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三个队’，队队意深长”——解读张仲瀚的五言长诗《老兵歌》

○张红彦

“坚持‘三个队’，队队意深长”
——解读张仲瀚的五言长诗《老兵歌》

○张红彦

张仲瀚（1915～1980），是新疆军垦事业的创建人之一。他出生在河北沧县一个官宦家庭，18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后组建冀中抗日武装，历任河北民军司令员，冀中军区津南抗日自卫军司令员，八路军一二○师三五九旅七一九团团长，南下支队第三支队支队长。解放战争时期，任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独六旅旅长。1949年随王震、王恩茂进军新疆后，任解放军二十二兵团九军政委，二十二兵团政治部主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副政委、第二政委和党委第二书记，新疆军区副政委，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常委，国家农垦部副部长。“文革”结束后，被任命为解放军炮兵顾问。

“如果说我一生中有过最伤心的事的话，那就是被迫离开了新疆”

张仲瀚的秘书罗承瑛在张仲瀚去世以后，经过多方努力，最终找到了张仲瀚生前绝笔《忆新疆》手稿。十年浩劫，张仲瀚遭受林彪、“四人帮”长期迫害，被监禁八年，身心受到严重摧残。在最后的日子里，他仍然念念不忘新疆，不忘兵团。1979年，张仲瀚卧病在北京301医院。他预感到生命不会太长了，决心抓紧时间撰写一些文章来总结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屯垦戍边的经验体会。他还以顽强的毅力，抱病上书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陈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在新疆的战略地位和作用，建议及早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据罗承瑛回忆，张仲瀚在解除监禁后，曾多次对前来看望他的战友说：“如果说我一生中有过最伤心的事的话，那就是被迫离开了新疆。”“我只要一闭上眼睛，就恍如回到了新疆，看到了那里的山山水水和各族人民，看到了那里的劳武结合、改天换地的军垦战士。”1979年8月，乌鲁木齐军区为纪念进军新疆30周年，约请张仲瀚写一篇文章，他欣然应允，选题为《忆新疆》。文章一开头写道：

我在新疆从事过军垦，和那里的各族人民并肩工作，一起度过了17个年头。在我的一生中，有这么长一段时间为新疆工作，使我感到幸福。

我离开新疆已经13年了，如果同什么人谈起新疆来，至今我还习惯地说“我们新疆”。如果有人说新疆不好，我很不高兴，几乎是本能地立即加以反驳，并且滔滔不绝地向他们解说新疆的好处，新疆之大，以及新疆如何重要。为反映人和自然的斗争，显示人的卓绝毅力，往往提到新疆的大沙漠、大戈壁、大风暴、零下几十摄氏度等恶劣条件。但那些东西不是新疆的全貌，也不是主要方面。

新疆有广袤无边的可垦荒地，有水，有草，有绿洲，有海洋般遍地出没的牛羊，有极其丰富、宝贵的矿藏，即使是那些大沙漠、大戈壁的底下，到底蕴藏着什么无价之宝，我敢说，我们才知道了一小部分，而大量宝贝，还有待今后若干年的勘探才能知道。新疆是鱼米之乡、瓜果之乡、歌舞之乡，是各族人民团结互助、欢乐聚居之乡，是我国西部边疆的重要屏障。新疆的事业，鼓舞和吸引着全国各地的青年人，即使是去过10年、20年、30年以至终生最艰苦的生活，也甘愿奔向她！建设新疆，是我们祖国的富强之路。只有敌人，才害怕新疆的建设。

今天，为纪念进军新疆30周年，想起我在新疆写过的一首五言诗，名《老兵歌》。因我从不写诗，知我者必不苛责。中间几十句写于1961年，后在1965年作了修改和补充。不是一气呵成，但可看出生产兵团在新疆曾经做了些什么，是向一个什么目标前进。

