娥眉本须眉 诗学是情学
——吴奔星旧体诗《唱随集》及其诗学理论

/［江苏］祝德顺

娥眉本须眉 诗学是情学
——吴奔星旧体诗《唱随集》及其诗学理论

/［江苏］祝德顺

“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世间许多事物的真伪优劣，往往不是接触一眼就能判断出来的，有时要经过相当长时间的观察鉴别，才能求得其真相与价值。一部著作，一个观点，同样如此；有时还要被误解冷遇，甚至无端遭到封杀摒弃。但只要是真金，纵被埋没沙土，也总是要闪光的。

近日拜读《书屋》第三期中吴心海先生所撰《原出须眉两枝笔》，文章披露了1945年1月5日，重庆《中央日报》副刊发表的署名“吴冰心 刘一心”《唱随集》四首旧体诗，内容是一对“年轻夫妇”，在外敌入侵，国难当头之际，妻子鼓励丈夫，要以国家民族大义为重，奔赴沙场，奋勇杀敌，并祈丈夫平安凯旋，缠绵悱恻，婉约动人；而丈夫则安慰妻子，留守家园，保重身体，誓言不惜一腔热血，保家卫国，豪情薄天，壮志凌云，跃然纸上。这组“夫妇”唱和诗作发表后，立即引起广泛的关注，尤其是知识阶层，随之唱和之作纷至沓来。该报月底副刊，又载吴冰心七言旧体《寄夫十绝》，不日又载《春节示外子铜梁五绝十首·效唐人体》,将唱和热潮推向浪峰，洪波迭起。总计在两个月内的副刊中，钦慕景仰的步韵和诗，竟达四十余首，其间因囿于资料匮乏，一时难以搜集，或因字迹漶漫无法抄录者，尚不计在内。恕笔者谫陋，百年之间，就同一诗题，在读者群中，相识或不相识的自发和作，竟有如此之多，虽不绝无,亦属罕有。

令人惊异的是，经吴心海先生多方查阅，细心考识，原诗作者吴冰心，并非娥眉女士，乃一甫入而立之年的须眉壮男。“吴冰心”实为吴奔星之谐音，系吴奔星在那段时间常用的笔名之一。作为诗人、诗论家与学者的吴奔星教授，以其清新隽永、融会中西的独特诗风，以及在诗学理论方面可贵的建树，享誉诗坛，是上世纪30—40年代中国新诗诗坛上活跃的代表人物之一。此次《唱随集》与《续集》，历经近七十年风雨雪霜重见天日，不仅让我们有幸欣赏到那个时段,以新诗闻名于诗坛的吴奔星旧体诗作，令人有耳目一新之感,而且对研究吴奔星这一时期的诗学理论及审美倾向，提供了极有价值的第一手资料。吴奔星对诗歌鉴赏，特别注重两个方面：首先注重思想感情的分析，其次注重艺术技巧的分析。我们遵此圭臬，为叙述简便，仅举吴奔星的诗作为例，试探这组佚诗的历史价值，以及对我们今天如何繁荣诗歌创作与研究提供了怎样的借鉴与启迪。

都因生性好抒情

“诗学是情学”这一命题，虽然是吴奔星于1986年春天，应广东某高校之邀而前往讲学时正式提出来的，然早此五十年之前，即上世纪30年代中末期，在诸多有关诗学论述中已露端倪，绵延半个世纪，“年既老而不衰”，可谓“夫子之道，一以贯之”。他认为“诗中的情感分子是诗的本钱，我们竭诚拥护”，“不要忘掉了诗是艺术，尤其不要忘了诗的本钱是情感”。（《诗论匡谬》，载1937年2月9日《文化与教育》旬刊第120期，下同）诗人学识渊博，研究精深，为了阐述诗歌“主情”，他援引自《书经》《诗经》，及汉魏唐宋以降的各家诗篇诗论，他认为“诗言志”，“不外情感与思想的总和。无思想的情感，形象未立，不能入诗；无情感的思想，埋没了性灵，流于哲学”（《诗的认识与写作》，本文为剪刊残本从19页到22页,其后缺1—2页,刊名不详,为抗战时期大后方文艺杂志。——吴心海注，下同）。正因为诗歌创作必须注重情感，所以在题材的选择，主题的切入及意境的营造乃至遣词炼字，无不紧紧围绕一个“情”字去运筹构建。

