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克·杜克：超级零售航母的“老船长”

张 锐 本刊特约撰稿人

迈克·杜克：超级零售航母的“老船长”

张 锐 本刊特约撰稿人

从金融危机中接过沃尔玛的CEO权杖，迈克·杜克必须率领这艘世界上最大的零售旗舰冲破险滩暗礁；面对着本土市场的一蹶不振和急剧萎缩，迈克·杜克必须为沃尔玛寻找到以外补内的更好处方；瞄准失而复得的500强老大位置，迈克·杜克必须指挥着220万沃尔玛人去重新奋力的拼抢；而在美国新的执政党生态面前，迈克·杜克必须引领沃尔玛打舵转向……

被钦点的CEO

位于美国东南部的佐治亚州是一个水、陆、空运相当发达的州郡，因此，22岁时从佐治亚理工学院物流专业毕业的迈克·杜克很快就在亚特兰大的一家物流公司五月百货物流部找到了工作。人往高处走。只在五月物流干了不到半年的时间，杜克就经朋友介绍转入到了亚特兰大当时最大的物流企业联邦物流公司，而且在这里一干就是 22年。除了自己负责的百货二部每年都能向老板交出不错的成绩单之外，杜克觉得自己在联邦物流的最大收获就是认识了日后成为沃尔玛人力资源部总监的彼特森。因为正是在彼特森的极力推荐下，当时担任沃尔玛物流部主管的李·斯科特同意杜克进入沃尔玛。

命运常常因为与一人的相遇而改变。当杜克被叫到李·斯科特的办公室进行第一次面试时，对方竟然发现杜克与自己同岁，而且还属于同一个教会，而更加重要的是，杜克对物流方面的许多见解竟然让李·斯科特找到了英雄所见略同的感觉。当然，令李对杜克刮目相看的最终还是工作业绩。杜克进入沃尔玛后，发现当时物流部有一半以上的车都是空置浪费的，于是他向李提出要组建一个名叫“一家店一扇门”输配系统的建议，主要是让每辆卡车负责一家门店，而且每次实现车辆的满载运输。结果大大出乎李的意料。不到两个月的时间，杜克推行的输配计划就使空车闲置率下降了80%。因此，在第二年李提升为沃尔玛国际部总裁的同时，杜克就很顺利地填补了物流部总裁的空缺。八年之后，随着李·斯科特被提升为沃尔玛的全球CEO，杜克也同时接过了国际部总裁的重任。

好风凭借力。迈克·杜克在新的工作中找到了可以跳跃的平台。上任伊始，杜克就作出了沃尔玛从战绩不佳的德国和韩国市场撤离的决定，并在第二年将沃尔玛对日本分公司西田百货的控股权从50.9%提升到了95.1%；与此同时，杜克在巴西和印度等国家广泛寻找合作伙伴或大举投资建店，结果沃尔玛大获成功。虽然时至今日沃尔玛内部不少人对杜克当时的海外市场洗盘和布局存在不同的看法，但有一点却是不得不认可：在杜克的手中，国际部发展成沃尔玛增长最快的部门，还是在杜克的手中，国际部第一次突破了一千亿美元的销售额大关。

然而，金融危机的爆发也无情地殃及了沃尔玛。2008年，沃尔玛从保持了四年之久的《财富》500强王者位置上被拉了下来；2009年，沃尔玛在全球500强中的排名从老二被打落到第三名。面对着如此的尴尬，在沃尔玛CEO位置上主政九年的李·斯科特决定提前退休，而且钦点了已是59岁的迈克·杜克作为自己的接班人。当然，对于李·斯科特的这一决定，沃尔玛的内外似乎并不惊奇。因为早在2008年底，美国《新闻周刊》就已把杜克归入“全球精英”的行列，并且预测杜克可能是在一个关键的时刻接手沃尔玛的人物。

的确，作为沃尔玛48年历史上的第四任CEO，杜克从2009年 2月主舵以来已经交出了格外鲜红的成绩榜单：2009财年，沃尔玛全球销售额首次突破4000亿美元，并向股东派发了73亿美元的巨大红包；2010财年，沃尔玛收入升至4050亿美元，连续20年蝉联全球最大零售企业桂冠，同时向股东支付超过45亿美元的年度股息；而在美国《财富》杂志不久前公布的2010年全球500强排行榜中，沃尔玛以4082.14亿美元的年销售额位居榜首，再次摘取了全球第一的桂冠。当然，伴随着沃尔玛的一路凯歌，迈克·杜克也听到四面八方投向自己的掌声。在《福布斯》杂志推出的“全球最有权力人物排行榜”中，杜克仅次于美国总统奥巴马、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等少数国家政要，在76位入榜人物中赢得了第八的显要排位。

