国皇帝——高宗赵构,在剧烈动荡的政局中,出于现实苟和偏安的考虑,采取一系列具有浓厚现实政治功利色彩的政策。影响之下,社会的发展具有明显的阶段性,政治的演变似乎泾渭分明。现实政治统治的演变促使学术政策相应调整,以求获得最大的政治利益。新学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传承的。

一、建炎时期的避敌偏安与新学传承

建炎年间,立足未稳的南宋政权在金朝的突袭、围追堵截下,一直在江南的洲山湖海之间奔波,朝不保夕。处于此境况下的高宗,最关心的是如何避敌偏安,收揽民心,获取广泛认同,无暇明确地辨析学术邪正,其政策很大程度上继承了钦宗时的政策基调。

建炎元年(1127)五月,高宗在登基大赦里,明令指出亡国之罪在蔡京一伙:“蔡京、童贯、朱勔、李彦、孟昌龄、梁师成、谭稹及其子孙,皆误国害民之人,更不收叙。”[3]15第二天,又诏令“修改宣仁皇后谤史”。这些是其兄钦宗未竟的事业,也是其父徽宗的遗意:“恭闻太上内禅之日,已自悔为奸臣蒙蔽,乃属其大臣,令辅渊圣尽用司马光政事。逮朕嗣位以来,遵用太上玉音,追复元祐臣僚官职,又录用其子孙,亦欲破朋党之论也。”[4]653这样,高宗不仅为洗脱其父兄亡国之罪、褒奖元祐之政提供了依据,更为重要的是论证了他的皇位的合理性和正统性:与其父兄之位乃是一脉相承。建炎二年(1128)四月,高宗商议改科举取士之法时,决定“后举科场,讲元祐诗赋、经术兼收之制”,并对“经术兼收之制”特别附加说明:“经义当用古注,不专取王氏说。”[4]248元祐科场之制,经术取士尚以王安石《三经新义》为主,高宗害怕当局不清楚旨意,特以“经义当用古注,不专取王氏说”作说明,尽管如此,也凸显了当时新学仍是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可见,当时,高宗虽初步确立了“是元祐而非熙丰”的态度,但出于现实考虑,尚没辨析学术之邪正,只是在其兄钦宗政策的基础上适当调和,以避免处理不慎而引发其他不利稳定统治的事端发生。

尽管如此,当时一些朝臣蠢蠢欲动,开始公开批判王安石。建炎三年(1129)年六月,司勋员外郎赵鼎言:“自煕宁间王安石用事,肆为纷更,祖宗之法扫地而生民始病。至崇宁初,蔡京托名“绍述”,尽祖安石之政,以致大患。今安石犹配飨庙庭,而京之党未族。臣谓时政之阙无大于此,何以收人心而召和气哉。”[4]381在赵鼎的谏议下,始于钦宗时期罢王安石配享之争至此始决,王安石被罢黜配享神宗庙庭之席。

虽然如此,但面对“国步多艰、人才为急”时,御笔“如蔡京、王黼当国日久,孰不有其拟受?果贤且才,岂可不用?自今毋得分别,使自奋忠义”[4]263-264的现实时,高宗又很实际地任用一些新学后人,不少新学子弟被罗致于朝,这尚不包括已在朝为官的广大的新学子弟。况且,有材料显示,当时高宗曾对新学的学术价值有所认同。建炎四年(1130)六月,针对高宗“今士大夫知史学者几人?此皆王安石以经义设科之弊”之论,范宗尹分辨道:“安石学术本不至是,由蔡京兄弟以“绍述”之说,敷衍被蔓,浸失其意。然自非卓然特立之士,鲜不为误,结果“上深以为然”。[4]515高宗此时还不完全否认新学的学术价值,还可分辨出新学与被蔡氏兄弟“以‘绍述’之说,敷衍被蔓”后的学术的区别,他学术态度的变化因政治境遇的不同而迥然不同。事实正是如此。

由上可知,建炎年间,高宗基于非常现实的政治利益考虑,虽确立了“是元祐而非熙丰”的态度,朝中也不时有反对王安石的言论出现,但没有明确辨析学术之邪正,而且主动吸纳部分新学人士参政,一定程度上认同新学价值,这些都有利于新学的传承、发展。受钦宗时期政治的深刻影响,新学虽呈现出衰落的迹象,但依然在当时的学术思想界居于主流地位。新学遽然衰落是在绍兴年间以高宗为首的统治集团为求和而不断加剧对新学的批判、诋毁的情况下出现的。