“挤进文坛岂为名，都因生性好抒情。”(《无题》)这可谓诗人的“夫子自道”。所以他的诗歌，大多与“所经历的时代有关，即使写爱情、友情、乡情的，时代色彩比较淡漠，也都是有动于衷而形于言的，它们或者反映了时代所造成的心境，或者呼应了历史所震响的声音”（《奔星集》）。但诗歌如何反映时代，如何呼应历史，诗人有自己的独立精神与自由思想，有自己的审美判断与选择。他没有随着那个时代的“风潮”跟着上，高呼狂喊什么“哎呦/嗨呀/”、“冲呀/杀呀/”，也没有落入光赤式的“革命加爱情”的理想主义浪漫套彀。这样的作品，只能“味同嚼蜡”。诗人冷静地看到：“我们需要的是‘铁与血’的国防，如果有心救国，就赶快投笔从戎，参加剿匪杀敌，不要在屋子里嚷着‘杀/杀/杀/’。”（《诗论匡谬》）诗人始终严守捍卫诗歌的尊严，因为他坚信：“诗究竟是艺术，不是宣传工具。”（《诗论匡谬》）说白了，这也是一个严肃的行规。他认为那些空洞矫情的口号式的“作品”，“小众读了，觉其滑稽；‘大众’听了，哈哈大笑，并不同情而感谢他们，因为他们所表现的，与大众相去甚远，是他们在亭子间理想的大众生活，等于闭门造车，不能合的辙”（《诗论匡谬》）。

那么诗人是如何选择他的诗情喷发口呢？人的情感是一个复合的整体，“七情”、“六欲”,只是人们经常萌发的几种较为突出的，并为古今中外诗人经常抒发的感情。除了个人之间涌现的各种感情之外，还有爱祖国，爱民族，爱集体的种种感情。诗人尤其强调，诗情不仅要有共性，更要有个性，每个人就是一个具体的个体，每一个个体都是自由的，不能将一个个的个体淹没在群体之中。诗人曾毫不客气地批评那些称抒个人之情不叫生活的论者，“难道‘个人’就不算人吗？个人的生活就不算生活吗？若非他们褊狭，即不懂‘生活’为何物!”（《诗论匡谬》）于是诗人选择了人间最富深情而千年歌咏不尽的爱情诗，在爱情诗中，抒发人性中最诚挚善良的情感。但《唱随集》不是《花间集》的流风余韵,而诗人笔下的情诗，也绝不是闺阁楼台的香艳之作。古代同类题材的征夫思妇与怨妇思夫，在古代诗歌中占有很大的篇幅，大都因军阀连年混战或朝廷恣意拓边的不义战争，给广大人民带来了颠沛流离、妻离子散的痛苦与灾难。历代诗人通过征夫怨妇的口吻，反对战争，祈求和平。然而先生笔下思夫的少妇，不是“怨妇”，而是一个爱夫、爱家、爱子，更爱民族与国家的通情达理的知识女性，是患难与共相濡以沫“此中甘苦两心知”的少妇。诗人借助自己笔下塑造的这一人物形象，抒发了自己对祖国与民族的一片赤诚情怀与历史使命感，并以此鼓励广大民众的抗日激情。