“抠门”的好好先生

从山姆·沃顿到李·斯科特，前三任首席执行官传承下来的优良作风太多太多了，但迈克·杜克非常清楚简朴和节俭是前任们沿袭下来的最著名传统。因此，今天杜克仍然使用着山姆·沃尔顿曾经使用的那张已经发白的办公桌，对于那些数量不算多的办公家具和桌椅，只要不散架，杜克都会让人打上补丁或贴着胶条接着使用。而在给高管开会时，杜克每次都提醒下属们尽可能用废报告纸裁成的“笔记本”做笔记。

走出沃尔玛办公大楼的杜克照样恪守着勤俭与节约的行为方式。外出开会时，他总是与人合住一个房间，出差到其它城市，只要商务活动的目的地不是太远，杜克都会选择坐公共汽车前往。虽然杜克有一辆红色的保时捷911，但他从来不开这样一部招摇的车子去公司，而是驾驶着一辆大众甲壳虫汽车上下班。当然，杜克虽然对自己显得“抠门”，但在做慈善公益事业上却表现得格外大方。由于工作之余没有任何其他爱好，杜克与他的妻子将很多时间投入到了儿童慈善工作中去。时至今日，杜克夫妇已经收养了10多名孤儿，而且不少孩子被他们一直照顾到走上社会找到工作为止。同时，杜克每年还向儿童福利院捐献数量可观的资金，因此，只要见到杜克，福利院的孩子们都会亲切地叫上一声“迈克爸爸”。

也许是作为李·斯科特的继任者，外界总喜欢将杜克与李进行比较，结果发现除了生活节俭方面二人殊途同归外，杜克的行事方式尤其是管理风格表现出了格外明显的个性。比如李·斯科特为了达到某一种改革目的，会在公司内部大刀阔斧地排除反对者，甚至连创始人山姆·沃顿身前的密友也不给情面，但杜克在实施一项重大计划时，会仔细和耐心倾听各方面的意见；同样，对于国外工会提出的意见和要求，李·斯科特采取的是“做自己的，让别人说去吧”的态度，但杜克却会主动找到对方一起讨论解决问题的方案。一次，沃尔玛英国的员工举行罢工，得知消息后，杜克马上电令英国沃尔玛CEO谨慎处理，并提出最好的解决办法是“站在别人的角度来看问题”。正是这样，沃尔玛董事会主席罗伯逊·沃尔顿评价杜克时说“迈克拥有更好的人际交往技巧”，而在公司内部，员工们给脸上总是挂满笑容的杜克取了一个“好好先生”的别号。

杜克日常的处事方式也表现得非常低调。当李·斯科特作出提前全身而退的决定并钦点杜克为接班人时，杜克向董事会力陈自己管理经验缺乏而需要李继续扶持，从而使李能够继续出任总裁并担任杜克的顾问直至 2011年。同样，当今年沃尔玛交出了33.2亿美元的创记录季度业绩时，杜克又主动向董事会提出裁剪自己的年薪，使其2010年财年的报酬由前一财年的 2840万美元递减到1920万美元。

然而，如果你认为管理上充满人情味和处事低调的杜克在决策中可能优柔寡断那就大错特错。作为公司高层管理者，杜克的战略思维清晰并且懂得在适当的时候放手一搏。在当年作出放弃德国和韩国市场时，杜克遭遇到了大多数董事会成员的反对，但最终他还是力排众议落实了自己的迁移计划。同样，从2008年起，由杜克牵头，沃尔玛在全球启动了“绿色计划”，即沃尔玛要求供应商每年必须减少5%的塑料包装，对此，全球许多供应商找到杜克，要求他降低标准或者更改计划，但杜克则声色厉俱地告诉对方，如果不能执行沃尔玛的绿色标准，沃尔玛只能将其踢出供应商队伍。据悉，正是由于杜克的强硬与坚持，沃尔玛所贯彻的“绿色计划”如今可以每年减少66.7万吨的碳排放量，相当于每年将21.3万辆汽车从公路上拉下来。

