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重商主义探析

于 辉

(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广西 桂林 541004)

一、绪论

晚清政府由于外患内亟，故改弦易辙，放弃抑商重农政策，转向重商一途，重商主义开始大行其道。目前，晚清重商主义的兴起已成为学界广为探讨的重要课题，该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此做进一步的探析。

二、中国晚清重商主义

（一）晚清重商主义的基本内容

重商主义作为代表商业资产阶级利益的经济学说，是以流通过程为研究中心，以商业资本的运动为研究对象的。它是人类历史上一种极其重要的经济思想，是近代经济学的起点，也是国家干预主义的前驱，它产生于新航路开辟和地理大发现、全球经济第一次一体化时期。这段时期也是西欧封建制度开始解体、资本主义成产方式产生、传统社会开始向现代社会跨越的一个重要时期，而重商主义对这一跨越起了助推作用。

随着生产专业化的出现，商业便日显重要性。自然经济即受到冲击，商品经济逐渐盛行，市场网络亦随着交通网络及信息流通的改良而有拓展；外来观念的侵淫，工业革命成果的输入等使得人们的认识提高。20世纪初，林作屏《商箴》称“今日之天下，故一变而为重商主义，商人之力足以操纵天下之权利”。这一句中的“重商主义”一词既是此意。学者们谈“晚清的重商主义”，其所指亦主要是政府对商人的重视与保护。一般学者或者民众谈“重商”，“重商思潮”或者“重商主义”多是从此意出发。相关研究显示，明清时期商业出现了重大的发展，相应地商人地位亦开始呈上升趋势。

（二）晚清重商主义出现的原因

晚清重商思想产生于19世纪六七十年代，既有封建社会中长期存在的重商思想为其奠定基础，又与先进知识分子的普遍觉醒、中外贸易中出现巨额逆差和清政府急于解决严重的财政危机密切相关。而晚清重商主义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1.封建社会中的重商思想长期存在是其产生的基础

重农抑商是封建社会长期奉行的政策。虽然历代统治者均对重农抑商予以重申和强调，但是这一政策在实践中并未得到一以贯之的严格执行。打开中国经济思想史，我们就会发现，早在春秋时期，重商意识就已经十分普遍，而西汉时期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即充分肯定商业在发家致富和国民经济中的重要作用，希望政府对工商业采取宽松政策。在以后的朝代中，范仲淹、司马光等强调只有富商才能富国，商与农、工同为财富的本源。

总之，封建社会中重商思想虽然不占主导地位，但却不绝如缕，代有其人，从而为晚清重商思潮的出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先进知识分子认识到中外贸易逆差是其产生的推动力。

1840年鸦片战争中，列强轰开中国大门，惊醒了无数国人，知识分子们首先产生了强烈的危机感，他们认识到中国正面临着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遭遇了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

鸦片战争后，由于列强对中国的掠夺及不平等贸易，造成了中国长期处于贸易逆差的局面。人们从对外贸易中最直观的看到了白银外流、利权外溢和国力衰微，也看到了“商”的重要地位，视其为富强的关键之所在，这是重商思想产生的一个直接原因

3.清政府急于解决严重财政危机的动机促使了重商思潮的产生。

鸦片战争前，清政府财政收支相抵，尚有一定得结余。鸦片战争爆发后，清政府陷入严重的财政危机。据学者估计，到辛亥革命爆发时，请政府财政赤字高达2000万至7000万两白银。

为了克服严重的财政困难，清政府开展了戊戌变法、洋务运动等一系列的自强求富的运动。因此，重视商业的发展，就成为缓解财政困难的必然需求。

（三）晚清重商主义的表现

尽管中国历史上没有经历过资本主义阶段，但在明朝中后期的确出现过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晚清时期的洋务运动、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都提出了“商纲”、“商本位”等重商主义观念，并非是想在根本上为商品经济和对外贸易的发展开辟道路，其根本目的还是在于维护清王朝的封建统治，本质发展的还是封建经济，这就决定了重商主义在晚清时期的矛盾性。

而中国晚清的重商主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它深入的批判了重农抑商思想，进一步论证了通商的重要性。王涛是这一时期的典型代表，他是一个思想转变较缓慢的人，曾宣扬“天下之大利在农桑，其次在商贾”。但从欧洲回国后，却把同他早年一样坚持重农抑末的人们斥为“迂拘之士”，尖锐的批评这些所谓的“重农”之人只知道“丈田征赋，催科取租，纵悍吏以殃民”，哪里是重农，实为害民之“虎狼”而已。