当《唱随集》第一次扑入我眼帘时，我仿佛置身于当年天蟾舞台之中，聆听梅兰芳大师演出《生死恨》与《抗金兵》，委婉清劲的歌喉，阵阵咚咚的战鼓，相互交融,回响大厅，激励人心,催人奋进。梅兰芳的演出，对当时如火如荼的抗战戏剧运动，增添了一笔浓墨重彩。诗人用他手中的那枝生花妙笔,仿佛也反串彩唱了一回。《唱随集》一经刊登，在广大民众中旋即形成一个强烈的“三同”磁场，即在心理上引起感同身受的震撼力，命运与共的煽动力，以及所见略同的美感经验的征服力。（《诗美鉴赏学》）竟然有若许诗人写下了数十篇和作，这不正有力地证实了诗歌是需要以“情”来感人的么？明乎此，才不至于误解并揣测奔星先生，《唱随集》中的诗篇，绝不是随兴的游戏之作，更不是诗人故辟奇径以恃才逞能而哗众取宠。

我们默默品味奔星先生当年佚诗的时刻，也应当认真体味，在当时倾左的市民的乃至低俗的并存文化背景之下，诗人竟选择如此角度抒情，那将冒着怎样的声名攸关的风险，又需要怎样的远见胆识!稍有不慎，“即对于诗人往往有谬误的判断和隔膜的揶揄”（鲁迅：《诗歌之敌》）。

“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诗中的这位少妇，是怎样一个形象呢？这位“以生死相许”少妇的“情”是由衷而发的。“翠袖殷勤捧玉杯，芳心欲语又迟回。”(《赠一》)“千秋大义传佳话，一缕痴情等死灰。”(《又赠》)因为是女人，感情是温柔细腻的，送夫出征，芳心欲碎，毕竟令人怆情，诗中毫不掩饰。然而国难当头，匹夫有责，所以还是暂敛儿女私情。于是急转话头，满怀必胜希望，憧憬美好未来，“何时痛饮黄龙酒，妾为高歌归去来”(《赠一》)。作为一个女人，不仅需要对方的感情，同时也需要奉献自己的感情，“互爱是爱情的基础”。“正气君当存宇宙，清操我自勉妆台。”(《赠三》)“有朝捷报传云雁，淡扫娥眉接尔来。”(《赠四》)“柴门深闭首如蓬，相赖灵犀一点通。”这是一位具有中华传统美德的知识女性,禀持着高尚贞洁的情操，诗人不是简单地敷陈几句常规的套语，而是通过“勉妆台”、“首如蓬”这些平凡的道具与具体的形象，让我们如同亲身感受又似亲眼目睹，我们能不欣赏并赞美这位具有大爱情怀的少妇么？作为一个妻子，不仅需要丈夫的温存抚慰，还得要理解并体贴丈夫，“休念画眉深浅日，营房温暖似闺房”。“深悔未能同杀敌，长教月在异乡明”(《寄夫十绝》)。少妇深悔自己未能与丈夫共赴疆场一同杀敌，而让亲人在外，独自空对明月。可敌寇未灭，山河破碎，“匈奴未灭家何在,但问河山克服无?”怎么能总留念闺房的温暖?坚持就是胜利，营房一样温暖，就权似闺房，一个有我在你身旁似的闺房。这是何等的博大胸怀，何等的真情厚义!正如别林斯基所说，如果我们生活的全部目的仅在于个人的幸福，而个人的幸福又仅在于一个爱情，那么生活就会变成一片荒茔枯冢和破碎心灵的真正阴暗的荒原。《寄夫十首》中的最后一首，仿佛异峰突起，将小爱升华成大爱，将小家拓放为家国，“双足流离久代车，天涯何处不为家。神州遍播中兴种，鲜血浇开独立花”。这是对丈夫的勉励，也是对丈夫的期许，更是对民族必胜的坚信展望。读这首诗，不由令人想到陈毅的《梅岭三章》之三：“投身革命即为家，血雨腥风应有涯。取义成仁今日事，人间遍种自由花。”笔者并非有意将二者并列比较，但除却不同的具体写作背景，而以博大情怀为参照，是不是有共同的情感因素在脉脉相通呢?