兵出南泥湾，威猛不可挡。身经千百战，高歌进新疆。

新疆举义旗，心倾共产党。干戈化玉帛，玉帛若金汤。

各族好父老，喜泪湿衣裳。争看子弟兵，建设新故乡。

放下我背包，擦好我炮枪。愚公能移山，我开万古荒。

务农畜为贵，苜蓿草中王。肥多田增产，粮足六畜强。

田在畜身边，畜在田近旁。欲求田畜旺，场队办五坊。

五坊何所指？油酒粉豆糖。渣滓皆饲料，粪便变棉粮。

遍野棉絮白，精心育蚕桑。飞来长江鱼，殖满清水塘。

整地平如镜，凿渠万里长。引来天山水，为我灌禾秧。

水库如棋布，水吼电辉煌。晴阴无旱涝，保产先保墒。

护田林成带，条田宜为方。四周森森树，万堵绿城墙。

工厂连栉起，机鸣日夜忙。商店陈百货，自办大学堂。

人称新疆好，地阔天无疆。远山蜃楼动，平沙海市映。

壮士五湖来，浩浩慨而慷。君有万夫勇，莫负好时光。

江山空半壁，何忍国土荒。荒沙变绿洲，城乡换新装。

乡人离乡去，十年未还乡。归来惊不识，指问此何方。

恪守农轻重，步调勿颠宕。一业得成功，百业自兴旺。

负重从大局，发愤誓图强。兴建新社会，岂只蓺稻粮。

多种经营好，主次切衡量。各业农为主，谷物粮为纲。

农业有宪法，八字放光芒。字字都办好，年年红满堂。

似军又似民，衣杂帽无章。坚持“三个队”，队队意深长。

各族同水乳，情深似海洋。愿偿历史债，共谱新篇章。

青年当有志，立志在四方。祖国需要处，皆是我家乡。

老兵带新兵，一浪接一浪。新陈自代谢，后来应居上。

回首创业初，当兵自种粮。手舞坎土曼，地窝做营房。

将士齐上阵，三军酣战忙。处处南泥湾，江南到北方。

节衣复缩食，集资建工商。今日机械化，当年手挽缰。

万事开头难，念念奠基章。甘将苦为荣，建国是康庄。

白纸绘新图，立足促边疆。严戒前门虎，谨防后门狼。

未战早备战，年丰多储备。莫待临战时，举措顿仓皇。

巨手翻天地，大胆易沧桑。前人业未竟，不怪左宗棠。

兵团多健儿，未离手中枪。边关烽烟起，重新上战场。

令人惋惜的是，张仲瀚病情不断恶化，心绞痛发作的周期在缩短，但他全然不顾。医生催他休息，他反而开玩笑似的说：“我这是在打仗啊，一个战役没打下来是不能休息的。”1980年3月9日12时35分，张仲瀚端坐在写字台前，突发严重的心肌梗死，与世长辞。

文中的五言长诗《老兵歌》，全诗32节，640个字，既讲述了历史，描绘了现状，又憧憬着未来，以精练生动的诗体语言总结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三个队”（生产队、工作队、战斗队）、“四个力量”（经济建设、安定团结、增强民族团结、巩固祖国统一和领土完整的重要力量）的成功经验，以此展开了气势磅礴的篇章。

“这千古荒原，我们守定了，坐定了，干定了”

1949年2月1日，遵照中共中央军委关于统一全军编制和部队番号的命令，西北野战军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原西北野战军第二纵队被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二军。王震任第二军军长兼政委，后由郭鹏任军长，王恩茂任政委。原西北野战军第二纵队所辖的独四旅改为解放军步兵第四师，三五九旅改为解放军步兵第五师，独六旅改为解放军步兵第六师。

9月26日，兰州刚刚解放，彭德怀在布置下一步解放大西北的任务时，明确提出：“我们还有一个计划，就是一手拿枪，一手拿镐，今年一定要进军新疆，为明春开荒生产作好一切准备。”他指着一张西北地图说：“大家看看，西北有多大一块地方啊！地大物博，却人烟稀少，极度贫困，还十分荒凉，需要我们从现在起就开始搞建设。……我们要解放大西北、建设大西北，改变大西北的面貌，这就是历史赋予我们的任务，义不容辞的任务。”张仲瀚全神贯注地听着彭德怀的讲话，心里已把屯垦戍边、建设大西北视为己任，开始筹划了。