二、绍兴初年苟安求和与新学的罹难

绍兴初年(绍兴元年至十一年宋金和议完成),宋金进入战略对抗时期。南宋虽不断取得对金战役的胜利,但求和、苟安一直是高宗对金政治、军事生活的主旋律。战,不过是为了增加求和的砝码。绍兴十一年(1141),南宋与金签订了绍兴和约,偏安局面最终形成。为转移朝野对求和路线的关注,高宗把“是元祐而非熙丰”进一步发展为“尊洛学而黜王学”,主动掀起一场规模空前的清算王安石政事学术的运动。新学衰亡了。

为实现苟和偏安的梦想,高宗势必扶植自己主导的社会意识形态,以换取更多人对其本人及政策的支持。作为当时两大学派,二程理学与王安石新学,新学因为北宋亡国及其在钦宗朝的经历,邪正难辨,充满争议,而二程理学一直对抗王安石政治学术,且其后学主动向高宗朝靠拢,高宗首先利用二程理学来实现他的梦想。所以,绍兴初年,高宗多次公开宣称“朕最爱元祐”。绍兴元年(1130)八月,高宗草赠程颐、任伯雨为直龙图阁的制书,就直言不讳:“朕锡以赞书,宠以延阁,所以振耀褒显之者,以明上所与在此,不在彼也。”[4]639制书的意义不仅仅在褒赠程颐等,更重要的是诏告高宗的治国理念:“上所与在此”,“此”指二程学术思想,“不在彼也”,“彼”指王安石新学,明确地布告了当时高宗集团主要的政治文化政策。不仅秦桧如此,时任宰相的赵鼎,也被李心传誉为“绍兴道学之兴废,系乎赵忠简之用舍”,[5]3他对元祐党人及二程后学的提携更是不言自明了。经过高宗君臣近十年的努力,曾隶名“元符上书邪等”之人及“崇宁党碑”之列者,都陆续得到或复官或赠谥或追封或录用子孙等恩泽,以至当时号称“小元祐”。[6]11297-11312而二程后学,如杨时、谯定、胡安国、朱震、尹焞、范冲、王居正、张九成等先后被网罗于朝,委以重任,眷遇备至,“绍兴之初,程氏之学始盛”,[7]118二程之学勃然而兴。

就当时而言,对二程之学的大力提携,也就意味着对新学的否定,何况高宗在“尊洛学”之时,刻意加大“黜王学”的力度,掀起批判王安石政事、学术的高潮。杨时去世之后,高宗亲自诏取杨时为批驳《三经新义》而撰写的《三经义辨》,并称:“杨时之学能宗孔孟,其《三经义辨》甚当”,“以《三经义辨》观之,具见安石穿凿。”[4]1825绍兴五年(1135)三月,高宗答杨时弟子王居正“臣闻陛下深恶安石之学久矣,不识圣心灼见其弊安在之问时,似颇有见地道:“安石之学,杂以伯道,取商鞅富国强兵。今日之祸,人徒知蔡京王黼之罪,而不知天下之乱,生于安石。”[4]1122-1123这几乎是靖康年间杨时“致今日之祸者,实王安石有以启之也”的翻版。[8]1卷绍兴六年(1136),高宗在任命孙近兼侍读、刘大中兼侍讲之制中进一步指出:“慨念熙宁以来,王氏之学行余六十年,邪说横兴,正涂壅塞。学士大夫心术大坏,陵夷至于今日之祸,有不忍言者。故孟氏以杨、墨之害甚于猛兽,乱臣贼子与夫洪水为患之烈,信斯言也。朕方闲邪存诚,正心以正百官,推而至于天下之心。”[4]1251至此,高宗完成了以国家意志对北宋亡国之罪的盖棺定论,确定不移地认定王安石及其学术为北宋亡国的真正罪魁祸首的进程。不仅如此,他确定新学就是孟子所谓的“甚于猛兽,乱臣贼子与夫洪水为患之烈”的“邪说”,所以把批驳新学、剪除新学的影响作为治国理臣的头等大事来抓,因为“闲邪”方能“存诚”,才能进而正百官,推而治天下,才能推行其与金求和政策。其一系列言论对新学传承的影响是深远的。