正是这样一位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美丽少妇，在现实生活中，既具有典型意义又具有普遍价值的形象，而形象总是大于思想的，她“发泄了千万人心灵上的苦闷，读起来亲切有味，深刻动人”（《诗论匡谬》）。正因为抒发了千万人心灵上想要说出的话,所以才使千万人心灵受到震颤而共鸣。

在此之前，亦有别夫别妇的上佳作品，如郭沫若由日归国那首步鲁迅韵的七律《归国杂吟》之三（又当投笔请缨时,别妇抛刍断藕丝。去国十年余血泪,登舟三宿见旌旗。忍将残骨埋诸夏,哭吐精诚赋此诗。四万万人齐蹈励,同心同德一戎衣），情动于衷，哀婉清绝，感动时人，其后每十年一次的和作，每况愈下，不堪卒读,正因为言不由衷。在流传的革命歌曲中，也有不少同类题材，如传唱甚广的《送郎当红军》，歌中唱道：“送郎当红军，阶级要认清，豪绅呀地主呀。剥削我穷人。”“革命呐成功呀，亲郎回家庭。”不用说，这种歌曲具有强烈的宣传效应，我也无意将这二者进行比较,这原本就不是一档子事儿。吴奔星毕竟是诗人，诗人的职责就是以真情按诗的规律写诗。我们不能仅从宣传效应轰动的大小，来判断作品的等次，推崇前者而菲薄后者，至少不当冷漠后者，这么多年的事实教训，难道还不值得我们深思反省，还要再持续下去么？诗歌不能再继续充当“附庸与工具”了,而应去寻回失去的“主体意识”,我们热烈地呼唤“诗情”回归!呼唤“诗美”回归!

味欲其鲜、趣欲其真

《唱随集》共收录诗歌四十二首,可分为三个部分:一是七言律诗,为吴与刘的四赠四答,加之和作,计十二首,可名之为“惜别”;二是吴奔星七言绝句《寄夫十绝》可名之为《勉夫》;三是吴奔星《春节示外子铜梁五绝十章·效唐人体》,可名之“思夫并勉夫”。三个部分,不是完全割裂,而是相辅相成,水乳交融,形成一个整体。在总体结构上,有一个统一的构思,而运笔之时,却似万斛清泉,因势顺流,汩汩淙淙,行于当行,止于不得不止。同一内容,一口气接连写了二十四首,腾挪跌宕,字字玑珠,分别为七律、七绝、五绝,这不能不佩服诗人功力深厚,才情洋溢。

