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实践理性”对中国选择马克思主义的作用探析

马菊霞

（西安体育学院政治理论教研室，西安710068）

传统文化“实践理性”对中国选择马克思主义的作用探析

马菊霞

（西安体育学院政治理论教研室，西安710068）

中国传统文化“实践理性”的特点对中国人在20世纪初选择接受马克思主义起着重要作用。其从文化的角度再次证明，近代中国选择马克思主义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这对我们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有着不可忽视的积极意义。

中国传统文化；实践理性；马克思主义；中国社会

20世纪初，正当中国社会深陷于民族危机的困境时，大量来自西方的思潮涌入中国，令正在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中国人眼花缭乱，目不暇给。马克思主义正是这些林林总总的思潮中的一种。当时李大钊、陈独秀等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并对其进行广泛的传播，从而促成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并以其作为指导理论，引导中国社会一步步迈向实现独立富强的目标。本文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实践理性”的特点在其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实践理性”及其影响

作为世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文化有很多自己独特的特点。“实践理性”就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从孔子开始，中国的思想家、哲学家在思考问题时，总是立足于现实。他们并不像西方人那样单纯注重知识的探求和抽象的思辨，而是重视人生与社会的问题。知识的探求也好，哲学的思考也好，其最终的目的往往是得到能够解决实际问题的实用知识，进而进行现实的实践活动。就个人而言，中国哲学注重人对德性的追求，关注人格的修养、自我的完善，即所谓的“内圣”；就社会而言，中国哲学强调人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感，以高尚的人格、完善的自我去成治事功，实现治国平天下，即所谓的“外王”。二者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成为历代知识分子追求的目标。中国哲学的这种很强的实用性以及强烈的崇尚实际的现实精神，造就了中国传统文化“实践理性”的特点。中国历代知识分子在中国传统文化这一特点的浸淫下，都崇尚积极入世和求真务实，关注现实的社会政治，力求通过经世致用，寻求安邦定国之道。因此，我们才会在历史上看到众多的仁人义士，胸怀经世救国之志，常存忧时忧世之心，甚至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不惜牺牲自我。

近代以来，中国被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了大门，并一步步陷入半殖民地的深渊。20世纪初，“何以救国”的问题仍然困扰着中国人的头脑，尖锐地摆在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面前。李大钊等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寻求救国出路时，没有将自己的思想禁锢起来，而是以“实践理性”的态度和眼光去审视各种思潮，把能否解决中国社会最紧迫问题作为衡量标准，对各种思潮进行比较和取舍。而马克思主义则以其科学的理论体系和现实的震撼力量，得到了中国人的青睐和信任，最终成为扭转中国命运的指导性思想。

二、传统文化的“实践理性”对中国选择马克思主义的作用

第一，十月革命的胜利凸显了马克思主义的力量，这是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事实依据。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先进的中国人始终没有间断过对救国救民真理的探索。面对强大的侵略者，我们明显感受到自身的落后，“向西方学习”成为我们首先想到的改变自身处境的方法。所以自鸦片战争起，中国人就一直没有停下“向西方学习”的脚步。以林则徐、魏源为代表的地主阶级开明派，发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呼喊。以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为代表的洋务派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早期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则认为不仅要学习西方的技术，更重要的是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但是这些理论和主张都没有能够解决中国社会的问题。相反，到了20世纪初，西方文明本身的局限性也暴露了出来。1919年，梁启超曾到欧洲进行为期一年的旅游，对战后欧洲的政治、经济、文化等作了全面细致的考察，写下了《欧游心影录》一书。他告诉中国人，战后欧洲不仅满目疮痍、破败不堪，而且存在着贫富悬殊、阶级斗争等诸种社会问题，特别是在精神上丧失了支柱，还等着东方文化去救他们，得出了“中国不能效法欧洲”的结论。而巴黎和会则让中国人进一步看清了资本主义列强的真面目，他们所谓的正义、人道、和平只是追求利益的幌子而已。在这样的现实面前，中国人放弃了对西方文化的追逐，转而寻找新的救国之道。在中国当时的思想界，也曾兴起国粹主义的呼声，主张发扬中国传统文化，救治中国社会之弊端。但是历史已经证明仅靠中国传统文化是无法改变中国现状的。经过新文化运动，传统文化已被批判得体无完肤，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张被视为是保守的表现。中国社会迫切需要一种新的理论，为迷途中的中国人指明方向。正在此时，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李大钊先后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新纪元》等文章，热情讴歌十月革命。十月革命向中国人展示了一个新的天地。与中国国情有很多相同之处的俄国，经过十月革命的洗礼呈现出全新的面貌，这一活生生的事实给中国人带来了强烈的震撼。而十月革命的胜利，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实现的。因此，马克思主义在当时虽然并不为中国人所了解，却很自然的在中国人心目中成为“希望”的代名词，既然革命可以在国情相似的俄国取得胜利，就没有理由在中国不能成功。而要取得革命的成功，必须像俄国一样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改造社会，这就是中国人在事实面前得出的结论。也就是说，十月革命充分地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力量，这种事实的力量，远比任何书本上的理论有力得多。具有“实践理性”的中国人从中看到了马克思主义改变中国社会的可能性，这成为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前提条件。