绘制新图谱

从一个偏僻小镇上的一家小商店发展到如今在全球 15个国家或地区拥有超过 8400多家连锁卖场和山姆会员店的超级零售企业，沃尔玛在自山姆·沃顿以来的每一位首席执行官手中完成了一次又一次的华丽转身和精彩飞跃。登高方能望远。也许正是前任们的榜样力量，迈克·杜克无法让自己停下继续追赶的脚步。

如今在杜克的办公室墙上多了一幅画——世界地图，而且只要来人注意到这张世界地图，杜克都会直言不讳地告诉对方：“我们现在的重点工作就是全世界。”因此，在全球零售行业，同行们都不约而同地预测杜克正在准备将沃尔玛的国际化推向更远。

实际上，杜克大举挥师国际化已经到了时不我待的程度。资料显示，沃尔玛目前在美国本土已经开设了4249家门店，可以说基本接近饱和。与此同时，按照恒定汇率计算，沃尔玛今年一季的海外市场销售额实现了8.9%的同比增长，但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本土同期的销售额仅仅微增了1.4%。不仅如此，由于受到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的影响，墨西哥、加拿大等北美市场和欧洲市场的销售额又远远落后于俄罗斯、中国、印度等区域市场。因此，杜克接下来海外扩张的重点将由成熟市场转向新兴市场。一个最能说明问题的例子是，仅今年以来，沃尔玛在中国就新开了30多家门店，开店速度提升了40%以上，使其在中国的门店达到了160多家，第一次超过了家乐福145家的门店数，成为中国门店数量最多的外资零售企业。就在中国市场中攻城略地的同时，沃尔玛宣布明年将在全球新增5家~10家山姆会员俱乐部，并于今年年底前翻新50家~55家仓储式会员俱乐部，且计划明年再翻新70家~90家门店。

进军银行业是杜克为沃尔玛布局的最新大棋。去年，沃尔玛成功地在加拿大申领到银行执照，并在墨西哥和智利通过收购小银行的方式成功地打入了当地金融服务行业。目前，沃尔玛计划在墨西哥增设 150家分店，并在结账口吸纳存款。与此同时，伴随着金融危机美国政商界对金融行业衍生产品泛滥的声讨和要求银行业回归实体经济呼声的高涨，沃尔玛在美国本土也摆开了染指银行业的阵容。就在前不久，沃尔玛入股了从事预付借记卡业务的绿点公司，并且和太阳信托银行进行合作，为200多万消费者办理了可以充值的预付借记卡。此外，沃尔玛已经在美国的1000家超市内开设了“货币中心”，主要为顾客提供支票兑现，政府救济券兑换以及公用事业缴费等便民服务。

杜克之所以对银行业钟爱有加而且眼疾手快，看中的就是银行可以为沃尔玛再造利润的巨大能力。作为零售业巨头，虽然沃尔玛无法赚取到制造业利润，但完全可以通过金融环节获得不菲的收益。目前，沃尔玛的营业规模甚至超过美国绝大多数银行，在流动资金(包括顾客在购物卡中预存资金及暂未付给供应商的资金)大量沉淀之下，它一方面无法直接拆借出去赚取利润，同时必须通过委托银行，为此沃尔玛不得不向对方支付不小的手续费。不仅如此，顾客刷卡消费，沃尔玛还必须支付银行手续费。但是，如果沃尔玛有了自己的银行，无论是借贷行为还是顾客消费行为所产生的手续费等利润都将直接流入沃尔玛的口袋中。

因此，与进军银行业相策应，沃尔玛已经喊出了“为民众省钱，让民众过得更好”的响亮口号。据悉，目前在美国有2800万人没有银行账户，另外有5400万人主要依赖支票兑现中心、发薪日贷款提供商来满足其对银行业务的需求。为此，杜克计划将支票兑现的平均费用降低 25%到 50%，而按照沃尔玛财务部的估算，由于顾客的借记卡存款总额将达到20亿美元，降低费率能为民众每年最少节省 5亿美元的手续费，这无疑会让大众对沃尔玛的金融产品趋之若鹜。