“诗学是情学”,是吴奔星诗学理论的核心。他的诗歌创作与他的诗学主导思想是一致的,无人没有文学,无情没有诗歌，“只有认识了人,理解了情,才能懂得诗与诗美”（《诗美鉴赏学》）。形象是诗的生命,诗美是从形象中产生出来的,有形象,才有意境,有境界,才能产生艺术魅力。形象美的人物,是生活中行动着的活生生的人物,不但具有外在的体貌美,而且还具有内在的心灵美。我们首先鉴赏第一首《送夫》,首联为“翠袖殷勤捧玉杯,芳心欲语又迟回”。从体态美写到心灵美,“翠袖”,指代这位美丽的少妇；“翠”色葱茏,雅洁脱俗,“殷勤”指态度体贴尽心；“捧玉杯”,“玉”非实指,美其称,古有比德于玉,含蓄地赞美少妇贤惠的品德如玉晶莹温润。接写少妇的心理活动,“欲”、“又”二字,精微传神,想要说的话,几次咽下不语,把欲说还休的矛盾心理,通过面部表情展现出来,仿佛镜头由体态动作切换到面部而又直达内心的特写。颔联颈联,将视线从屋内引向到屋外,通过想象与联想的形象思维,把内与外联系起来。屋外的现实是残酷的,颔联两句对举:上联写千家万户骨肉分离,只能梦中相聚;下联写妻离子散,遥相思念。颈联取马致远《天净沙》意,将六种意象串联起来,通过想象构成两幅图画,对颔联做形象的补充：古道、西风和战马,构建了那匹在西风古道上驰骋嘶鸣战马的形象；小桥、流水和琴台,构建了小桥流水边的琴台形象。“悲”,隐含战斗的惨烈；“哭”,直抒分别的锥心。“琴台”之“琴”,与“情”谐音,意寓其中。“琴台”典故有二意,台在武汉龟山下,是后人为纪念春秋战国时期,俞伯牙与钟子期因琴声而为知遇所筑的台。西汉时期,司马相如在琴台弹奏《凤求凰》向卓文君求爱,后二人夜奔,钟情之至,相爱终老。（《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杜甫有《琴台》五律咏之,“酒肆人间世,琴台日暮云”,赞美两人爱情的坚贞执著。尾联由想象回到联想,回到现实中来,回到屋内,落实在少妇身上。诗人此处援引抗金名将岳飞的典故（《宋史·岳飞列传》），岳飞在朱仙镇厉兵秣马,准备收复失去的山河,“直抵黄龙府,与诸君痛饮尔!”联想到抗战胜利之日,诗中主人公少妇将高唱凯歌,满怀豪情,迎接心爱的丈夫自战场归来。诗人巧妙地运用这些千百年的典故,情景俱出,境界顿现,令人神思邈邈,正体现诗美是从感情充沛激动人心的形象中展现出来的。

其他三首,也都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一步一步表现少妇的内心活动,以诗写人,“贵在掏出人的搏动的心灵”。写爱情诗尤当写出心理层次,再用诗的整体艺术构思串联起来,贯通一气,成为完美的篇章。我们不妨顺序排列每首首联的上句:“翠袖殷勤捧玉杯”,“美酒葡萄又一杯”,“一次辛酸一举杯”,“壮志豪情更进杯”,因为是分别,时间紧迫,战鼓频催,所以主人公的心理变化也随之速度加快,波澜起伏。我们通过几个副词的变化,很自然地将少妇激动的心情展露无遗,从辛酸频饮一杯“又”一杯,到壮志豪情“更”进一杯,其间心态多么复杂,这时心理历程的变化,不妨说是由依依难舍的“惜别”,渐渐转变成易水风萧的“壮别”。这种感情是真实的,情理之中的,因而令人为之感动,为之钦慕,为之赞美。我们还可以发现四首诗中的颔联与颈联,不是平齐并列而是呈两个起伏的波澜,《赠一》《赠三》偏于“情柔”:“古道西风悲战马,小桥流水哭琴台。”“正气君当存宇宙,清操我自勉妆台”;《赠二》《赠四》偏于“气刚”:“汉将自图麟凤阁,倭酋定上断头台。”“欣闻汉卒血成碧,痛剿胡儿尸化灰。”柔中寓刚,刚中寓柔,这便是少妇将两重对立的性格统一成爱憎分明的坚定立场。中国人不希望战争,但也不惧怕外敌强加的战争,有同敌人血战到底的英勇气概,直至将敌人驱出国门。诗人对少妇通过多式多样,又有层次的心理描绘,生动形象地展现了少妇的心灵美。

吴奔星对中国历代诗歌有精深的研究，他常常信手引经据典,有时直接引用前人诗句化为己用,也喜欢将前人的诗句借来而反其意用之,读来倍觉有趣,我姑将这种用法叫“借胎换骨”,点铁成金,化腐朽为神奇,这完全不同于“江西派”的做派,而是为现实服务,创造了另一番新的意境,新的境界。

“十万青年何所似,不尽长江滚滚来。”(《又赠》)而“十万青年是国魂,保邦即为保家门”正是对这句最好的解释。此处指1943年夏秋之季,有十万大中学生投笔从戎,参加中国远征军。这儿引用杜甫《登高》诗句,“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原诗意境雄浑开阔,杜甫将自己的情感置于苍茫阔大的意象中来表现。诗人此刻以杜甫这一极具立体美流动感的诗句,形象地表现抗日力量恰似滚滚长江,奔流不息,浩浩荡荡,勇往直前。

