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八大金刚”之一：陈诚

□金一南

蒋介石“八大金刚”之一：陈诚

□金一南

蒋介石麾下有“八大金刚”：何应钦、钱大钧、顾祝同、刘峙、陈继承、陈诚、蒋鼎文、张治中。在蒋介石由黄埔党军集团组成的八大金刚中，就资历而论，陈诚排倒数第二。

但蒋介石八大金刚的核心，是何应钦和陈诚。在大陆，称“蒋何”，到了台湾，便称“蒋陈”。其实自何应钦在南方三次“围剿”红军失败溜回南京，赴华北主持北平军分会受不了日本人的压迫又溜回南京，蒋介石骂他“怕死就不要穿军服”起，国民党军队的核心便已经不再是“蒋何”而是“蒋陈”了，只不过到了台湾才正式叫出来而已。

八大金刚中，蒋介石每每用陈诚“压轴”。收拾不了的烂摊子，让陈诚去收拾；啃不动的硬骨头，让陈诚去啃；实在丢不起人了，蒋介石也不丢这个人，而让陈诚去丢人。

1933年年初对江西苏区的第四次“围剿”，陈诚任中路军总指挥，虽然名义上“围剿”总指挥是何应钦，但主力部队全部掌握在陈诚手里，陈事事越级直接向蒋请示，何应钦也奈何不得。

陈诚

结果出师不利，损失惨重。仗基本都是按照蒋委员长的意思打的，但仗打败了，承担负责的却不是委员长了。

1933年4月10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颁布决定，以中路军总指挥陈诚“骄矜自擅，不遵意图”，降一级，记大过一次；军长罗卓英“指挥失当，决心不坚”，革职留任；第十一师师长肖乾“骄矜疏失”，记大过一次。

陈诚从来对蒋介石忠心不二。与他关系再深的人，只要与蒋不睦，他必弃之从蒋。

其一是邓演达。

邓演达与陈诚关系极深。1922年，邓演达奉孙中山之命，到上海物色军事人才。选中的人当中，便有陈诚。陈诚随邓演达南下广州，邓担任警卫广州大元帅府的粤军第一师第三团团长，陈诚任该团三连连长。1924年5月，孙中山创办黄埔军校，邓演达任黄埔军校教练部副主任，兼入伍生总队长。陈诚又被邓演达带进黄埔军校，担任上尉特别官佐。

其二是严重。

严重对陈诚的人格影响极大。广东出师北伐前夕，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成立，严重由训练部主任调任第二十一师师长，陈诚便也由炮兵科长调任该师六十三团团长。从粤军、黄埔军校到党军，严重一直是陈诚的直接上级，两人相交很深。严对陈期望殷切，督教又严。他每天写日记，某日在日记中写到：“陈诚来谒，畅谈二小时……将来救中国，必此人也。”足见他当时对陈诚的器重。

邓演达、严重二人一旦反蒋，陈诚便与他们分道扬镳。

“四·一二”反革命事变前，严重辞职，将二十一师交陈诚代管。蒋召见陈诚，问其对国内形势的基本态度。陈诚只一句话：“绝对服从蒋总司令。”

就这一句话，陈诚在事变前一天之4月11日，被蒋任命为二十一师师长。

陈诚自身也是一个矛盾体。政治上忠蒋不二，感情上又与邓、严藕断丝连。

蒋介石通缉邓演达，陈诚明知邓隐居上海租界也不报告，还悄悄给邓送消息。后来邓演达被蒋介石抓住枪毙，陈诚着实难受了好几天。

严重辞职后隐居庐山犁头尖，平房三间，生活拮据，陈诚便暗中接济。一遇机会就在蒋面前保举严重。“九·一八”事变后，天津《大公报》发表严重隐居庐山的专题报道，指蒋介石国难当头，弃北伐名将不用。陈诚立刻抓住机会与陈布雷一起向蒋进言，起用严重，他本人还急匆匆上庐山想拉严重下山。