10月13日，张仲瀚把六师主力部队交由政委熊晃率领，自己带着3名团职干部（十七团副团长谢高忠、十六团参谋长肖耀武、十八团副团长黄云卿）和他们的警卫员、4个技术人员及30多个从酒泉起义人员中选出的测量队员，穿过河西走廊，闯过终年大风的安西，越过甘新边界交汇处的星星峡，在千里无垠的戈壁大漠上，风驰电掣般向目的地进军了。在一个名叫库米什的小镇，遇到了持陶峙岳亲笔信从迪化（今乌鲁木齐）赶来迎接的新疆水利局局长王鹤亭、地质所所长王恒升和一些农、林、牧、水利技术人员。11月5日，这支队伍到达南疆古城焉耆。第二天清晨，张仲瀚就带着这支队伍进入了茫茫草原，到开都河岸和南北疆山隘要道的铁门关踏勘去了。

谢高忠是张仲瀚的老部下。他15岁投身革命，自津南自卫军与七一九团整编合并后，就跟随张仲瀚南征北战。来到新疆后，谢高忠再没离开过，他的记述真实感人：

1949年11月5日，我随从张仲瀚率领的一支先头部队到达南疆古城焉耆。我怀疑这里算不算一座城市，满目破败、衰落、荒凉的景象。

开始的几天中，我一言不发，但我的心里却想得很多。出得城来，便是荒滩连着草原，一望无际。脚下只有牛羊踏出来的羊肠小道。寒风吹来，芨芨草像海水一般摇荡起连天的白浪。我寻思着大部队抵达之日如何安营扎寨。

然而，张仲瀚却兴奋地对谢高忠说：“老谢，高兴吧！比南泥湾棒多了！天助我也。夺取政权搞建设是最高的目的，这千古荒原，我们守定了，坐定了，干定了，有多少劲也能使得上。”这时，张仲瀚对开荒造田，向土地要粮已经是迫不及待。他说：“自己养活自己，让老百姓休养生息，给自己创造一块建国立家的经济根据地。”“军令在身，任何犹豫、迟疑、等待都与我们的身份不相称。没有休整的机会了，你明天就和我一道去踏勘定点。”

在踏勘中，遍地是牛羊粪肥，张仲瀚号召全师指战员挑起筐拾粪积肥，作春耕准备。这条指示不胫而走，成了当时的一大新闻，也感动了驻在当地的起义部队二十七师的官兵。二十七师师长陈俊为此专门拜访了张仲瀚，说：“将军此举不亚于给我一面镜子。陈某思之再三，夜不能寐。扪心自问，惭愧惭愧。”陈俊的来访，引起张仲瀚的沉思。他对谢高忠说：“我压根儿没想到拾粪这件事会弄得满城响。看来当兵只管吃粮的思想毒害人们太深。”“我得感谢南泥湾大生产，那是对我的一次委实重要的洗礼。今日重操农事，让部队拾粪积肥就引起这么大的反响，这说明拾得太少了，永远拾下去就变得平常又正常。”

玛纳斯河西岸大渠在第一代兵团水利建设者那里，被称为“将军渠”

1950年3月，张仲瀚调到由起义部队改编的二十二兵团九军任政委，后任二十二兵团政治部主任兼九军政委，对团结、教育这支部队做了大量工作，使这支部队感受到了共产党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政策，感受到了共产党的伟大。

同年春，张仲瀚、陶峙岳陪同王震在玛纳斯河流域勘察了五天，初步了解到那里有可垦荒地约400万亩，有玛纳斯河、奎屯河及部分泉水流经其间，宜农宜牧。王震当即与大家商量，决定以此作为二十五师、二十六师的垦区。同时，按照彭德怀的指示，为妥善安置起义部队，决定二十二兵团的领导机关也进驻石河子，建设一座新兴城市，作为垦区的领导中心。当时玛纳斯河大桥正在抢修，他们只好徒步前进，徒步过河。张仲瀚意味深长地说：“今天我们是一同携手过玛纳斯河啊！”

他们掌握了玛纳斯河流域和石河子地区大量第一手资料，经反复研究，确定北疆首先开发以炮台、石河子为中心的两大垦区，拟订了初步规划。九军二十五师、二十六师受命进驻炮台、石河子垦区。