基于上层政治的直接影响,士大夫们也积极批判王安石政治学术。如绍兴六年,值“尊洛学而黜王学”之焰正炽时,被诏为吏部员外郎的陈公辅就立即向执政表明立场:“臣初无知,未免从事王氏学,既而心知其非。”[9]3194且诋毁新学以取政资:“议者尚谓安石政事虽不善,学术尚可取。臣谓安石学术之不善,尤甚于政事,政事害人才,学术害人心,《三经》、《字说》诋诬圣人,破碎大道非一端也……。”[6]11693-11695受政治的强势影响,士大夫转易其学,固无可厚非,但这种以现身说法肆意诋毁新学,借对新学的舍弃、诋毁作为向执政献媚以邀权利的朝楚暮秦的行径对文化传承的影响尤重。许多诸如陈公辅的士大夫之所以如此,只不过与蔡京打着新学的旗号买觅时誉一样,利用当时的政治气候谋取自己的政治利益,新学不过是他们政治作为的最有效的工具。

在上述的政治文化氛围中,二程后学更是积极批判、诋毁新学,趁势以扩大自身学术的影响。他们在讲学之际,积极著书立说,系统而全面地批驳和攻击新学。在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当数杨时。杨时著有《神宗日录辨》、《三经义辨》、《字说辨》,对新学全面、系统地批驳。杨时不仅亲自撰著批驳新学著述,而且视批判新学为二程学术传承的一项未竟的事业,培养、激励门人发扬光大。王居正是他们中的突出代表,如“杨龟山先生与公会毗陵,出所着《三经义辨》示公曰:‘吾甫举其端以告学者而已,欲发栉而毫缉之,未遑也,非子莫成吾志者。’公愈益感厉,首末十载,迄以成书,为《毛诗辨学》二十巻,《尚书辨学》十三巻,《周礼辨学外集》一巻,行于世”。[10]8卷

上述材料记载了杨时、王居正师徒在宋廷南渡后的主要学术活动。可见,王居正著书批判《三经新义》主要是受杨时的深刻影响。绍兴五年(1135)三月,王居正将其论王安石父子平昔之言论不合于道者42篇,分7卷,集成《辨学》一书,并以高宗论新学“是岂不害名教?孟子所谓邪说者,正谓是矣”之言为《辨学》之序,然后上呈朝廷。[4]1122-1123结果,就连二程理学集大成的朱熹都称之为“王氏《新经》尽有好处,盖其极平生心力,岂无见得著处”[11]3099的新学,随着王居正《辩学》与杨时《三经义辩》“并列秘府”,其学术传承竟然出现“自是天下不复言王氏学矣”[12]1588的局面。

不仅二程门徒如此,“南渡昌明洛学之功,几侔于龟山”的二程私淑胡安国在批驳新学方面也毫不逊色。胡安国著《春秋传》批判王安石不立《春秋》学官。在《春秋传》中,他把王安石废黜春秋、发展新学以致“以夷变夏”之论演绎得淋漓尽致,既做到了为宋徽宗脱罪回护,也为朝野诋毁新学为祸国殃民的“异端邪说”提供了理论支持。胡安国还进一步指出“用夏变夷”、以期中兴的关键就在于推崇“尊君父,讨乱贼,辟邪说,正人心,用夏变夷,大法略具,庶几圣王经世之志,小有补云”[13]序的《春秋传》。而在他笔下,“邪说”就是新学,成为“用夏变夷”的主要障碍。总之,二程后学囿于争道统的学术心态,依仗当时的政治氛围,而对新学空前的批判与诋毁,严重影响了新学的社会公信力,是新学衰亡的重要原因。