当然，在大举推进国际化和高调挺进银行业的同时，杜克并没有忘记山姆·沃顿留下的“比对手更好地控制成本就意味着拥有了竞争优势”的那句名言，为此，物流行伍出身的杜克启动了一项新的方案，即将供货商直接送货上门改为由沃尔玛自行取货，这样能减少一笔不小的物流管理费用，然后用节省下来的开支补贴货品单价从而达到降价的目的，并为消费者带来真正的实惠。不仅如此，杜克也在前不久启动了沃尔玛历史上美国区业务的首次重组，该重组计划在将美国区业务一分为三的同时，一次关闭了10个亏损的山姆俱乐部会员商店，而为了强化对重组计划实施的监控，杜克要求沃尔玛美国公司首席运营官直接对自己负责。

调整政治航道

杜克接替CEO职务时正好是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奥巴马的总统选举获胜落幕之际，因此，不管是否是沃尔玛董事会的刻意安排，或者是一种时间上的巧合，包括《华尔街日报》、《商业周刊》等美国权威媒体都一致地作出猜想：沃尔玛试图通过更换 CEO来适应和改变不利于自己的政治生态。所以，接下来杜克不仅要继续保持沃尔玛这张金子招牌的鲜亮度，而且还必须在改善与白宫新主人上拿出真正的本领和功夫。

在历史上，沃尔玛一直被看作是一个支持共和党的公司，而与民主党的关系一般。特别是自从李·斯科特出任沃尔玛CEO开始，沃尔玛85%的政治献金流向了共和党，而民主党仅分到了14%，虽然这种情况在2008年有了一些改变，即沃尔玛对共和及民主两党的政治献金比例分别为53%和47%，但在美国总统大选期间沃尔玛与民主党的关系再显紧张。参选时，奥巴马一直努力推销自己的《自由选择法案》，而根据这一法案，雇员成立工会变得更为容易。然而，面对着奥巴马的主张，李·斯科特表示出了公开的反对与抵抗，甚至沃尔玛高层在总统大选期间鼓励员工不要向奥巴马投票。显然，当奥巴马最终入主白宫后，沃尔玛所面临的政治压力非同一般。最终，沃尔玛董事会选择让杜克提前代替李·斯科特，试图借此向白宫发出政治转向的信号。

事实上，最近10年中，全球范围内围绕着沃尔玛的医疗福利不达标、报酬过低以及藐视工会等敏感问题所发出的讨伐声不绝于耳。在美国，沃尔玛因为阻碍工会的成立一度遭到美国国家劳动力关系委员会连续 28次的投诉；在墨西哥，由于沃尔玛以代金券形式支付员工的部分工资，而这些券却只能在公司的店内消费，该国最高法庭对沃尔玛做出了惩罚，法庭甚至将沃尔玛比作墨西哥昔日的独裁者波费里奥·迪亚斯；在中国，沃尔玛屡屡拒绝组建工会，并被中华全国总工会圈定为“重点攻坚对象”。值得指出的是，令沃尔玛抵触和抗拒的方面正好是奥巴马总统倍感兴趣和极度推崇的内容。也正是如此，在竞选总统时，奥巴马公开向媒体表示，他从来不去沃尔玛买东西，他的夫人米歇尔当时也以“需要花更多时间为丈夫助选”为由，辞去了一家专向沃尔玛市场提供食品的公司的董事职务。如此的表态和主张事后不能不令沃尔玛如芒刺在背。

因此，要想扭转奥巴马总统以及民主党人对沃尔玛的态度，杜克需要使出浑身解数。作为一项最新的人力资源战略安排，杜克已经决定要提高全球近220万名沃尔玛员工的培训力度，并且向员工作出承诺致力于打造“更加美好的生活”。舆论认为，杜克的表态意味着沃尔玛正在力图从一个靠低薪、低利润的商业模式转变为更能令新政府满意的商业模式。与此同时，杜克在2010年公司股东大会上表示，沃尔玛计划在未来20年将每周服务顾客的人数从目前的2亿人增加到10亿人，未来五年沃尔玛将创造50万个就业岗位。当然，仅凭以上举动而让白宫点头首肯也许并不够。因此，不久前杜克向官方提出了正式的发展报告，即到2015年底，沃尔玛将与10万多个供应商合作减少 2000万吨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同时沃尔玛自身将通过设计更节能的商店加大温室气体减排的力度。从现在看来，杜克基本上踩准了奥巴马总统的政策鼓点。

10.3969/j.issn.1003-5559.2010.10.004

本文作者系广东技术师范学院经济学教授、中国市场学会常务理事、本刊编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