“休念画眉深浅日,营房温暖似闺房。”(《寄夫》)上联引唐人朱庆馀七绝诗句,“妆罢低头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画眉深浅”,形象地表现夫妇的缠绵恩爱,诗中则勉励爱人不要留念温柔之乡，要以民族大义为重,重返前方。“营房”与“闺房”,相隔关山，尽管实际空间距离迢遥千里,但因共同的抗战信念,一个“似”字,缩短了空间距离,拉近了心理距离。诗人的艺术匠心,引发了读者的美感。其他如“身在巴中心在吴”,“抚膺歌一曲,犹作合欢弹”,以轻快的心理速度,构成一种如见其人的思维空间,拨动了读者的审美心弦。“匈奴未灭家何在?但问河山克服无?”(《寄夫十绝》)这是对不要留念小家的最好解释。霍去病是汉武帝的爱将,曾下令为霍建造府第,霍去病拒绝说:“匈奴未灭,何以家为?”（《史记·霍去病列传》）诗人引这两千年前洋溢着爱国主义激情的名句,勉励爱人识大局舍小爱,正如鲁迅所说:“活着不仅是为了爱人,也是为了敌人。”这样就把客观被迫的夫妻分离,转化为主观能动出击,增加了诗中人物的感人力度。“但问”二字,体现少妇态度的坚决与意志的坚定，此句还妙在将原来的散文句式协调为工整音谐的诗句。

诗人引前人诗句而反其意用之,熨帖自然,毫不牵强,读之令人发噱。“海外忽传登吕宋,喜教夫婿觅英雄。”(《寄夫七绝》)此句原引唐代边塞诗人王昌龄的《闺怨》,“闺中少妇不知愁,春日凝妆上翠楼。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原诗中的那位少妇,贪图富贵虚荣,怂恿丈夫从军以博取功名封官加爵,可人生易老,青春不再,这才后悔当初。而诗人笔下的少妇,恰恰相反,当抗日部队登陆吕宋岛的消息传来,她由衷地高兴,喜尚不及,悔从何来?感到当初鼓励丈夫从军并争做抗日英雄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这儿令人回味的是:不是“觅封侯”,而是“觅英雄”，两种境界,高下天壤。读到这儿,能不灿然一笑？吴奔星曾指责当时诗坛“诗的外形时刻在翻新”,“但内容呢,大都停滞在‘唐宋时代’”,诗的内涵翻新要比形式翻新难得多,然而“一种艺术品在原则上讲当然应该与古人分家,而事实如何,则要看我们的努力以为断了”（吴奔星：《诗的创作与欣赏》，载1937年1月19日《文化与教育》第115期，下同）。通过努力吴奔星做到了。

《五绝》其九,“嫁得征夫婿,白头自有期；青春宁可误,切莫为胡儿！”原取唐人李益《江南曲》：“嫁得瞿塘贾,朝朝误妾期。早知潮有信,嫁于弄潮儿。”原诗表现一位年轻的商妇,后悔嫁给一个行踪不定的商人,还不如当初嫁给一个潮汛有定期的捕鱼郎呢?怨恨交接,令人同情。奔星先生塑造的少妇,具有强烈的时代感:白首有期,坚信抗战必胜;青春易逝,无悔似水流年。从另一个角度，彰显少妇为抗战奉献青春年华而无悔的乐观精神。