尽管如此,高宗有时对新学有略加肯定的言行。如绍兴元年以来,宋高宗时常流露出对委以重用的元祐臣僚子弟“不适时用”的担忧:“近引对元祐臣僚子弟,多不逮前人,亦一时迁谪道路失教。元祐人才,皆自仁宗朝涵养,燕及子孙。自行经义取士,往往登科后,再须修学,所以人才大坏,不适时用”。[4]804-805相反,具有较强实践能力、执政能力及应变能力的新学子弟对高宗很有吸引力。绍兴六年(1136)二月,赵鼎罢相,前述借诋毁新学而取政资的陈公辅又请禁程颐之学以固位,[4]1364-1365并请“明诏多士,今次科举,将安石《三经义》与诸儒之说并行,以消去偏党”。[9]3194时相张浚立即批旨曰:“士大夫之学,宜以孔、孟为师,庶几言行相称,可济时用。览臣僚所奏,深用怃然,可布告中外,使知朕意。”[4]1364-1365高宗的学术态度立刻有明显转变。在陈公辅的鼓动下,高宗诏禁“伊川学”,至绍兴七年(1137)九月赵鼎复相时,学禁才解除。当然,绍兴初年在批判新学思潮为主要思潮的情况下出现的这股逆流,主要是统治集团内部权力之争之使然,是当时政治文化演进之必然,并没能改变新学传承的整个社会环境。

总之,绍兴初年,在高宗意志的主导下,趋炎附势的官僚士大夫和急于争道统的二程后学的共同努力下,批判、诋毁新学成为当时社会政治文化演进的主要社会思潮影响之下,王安石变法被彻底否定,新学完全成为祸国殃民异端邪说的代名词。新学遽然衰亡。

三、绍兴和议后的固和“国是”与新学的传承

绍兴十一年(1141),高宗在秦桧的协助下最终签定了绍兴和议,此后终高宗一朝,固和成为“国是”,是指导南宋社会政治文化发展的核心指导原则。但是,这一决策在确立伊始便招致了朝野上下的强烈反对,二程后学更是众多反对派中呼声最高的群体。如“八年,赵公(赵鼎)免,秦桧独相,以赵公之门多善士,已深忌之。及决屈己和戎之议,而一时仁贤争之尤力。桧大怒,遂尽斥之。盖桧初非知道学者,始特窃其名,以倾吕元直(吕颐浩),终则没其实,以害赵忠简(赵鼎)”。[5]42这则材料来自南宋李心传的《道命录》。李心传在此书中记录了理学兴衰、发展传承的历史,其主观倾向显然是站在理学的立场上的。赵鼎因支持二程理学而深得二程后学的支持,所以李心传才说“赵公之门多善士”,而“仁贤”多指二程后学。从上述李心传的简介的语言中,是可以洞见绍兴和议前后当时政治文化演进之轨迹的。所以,为维护和议,高宗集团一改“尊洛学而黜王学”的政治文化政策,借打击二程之学以打压反对议和者。在高宗统治集团打击二程后学等反对议和派的政治斗争中,新学赢得了相对宽松的学术发展环境。

绍兴和议后,高宗对新学的态度是逐步改变的。和议确立之初,高宗依然较坚决地排斥新学。最突出的一例是绍兴十二年(1142)四月,当有举子乞用《三经新义》时,宋高宗不假思索地以“王安石学虽博,而多穿凿以私意,不可用”[4]1831而断然回绝。随着朝野对和议政策的抨击愈演愈烈,尤其是二程后学对和议的反对态度,高宗及秦桧的态度逐渐明朗化。据史料载:“绍兴十四年三月,尹和靖既去,秦桧进呈讲筵阙官,因言士人读书固多,但少适用,或托以为奸,则不若不读之为愈。上曰:‘王安石、程颐之学各有所长,学者当取其所长,不执于一偏,乃为善学。’桧曰:‘陛下圣学渊奥,独见天地之大全,下视专门之陋,溺于所闻,真山之于丘垤也。’桧所谓‘专门’,指伊川也。自赵忠简去后,桧更主荆公之学,故上训及之。然桧非但不知伊川,亦初不知荆公也。”[5]42从该史料背景及自身可知秦桧所谓“专门”,不仅指伊川还包括荆公之学,并不是李心传“自赵忠简去后,桧更主荆公之学,故上训及之”之论。高宗此时认为“王安石、程颐之学各有所长,学者当取其所长,不执于一偏,乃为善学”,与前述在赠程颐、任伯雨为直龙图阁制书“朕锡以赞书,宠以延阁,所以振耀褒显之者,以明上所与在此,不在彼也”之论明显不同,鲜明揭示了绍兴和议前后宋高宗、秦桧学术政策的嬗变轨迹。李心传深受二程理学的浸染,他断章取义的把新学与秦桧硬牵在一起,暗示了新学传承的悲惨命运。

