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 毅
(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山东济南 250100)
思想启蒙与民族认同,就各自内涵而言,有其明确的界线和旨归。“启蒙”的概念来自于西方18世纪的文艺复兴,在晚清接受西方新思潮的过程中,“启蒙”作为舶来品传入中国,虽然在传输过程中,其内涵必然发生位移,但大致的主张却为最初几代启蒙者所认同,即主张个体的独立、自由、平等,以人的解放和人权保障为旨归,倡导以个人自由为核心的人权意识,这些成为“启蒙主义”最基本的内容。然而传统民族心理和特殊的时代诉求,使得民族认同的社会思潮也如影随形,与启蒙思潮相交错,其中也涉及到对传统文化的反思,都对整个中国近现代史(包括文学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这几股思潮的复杂关系却显得扑朔迷离,因此,我们须要再次审视它们,理清其中的关系。本文试选取晚清梁启超倡导“新小说”的启蒙话语、民初以徐枕亚为代表的鸳鸯蝴蝶派小说创作,以及五四陈独秀、鲁迅等人的启蒙话语为切入点,考察不同时代的思想者对这几股思潮理解的差异及其相应的认识逻辑思路,以揭示它们从晚清到五四的流变及其对文学史产生的深远影响。

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