《其六》,“膝下问阿母,言‘爷杀敌去,只在守家乡,兵多不知处’。”诗取意唐人贾岛《寻隐者不遇》,而境界精神判若云泥,不可同日而语。通过对话构思,语气亲切自然,极具风趣童心。《七绝其三》,“千古男儿如一辙,不成功处便成仙”。“杀身成仁”,是传统就有的为维护正义而不惜牺牲生命的古训,陈毅有“取义成仁今日事”的壮语,但此首不是用“成仁”,而是用前人从未用过的“成仙”,充分表现战士们乐观诙谐、视死如归的浪漫气概。《其三》，“开窗迎曙色,松柏著冰花。共勉‘后凋’意,‘心花’也不差”。“曙色”象征抗战胜利的那一天,“岁寒而知松柏之后凋”,象征坚定的意志,由“冰花”联想到怒放的“心花”,且用了一句大白话,“心花也不差”,大雅之俗,何其轻松有趣。《其一》,“处处炮声至,今宵一岁除。家家忙饷客,我独作情书”。显然取王安石《元日》诗意,但原诗是“爆竹声中一岁除”,今天却是在枪炮声中迎接新年,窗外是枪炮轰隆的爆炸声,而屋内的灯下,少妇全神贯注地给前线的丈夫写信。一动一静,一远一近,少妇的安详与枪炮的残酷形成一个强烈的对比,愈加显示少妇的镇定自若及对敌人凶暴的蔑视。诗人这组诗作的意境是与时俱进全新的,怎样把旧意境化成新意境,这次第,怎一个“新”字了得?诗人有自己的经验之谈,“除用新的比兴外,还可以假助新的辞藻。所谓新辞藻当然不是指自己胡说八道为人所不懂的辞藻,而是指未经前人使用过的辞藻”（吴奔星：《诗的创作与欣赏》）。的确,在选择新的辞藻上,诗人是非常考究的。在这样激烈战斗的时刻,诗人以如此轻松的笔调,写了如此风趣的诗篇,自然流露了少妇对前方丈夫的牵挂与慰勉的深深情意,举重若轻,运斤成风,给读者留下了无限想象和再创造的空间。诗人学养深厚,信手拈来,妙趣横生，正如王国维所说:“此借古人之境界为我之境界也，然非自有境界,古人亦不为我用。”（王国维：《人间词话》）

尽管战斗激烈,寒气如磐,诗人仍以雪花可亲,心花不差来寄勉远方的爱人。诗人十分注重意象的象征意义,绝不直呼口号或简单的几句时髦套语,什么“死呀/血呀/”之类空话。诗人在诗美的追求方面,继承了鲁迅的思想,“诗歌不能凭依了哲学和智力来认识”（鲁迅：《诗歌之敌》）。诗是语言艺术,抒情是其本。许广平在“五卅”惨案时,曾写了一首狂喊大叫的诗,鲁迅觉得“头痛极了”,毫不客气地写了一封信给她,“那一首诗,意气未尝不盛,但此种猛烈的攻击,只宜用散文……诗歌较有永久性……锋芒太露,能将‘诗美’杀掉”（鲁迅：《两地书》）。面对1940年6月26日敌机大轰炸,诗人写了一首《暴风雨之死》的新诗,诗中最后写道：“天,仍是青的,/地,仍是绿的,/中华的沃壤上/连一根小草都是笔直的。”“草”,且是一根“小草”,在敌机狂轰滥炸之后,“都是笔直的！”这是何等的英勇气概！“小草”尚且如此,何况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呢！这种写法,远远胜过那些空洞浅薄的干嚎狂喊。袁枚说过：“斜阳芳草寻常物,解用都为绝妙辞。”(袁枚：《随园诗话》)正是说的这种把感情注入意象的象征性艺术手法,能启迪人们的神智,撞击读者的心灵。