所以,同年四月,高宗赞成臣僚“乞以近世儒臣所着讲说,纂而成编,以补唐之正义”之请,并认为这才是解决新学与程颐之学纷争的捷径:“若取善者,颁诸学官,使学者有所宗一,则师王安石、程颐者,不至纷纭矣”。[3]37从此,高宗开始一改以往对新学的贬诋、打压、诋毁,强调新学与诸说并行。而且,另据《道命录》卷4载,急于维护和议既定国策的高宗,在秦桧长达10多年的独执宰权期间,分别于绍兴十四年八月、十月,绍兴二十三年十一月,绍兴二十五年十月,陆续下诏禁伊川之学,禁二程之学长达十来年。其政策之残暴,《绍兴正论》所载可见一斑,“编录秦桧当国,罗织诸贤,或死于市朝,或死于囹圄,或死于贬所,或流落于魑魅之区,累赦不移;或栖迟于林泉之下,屏迹不出者,一百一十八人姓名与其获罪之因”。[14]157秦桧所施行的一系列残暴统治深层次影响了当时的政治文化发展,以至殿试策题都明确要求士子“具陈师友之渊源,志念所欣慕,行何修而无伪,心何治而克诚”,[15]选举8结果致使学校、科场间出现了“无道程氏学者”[16]8卷的局面,就连民间,程氏之书也遭到查禁的情况。如此态势下,与二程理学势成水火,暂时不再被朝廷公开打击、诋毁的新学的传承环境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宽松,有了些许传承。

在固和偏安的帝王心理的引导下,在秦桧专权、伊川之学重新遭禁的十余年里,新学获得了某些发展。如当时秘书省叶谦亨认为“向者朝论専尚程颐之学,有立说稍异者,皆不在选;前日大臣则阴佑王安石而取其说,稍渉程学者,一切摈弃”[4]2234之论。也有材料显示,在此期间宋高宗还曾一度恢复前期禁举子习用的王安石《三经新义》的教学地位:“某伏见近有请于朝者,欲以王氏《三经义》复使学者参用其说,而有司视以升沉多士,朝廷已有新降指挥行下”。[17]6卷显然,新学在此阶段似乎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却远远不能与北宋中后期的发展相提并论。它不过是当时政治文化演进的一把有力的工具,完全成为秦桧压制二程之学、钳制正论、为非作歹的工具,很容易因政局的改变而严重改变学术命运。这一幕在秦桧去世后不久既已上演。

秦桧去世后,秦桧的时代烟消云散,高宗又面临一次政治抉择。所以,当叶谦亨言场屋之制当“不拘一家之说”时,高宗不仅认为“卿所言极当”,将其所言“降旨行下”,而且曰:“赵鼎主程颐,秦桧主王安石,诚为偏曲。诏有司自今毋拘一家之说,务求至当之论。”[4]2234高宗的政策天平又开始倾斜,对理学、新学的态度又有微妙的变化。不仅如此,把他和秦桧为固和而毁禁二程学术的情况下而有所发展的荆公新学,即叶谦亨所谓“阴佑”王安石,捏造为“秦桧主王安石”,更为恶劣的是,高宗居心叵测地把当时新学自身的发展“功劳”完全归于秦桧,把自己与新学发展的关系推得一干二净,用毋容置疑的帝王意志把新学与秦桧绑在一起,为之后官僚特别是二程后学诋毁新学留下了最有力的口实。所以,随着秦桧臭名昭著的行径被盖棺定论,正如同蔡京举着“绍述”王安石变法的幌子为非作歹使新学的形象败坏一样,秦桧的所作所为也加速了新学的衰亡,并最终在南宋中后期退出了历史舞台。

综上所述,宋高宗时期,一系列表征不同的浓厚现实政治功利色彩的政策,完全是在其寻求偏安的根本政治目标下登上历史舞台的。政策的贯彻诞生了两宋历史上颇具特色的政治文化演进轨迹,而荆公新学在三十多年的挣扎、反抗中被定格在衰亡之途,不可避免地走向衰亡。当然,这样演进的政治文化环境摧残不可能是一家文化、一门学术,而是时代整个文化争鸣、生发的土壤。就整个中国学术发展史而言,高宗时政治文化演进与荆公新学嬗变的历史,不过是沧海一粟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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