朱冠卿于1882年写道：“通商则利，不通商则害;通商则顺，不通商则逆。害而逆则损矣，利而顺则益矣。”许淦也于1882年论述了中外通商是国家增加财政税收的一个重要途径。由此可见批评重农抑商，主张通商，发展商业是重商思想论者的一致看法。

2、它促使中国自开商埠，促进了商战观念的形成。清政府由闭关锁国到自开商埠是一个不小的进步，既是晚清重商思潮发展的一个原因，又是晚清重商思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郑观应早就提醒人们：“观海道之飞轮，知中道河南、东道山东之必有衰落；观火车之渐通，知旱道必增巨埠。”。近代通商绝不是简单的中国和西方国家之间的贸易。由于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使中国在贸易过程中处于不利的地位，不仅丧失主权，而且是民穷财尽，国家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商战思想由此而生。

三、对晚清重商主义的评价

（一）晚清重商主义的历史意义

晚清重商主义把外国入侵的目的简单的归结为通商，把与列强进行商战视为反侵略的几乎全部手段，这显然是不正确的，但它却也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的愿望和要求，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与作用。它引起人们对诸多现实问题的思考，对国家、民族前途和命运的关注，对改造社会方案的探索。

重商主义的引发出对政府职能转化和体制改革的思考和诉求，由此推动了政治变革的进程。重商主义唤醒了商人阶层的主体意识，激发了他们的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也引起对各社会阶层的重新定位和对传统利益观的反思和扬弃。

邓廷桢就曾在《通谕各国夷商稿》中称：“照得天朝准予各国通商以来，垂二百年，深仁厚泽，义利无疆，而内地茶叶、大黄二项，为而外夷必须之物，生死所关，尔等岂不自知？是天朝本不必通市，而各国能一日不通市否？”但到19世纪60年代后，人们发现其实夷人并非“非内地之大黄、茶叶无以为生”，所以“用商制夷”意义不大，闭关锁国又无可能，那么只能开展必要的外交活动，从而实现了外交与对外交往的分离。

重商主义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也为许多救国方案的提出或实施奠定了基础。资产阶级立宪派为促进民族资本主义和民族经济的发展，主张进行包括政治、教育等在内全方位的改革。

郑观应总结了列强重商的举措，明确了中国努力的方向和向西方学习的主要内容，指出：“中国今日虽振兴商务，要挡取法泰西。盖西人尚富强，最终通商。其君相惟恐他人夺其利益，特设商部以提携纲领”。康有为也指出：“洋货所以能越数万里畅销者，盖其园中有商学以教之，有商报以通之，有商部以统之，有商律以齐之，有商会以结之，有比较厂以励之，有专利牌以诱之。及其出国也，假之资本以助之，轻其出关税以便之，有保险以安其之，有兵船以卫其势，听其立商兵，轮船以护其业”。

尽管重商主义者并不主张进行革命和推翻清王朝的统治，但由于商业发展对人才的渴求呼唤着对科举制度的变革和对新式教育的引进，使教育问题得到前所未有的高度重视，教育救国被一些人是为救国的良方。

（二）晚清重商主义对我国的现实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

当今世界已经是一个纸币流行的时代，尤其是强国和大国货币流行和主宰的时代，是一个资源要素可以自由流动，直接投资流畅无阻的时代。但是重商主义的理论主张和成功经验对我国当前的经济改革仍然具有很强的启示作用。

重商主义诞生以来，一直伴随着自由竞争和国家干预的争论。因此要论述重商主义对我国当前的参考价值，就必须对新自由主义原理进行剖析和批判。

国际形势和国情，远大的战略目标决定了重商主义在我国仍具有很强的实践性，但是我们又不能拘泥于传统的重商主义，而应该扬弃，超越重商主义，在新的条件下，实行新的重商主义。

由于我国各地区生产力发展水平不一，南北东西差距很大。如果落后地区同样实行重商主义，势必造成各地重复建设，地方保护主义抬头的局面。这就需要继续利用现有的工业结构布局，逐步调整产业结构的分布状况。

如今，中国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蓝图”，这是一项长期的战略目标。这就需要正确分析“重商主义”的利弊，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正确运用“重商主义”并用于国内建设，对发展中国经济有很大的借鉴和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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