石河子地区过去被认为是植棉的禁区。1951年，张仲瀚在考察时发现，一个连长从老家带来棉种种在菜地上，亩产皮棉120斤。虽然产量不高，但说明这里能种棉花。张仲瀚十分兴奋，连夜与陶峙岳商讨，第二天就报告了王震。他们都为这一发现和可能建成一个大棉花基地而激动不已。经过讨论，并和技术专家签订合同，决定在1952年试种两万亩高产棉花的计划。结果，获得亩产皮棉102斤的好成绩。这是一大创举，走出了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正是从这里开始，才有了今天石河子垦区和整个北疆地区几百万亩的国家棉花基地，棉花总产量占全国的1／5。

新疆气候干燥，雨量稀少，农作物几乎全靠人工灌溉。因此，开展水利建设，是发展农垦事业的先决条件。在中国最大的这块省级行政区内，由军人掀起的以现代化大农业为基础的大开发，从根本上说，是水利的大开发、大建设。

玛纳斯河，天山北坡最负盛名的母亲河。玛纳斯河西岸大渠，是玛纳斯河上的第一条人工河流，流经安集海垦区、下野地垦区，许多渠段由卵石干砌而成。玛纳斯河西岸大渠在第一代兵团水利建设者那里，被称为“将军渠”，老水利们所指的将军就是张仲瀚。这条渠凝聚了张仲瀚的大量心血。1952年春天，西岸大渠的建设工地上，张仲瀚头戴草帽，和数千名战士挥锹舞镐，拉开了大规模治理玛纳斯河流域的序幕。

当5000名军人奋战在工地上、“将军渠”工程进展正酣之际，上级突然命令停工，等待国家批复。张仲瀚为此来到新疆军区，并亲赴北京，到水利部甚至政务院，极力陈情。后经中央派出的水利工作组调查论证，工程终于获批，又热火朝天地上马了。

与此同时，与人工引水渠配套的流域水库规划建设方案，也摆上了张仲瀚的办公桌。由于流域的首座水库——蘑菇湖水库定址在玛纳斯河流经安集海冲出的一片自然洼地上，该方案遭到了苏联专家的否决。苏联专家的理由是：在这里建平原水库必然会造成水位上升，周边土地盐碱化，以致成为不毛之地，造成居民迁徙的严重后果。因此，苏联专家力主一步到位，在水源源头修建山区水库。问题是，巨大的人力、物力投入，国家负担不起，加之面临着无起吊设备、无工程技术人员、无符合要求的建筑材料等诸多困难；而解决20万驻疆部队的口粮供应更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

与苏联专家持不同意见的张仲瀚，在一次会议上将精心准备的资料翔实、依据充分的实施方案和盘托出，并诚恳而又耐心地解释道：“山区水库是我们的首选，但目前它还是一个美丽的远景。待我们手中有了粮食，有了自己的水泥厂、钢铁厂，一旦条件成熟了就上马。到那时，在玛纳斯河干流与清水河交汇的肯斯瓦特，巧借山石岩体，建设水利枢纽工程，那就不仅仅是一个农业灌溉水资源的调节了。它集灌溉、发电、调峰于一体，充分利用水能，改变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经过一番言之有据的论述，终于使苏联专家心悦诚服了。

然后，张仲瀚又说服王震，接受由他主持制订的玛纳斯河流域垦区的水利开发、建设分两步走的总体规划。规划上报水利部后，张仲瀚又说动水利部部长傅作义，促使其带领由有关方面的科技人员组成的专家组，来到蘑菇湖调研论证。经过现场办公，专家们被张仲瀚的求实精神所折服，都对他的方案表示肯定。最后，傅作义当场表态：按张仲瀚的方案实施，条件具备后，吸取苏联专家的建设性意见。

随着大泉沟、大海子等数十座水库以及一万多公里引水干渠的相继建成，玛纳斯河流域垦区的粮棉连年丰收，很快发展成为新疆的粮棉基地。

战争是为了和平，和平是什么？和平就是生产呀

1950年夏，新疆军区党委决定：在玛纳斯河西岸、天山北麓的石河子芦苇荒原上，建设新疆第一座“戈壁新城”，作为生产部队建设新疆、保卫边疆的指挥中心。12月，石河子建城工程处成立，二十二兵团副司令员赵锡光兼任处长，张仲瀚兼任政委。

