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新文,李文军
(1.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上海 200030;2.广西民族大学管理学院,广西南宁 530006)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相当程度上得益于“地方政府为经济增长而展开的竞争”[1]。但同样可见的是,伴随着经济快速的增长,近年来不断涌现的上学难、看病难、房价高等民生问题依然突出。向全体公民提供公共服务既是政府的责任,也是公民应享有的一项权利。相比中央政府频频颁布惠及民生的政策及举措而言,地方政府在公共服务领域所承担责任的程度非但没有提升,反而不断出现下降的趋势[2]。作为公共服务供给方的地方政府层面到底出现了哪些问题?为什么经济得到了发展,而改善民生的意愿却难以实现?
国内对地方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分析讨论基本上都是在中央—地方政府间关系的分权框架下展开。这里有两种差异较大的学术流派,一种是以财政竞争为内核的分权理论,以汪永成、李涛、周业安等为代表的学者认为:地方政府间的财政竞争是决定公共服务提供结构的关键机制,地方财政支出会偏向有益于流动性要素的公共服务[3-4]。另一种是以委托代理为框架的分权理论,如傅勇、郑磊等学者认为,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激励契约是决定公共服务提供结构的关键机制,地方财政的支出会偏向具有生产性质、政绩明显的公共服务[5-6]。很明显,财政竞争的分权理论把提供公共服务的地方政府看做是流动性的角色,而以委托代理为基础的分权理论把地方政府的行为看做是代理人的偏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