吴奔星继承并发展了中国历代诗歌“主情说”理论,提出“诗学是情学”,这是吴奔星对诗学理论研究的贡献。这一观点,已得到诗坛众多同仁的认同,有不少相关文章论述,兹不赘叙。但在这类文章中,有些似觉过于笼统而显有泛泛之感。奔星先生博览群书,积学储宝,撷取英华,以备时需。他极大胆且善于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我们不能忽略这一重要环节。从他的诗作与诗论中,我们正可以窥测到在“主情论”中个别较有代表性的诗论家对他影响的痕迹，其中有明代末期李贽的“童心说”,尤其是清代中前期袁枚的“性灵说”。李贽认为,“天下之至文,未尝不出于童心焉者也”,“童心者真心也”,“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童心既障,于是发而为言语,则言语不由衷”(李贽：《焚书》)。诗人老友洪桥先生回忆说:“单纯,质朴,有一颗童心。”(吴心海编：《别——纪念诗人学者吴奔星》)甘竞存教授也说:“七八十岁老人讲话,为人处事,仍像孩子们一样单纯,胸无城府。”(同上)正因为有这样一颗“童心泵”(同上)，才写出那样清纯童趣的诗篇。

袁枚认为,“诗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也。”(袁枚：《随园诗话》)“诗有性情而后真”。“性”,近于实感又近于韵;“灵”,近于想象又近于趣。他要求作诗要贯彻“味欲其鲜,趣欲其真”这一审美原则(袁枚：《随园诗话》)；而“情真”、“趣鲜”、“意活”、“境新”,正是奔星先生所追求的“诗美”、“诗情”的境界。早年他将“新诗演变”分为七种流派,他自己归属于“法国诗风派”,这一派的特点是:“在内容上描写身边琐事,把握瞬间的冲动,发展各人的性灵。”但诗人又指出,“‘七七事变’之后,已全面改观吟哦战斗的诗篇,以作抗倭的号角”(《诗的认识与写作》)。笔者绝无意将吴奔星划归为“性灵派”,但是,先生剔抉“性灵派”的稗壳,而汲取其精华,这也是显而易见的。对于“性灵派”,在诗歌创作方面,是有许多不足之处,但关于诗歌“主情”理论方面的阐述,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借鉴。郭绍虞非常中肯地指出,“由随园之诗言,或不免有浮滑纤佻之作,由随园之诗论言,并无主浮滑纤佻之旨,并且有力戒之意”(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这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并默默领会的。

“辨材须待七年期”,这组佚诗仿佛历经近七十年的窖藏的老酒,当我们打开这坛醇酒,能不为之陶醉？我们在品尝啜饮之后,欣赏赞美之余,应当思考我们应该从这组佚诗中得到怎样的教益与启迪。不只先生与鲁迅的主张一样,不要把新诗与旧诗对立起来,他希望二者从势不两立到协调发展的和融局面。“诗学是情学”,我们从这组佚诗中可以体味到诗人给了我们怎样的“情学”启迪。“诗是以情感为命脉的,而今日所需要的情感,是‘大我’的情感,所以有志写诗的青年,必须培养热爱民族国家的丰富情感。”(《诗论匡谬》)我们更应该从那个时代那样的背景,去考察评价诗人以怎样敬虔的精神持守自己所从事的职分,不阿时不顺风,遵循艺术规律直抒真情实感。这种执著的精神,对我们今天有极好的借鉴作用。我很赞成李遇春先生所言,“这组佚诗的发现十分具有史料意义。这组佚诗既有深厚的历史意蕴,也有令人拍案叫绝的艺术形式,当为中国现代旧体诗史上的一段佳话,值得大书特书”(《李遇春致吴心海信》)。

看着这捆包扎严实业已泛黄起脆的报纸,上面贴有奔星先生工整亲书的标签,虽然掠过了漫长的不同历史岁月,却依然保留着特定时代的历史印记与沧桑感,我觉得远远胜过当今装桢豪华麻革烫金的精美版本；又仿佛保存年久的老唱片,播放着一曲曲悠悠辽远的情歌，愈发显得华严庄重！

作 者：祝德顺，南京下关中等专科学校高级教师，发表诗词书画研究论文及旧诗新诗创作，遍及大陆与港台报刊，计数十万字。江苏省美学学会会员，江南诗词学会会员。

编 辑：续小强 poet_xxq@vip.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