与忠蒋和反蒋的人都还关系不错，是陈诚独立摸索出来的一套政治模式。

陈诚与蒋介石、何应钦不同的是，蒋、何皆以优异成绩考取军校和从军校毕业，陈诚却不然。当年若无杜志远连连保荐，他也只能返回家乡做一名体育教师。

所以，他的军事素养大部分来自后来的战争实践。陈诚之善战，且不易为国民党其他将领学去，确有不少步兵操典之外的东西。

他一直对共产党的政治工作推崇备至。

二十一师是一支受共产党影响很深的部队。从广东出发北伐时，师长严重提出“官长士兵化、士兵民众化、民众革命化”口号，作为该师官兵守则。陈诚身体力行，贯彻全团。陈团连以下军官都肩背马枪行军，与士兵同吃同住。不仅官兵纪律严明，而且每到一处，即召开军民联欢大会，宣传北伐革命道理。故所到之处，声威大振，备受民众拥戴与协助，当时在苏浙一带被称为模范师。

二十一师的革命作风对陈诚产生很大影响。他第一次看到一支精神振作的军队是多么强大的军队。陈诚以后凡事以身作则。说禁止赌博、吸烟，自己先做到，其助手郭忏、周至柔都不敢在他面前吸烟。要求服装整齐，即使在酷暑盛夏，起床后他即打好绑腿，直到晚上就寝才解脱，从团长当到总指挥都是如此。夏日行军他顶着烈日不戴斗笠。在江西苏区的第五次“围剿”作战中，山地行军也从不骑马，和士兵们一样，穿草鞋步行。他指挥的部队机动性高，一天能行军百里，是蒋军中少数能与飘忽不定的红军做急行军追逐的部队。

1929年12月，陈诚率十一师，在河南确山东南与唐生智部的刘兴第八军激战，雪深及膝，战斗持续三昼夜，陈诚亲在第一线督战，终将第八军压垮。全部缴械前，胜利者陈诚却派其军需科长携亲笔信和现款5000元给刘兴，说：“自相残杀，实为痛心，请速逃走，来日国家当有用你之处。”

这一点，确实是陈诚与蒋介石大不相同之处。

但为什么后来又以极大的兴趣投入了对江西苏区的第三、四、五次“围剿”?这就不仅是其性格之谜了。

特别是第四次“围剿”失败，受到降一级、记大过一次的处分后，蒋介石为振作“丧失革命精神”、“缺乏信仰”、“贪生怕死”的军队，开办庐山军官训练团，任团长的陈诚全身心都投入了为消灭红军而进行的严格训练。

他在庐山用了心血，把红军的战术主要归结为四种形式：诱伏、腰击、正面突破、抄后路。认为就是这些战术使国民党指挥官“束手无策”。

实兵演练中，陈诚特别重视的两件事就是射击、爬山。

在射击上，陈诚还有一套奇妙的演算。

但在爬山训练上，陈诚的理论就不那么离谱了。

国民党兵尤其是北方士兵不会爬山，见山就害怕，成为“围剿”军的致命弱点。所以，必须练就“超巅越绝”、“缒兵钻隙”的本领，不但不为“地形道路所支配限制”，而且要“利用一切的地形道路”；为对付红军“出没无常、飘忽不定，以寡击众、以零击整”和“独来独往”的游击战术，要能“便装远探、轻装急进，秘密敏捷、夜行晓袭”；使用炮兵。许多高山，人爬不上去，步枪打不到，把炮兵运用上去，就大为有利。

令陈诚翻身的，就是这个庐山军官训练团。

1933年10月，第五次“围剿”正式开始。陈诚被任命为第三路总指挥兼北路军前敌总指挥。记在蒋介石另一个金刚、北路军总指挥顾祝同名下的那些账，实则皆是陈诚所为：

一抢占黎川，切断中央苏区与闽浙赣苏区的联系；二在浒湾战斗使红三军团、红七军团严重受损；三在大雄关使红一军团、红九军团蒙受重大伤亡；四则强攻广昌、建宁、古龙冈；血战高虎脑、万年亭；最后再陷石城，迫使中央红军提前长征。（摘自《苦难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