有个小故事很快流传开了：在石河子建设前，几位领导借老百姓的房子住。工作人员要挖个地窝子住，张仲瀚也参加挖。他说：“干这个我是内行，你们没有赶上南泥湾挖窑洞，今天赶上了天山脚下挖地窝，非常好！明天的高楼大厦就从地窝子开始吧！”

1952年，由张仲瀚领导，重新编制了石河子城市规划。随后，张仲瀚又用了六个年头，在实践中对这个基本方案反复修改，于1958年正式形成了石河子新城规划，使石河子发展成为享誉中外的一颗“戈壁明珠”。

1954年8月，中央军委、总参谋部电令新疆军区将生产管理部与二十二兵团合并组成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组成兵团的部队有二、六军的四个师，二十二兵团全部和五军的一部。10月30日，新疆军区发布《公布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组织机构及所管辖部队番号》的命令。兵团司令员陶峙岳，政委王恩茂（兼），副司令员程悦长、赵锡光，副政委张仲瀚。下辖南疆生产管理处，石河子生产管理处，农业建设第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师，以及建筑工程第一师、建筑工程处、运输处等。兵团保持军队的组织形式，实行农工商学兵相结合，党政军一体的特殊体制。

由于不再将生产建设兵团列入国防军编制，兵团实行集体转业，一些同志很不理解。当时正值部队实行军衔制，兵团转业不再评军衔，对大家影响很大。有的发牢骚，说“军不军民不民，二转子，还不如解甲归田回老家”。为此，张仲瀚作了大量细致的思想工作，并写了一首诗：“雄师十万到天山，且守边疆且屯田。塞上江南一样好，何须争入玉门关？”这首反映张仲瀚人生抱负的诗，也使同伴和部下深受感染，有些想走的人又留了下来。

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的成立，标志着建设正规化国营农场的开始。此后，部队创办的军垦农场逐渐变成农垦职工管理的正规化的国营农场，军队的自给性生产变成了纳入国家经济计划的企业化生产。各农场制订了规划，实行企业化管理，改供给制为工资制，贯彻多种经营的方针，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实行科学种田，扩大职工队伍。

1954年12月15日，在中国共产党新疆军区首届代表大会上，讨论并批准了张仲瀚所作的《关于新疆军区生产建设部队五年计划草案》（1953—1957年）的报告，提出以发展农业为中心，以水利建设为先行，以北疆地区为重点，加快国营农场建设。同年，兵团抽调一批干部和后勤人员，同西北荒地勘测设计队、新疆部分勘测设计人员合编为新疆荒地勘测设计局，从1955年至1957年对兵团老场进行补测规划，对新场进行勘测规划，对国营农场正规化建设起了重要作用。

1956年，兵团在土壤详查和地形勘测的基础上，拟订了在北疆准噶尔盆地南缘开发莫索湾的方案。开发莫索湾是兵团开发史上最壮丽的一个乐章。1957年冬，农八师党委派肖风瑞率领先遣组进驻莫索湾。随后，抽调4500余人组成先头部队，抢修公路、水库，为开荒创造条件。肖风瑞1938年参加革命，一生打了无数次仗，他对战争的理解是：战争是为了和平，和平是什么？和平就是生产呀。1958年，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奋战，兵团开荒2．4万公顷，播种1．2万公顷，实现了当年开荒、当年生产、当年盈利。

“似军又似民，衣杂帽无章。坚持‘三个队’，队队意深长。”

“当祖国有事需要召唤你们的时候，我将命令你们重新拿起战斗的武器，捍卫祖国。”张仲瀚牢记毛泽东的教导，从生产建设兵团成立之日起，就坚定不移地按照毛泽东“三个队”的指示建设兵团，实行以农业为主，农工商学兵并举，劳武结合，亦农亦工亦商亦学亦兵的方针。他常说：我们兵团“三个队”的任务次序、侧重可以有不同，比如现在我们把“生产队”摆在第一位，然后是“工作队”和“战斗队”。重点不是绝对的，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但“三个队”必须并存，必须结合，互相依存，互相促进，缺一不可。“似军又似民，衣杂帽无章。坚持‘三个队’，队队意深长。”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是一支“生产队”。它执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农业为基础，农工商学兵相结合，农林牧渔全面发展的方针，大力发展农业、工业、交通运输业、建筑业、商业和文化、教育、科技事业。

现在，经过50多年的建设，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已经成为一个拥有14个生产建设师，186个团场，4391个工业、建筑、运输、商业企业，有健全的科研、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金融、保险等社会事业和司法机构，总人口256．7万人，在岗职工98．81万人，成为新疆经济发展的一支不可替代的力量。兵团经济的快速发展，为新疆的经济建设发挥着“生产队”的作用。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是一支“工作队”。它具有极其重要的内容和极其深远的政治意义。它是中央支援地方，汉族支援兄弟民族，维护民族团结的一种成功的有效的形式。兵团的全体人员从进疆开始，就坚持不懈地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党的民族政策，把毛泽东关于“要为各族人民多办好事”的指示，作为开展一切工作的指针，把帮助兄弟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技术各方面的工作进步当做自己光荣的历史使命。

各族群众热烈欢迎解放军工作队，亲切地称呼工作队是“毛主席的队伍”，是“毛主席派来的干部”，以表达他们的热爱和敬意。解放后的四年间，新疆人民走完了平常历史需要好多年才能走完的行程。各族人民对共产党、毛泽东、人民政府和解放军充满了热爱和感激。各族人民向往北京，很多人把到北京去见毛泽东作为最大的愿望。绥定县70多岁的老汉乌拉木拉洪逢人便说：“我翻身了，要努力生产，多种粮食，下一年我一定要打上两塔合（口袋）馕，到北京去见毛主席，感谢他解放我们的恩情。”

“各族同水乳，情深似海洋。愿偿历史债，共谱新篇章。”张仲瀚从走进新疆的第一天起，就一直以毛泽东对进疆部队的教导 “以替历史上压迫少数民族的汉族反动统治阶级还债的精神在那里工作”作为自己的座右铭。他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作为一个“工作队”的根本任务，就是维护和增进民族团结。他认为兵团的汉族人数占新疆汉族人数的将近一半，新疆的民族团结，首先是汉族同少数民族的团结，而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在生产建设兵团同当地各族人民的团结上。

生产建设兵团是一支“战斗队”。它将毛泽东关于人民战争的军事思想同自己的历史特点、组织特点以及生产建设特点结合起来。它是保卫边疆、巩固国防，反对霸权主义的一支坚强的武装力量，是驻新疆解放军的一支强大的后备力量，在剿匪、平叛、支援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中，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兵团多健儿，未离手中枪。边关烽烟起，重新上战场。”1962年4月，中苏边境发生边民外逃事件，张仲瀚挺身而出，说明真相，劝阻边民。周恩来在召见张仲瀚时，同他一起分析了斗争形势，明确了兵团民兵在边境中的任务、方针、政策和策略，要求对边民外逃地区遗留下来的农牧业生产和基层工作，实行“三代”（代耕、代收、代管）。此后，兵团在中苏边境一带，抽调三万多人建起58个边境农场带，以加强边防。同时，兵团以不脱产的民兵形式，建立起在政治素质和军事素质上相当于正规军的具有一定规模的值班部队。其特点是：生产完全自给，不用国家军费，只由国家装备武器，以民兵为形式。毛泽东听说后很是称赞，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了情况能打仗！我看有希望。”也就是在这一年，中印边境发生紧急情况时，张仲瀚指挥值班部队参加反击，有一万多人和400辆汽车参与运输物资和抢救伤员，有力地支援了对印自卫反击战。

张仲瀚把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结合起来，把民兵建设与开发边疆结合起来，到1965年，兵团已在中苏、中蒙的1300余公里的边境线上，建成了一个劳武结合的包括几十个农场、纵深宽达几十公里的边境农场带，筑成一道屯垦的国防屏障。

50多年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全体干部职工发扬南泥湾精神，艰苦创业，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这一切都是与以王震、张仲瀚等为代表的第一代军垦人正确贯彻毛泽东的屯垦戍边的战略思想，创造性地继承、发扬延安精神分不开的。他们以伟大的爱国主义者的博大胸怀和远见卓识，从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为各族人民办好事的高度来建设兵团，教育兵团，使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走出了一条社会主义的屯垦新路，成为新疆经济建设的重要力量，安定团结的重要力量，增强民族团结的重要力量，巩固祖国统一和领土完整的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