第二，马克思主义为解决中国社会问题提供了现实的途径和方法，这是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理性因素。自1840年起，反帝救亡成为中国人民面临的最为迫切的任务。但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前，无论是哪个阶级的学说和努力都没有能够解决中国社会的问题。而胸怀经世抱负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接触之后，很快从中找到了拯救中国社会的药方。马克思主义鲜明的革命性和实践性理论品质，正好适应和满足了中国人民救亡图存斗争的迫切需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学说，为解决中国社会问题提供了现实的途径和方法。按李大钊的观点来说，马克思主义不仅是思想武器，它同时也包含了改造中国社会的具体方案。唯物史观从宏观上给中国人民提供了认识问题改造社会的工具，明确了根本改造中国的正确途径。它告诉人们，在纷繁复杂的各种社会现象之下，最终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是经济层面的因素。随着社会基本矛盾的逐渐尖锐化，社会就会发生深刻的变革。而国家作为政治统治的力量，是经济上占支配地位的阶级为维护自己的利益和统治而建立的。李大钊等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学习、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深深地认识到，要挽救中国的命运不能只进行局部的改良，而应实行彻底的改造。李达指出，“依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社会上法律、政治、伦理等精神的构造，都是表面的构造。它的下面有经济的构造作他们一切的基础”，“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解决”[1]。在政治层面，国家的最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只有政权被无产阶级所掌握，无产阶级才能利用政治、法律等手段，征服所有压迫自己的阶级，教育、文化、道德等问题也才会迎刃而解。阶级斗争学说则提供了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具体途径。马克思主义认为，阶级斗争是社会基本矛盾在阶级社会中的表现。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就指出：自从有文字记载以来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在阶级社会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两对社会基本矛盾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必然会通过阶级斗争表现出来。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变更，都是通过阶级斗争来实现的。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只要存在阶级对抗的情况，要解决社会问题就必须通过革命和斗争。这种观点极大地鼓舞了中国广大受压迫的人们。在中国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中国人民也必须通过武装斗争的方式，才能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达到改造中国社会的目的。因此，李大钊等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李大钊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这三部分“都有不可分割的关系，而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红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2]总之，与过去种种救国方案相比，马克思主义为真正解决中国社会问题开启了全新的思路，这使中国人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是一种能够改变中国的先进理论。

第三，马克思主义描述的未来社会的理想蓝图与中国传统的“大同”理想具有颇多相似之处，这是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情感因素。中国社会将来会是什么样子？面对社会现实的不尽如人意，中国人不免对未来有着美好的憧憬。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理想社会的最高境界莫过于“大同”社会。《礼记·礼运》对“大同”社会进行了生动的描绘：“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已；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已。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这充分体现了人们对一个富足、平等、充满爱与和谐、天下成为一家的理想社会的向往。近代以来，随着民族灾难的逐渐深重，这一社会理想被不断的提及，并以各种面貌出现在政治人物的治国理论中。如洪秀全设计的“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处不饱暖”的理想天国，康有为构想的无家界、无国界、无产界、一切财产归公的大同社会，孙中山追求的“天下为公”等等。而马克思主义所预见的共产主义社会，则与中国的“大同”社会理想有着种种相似。马克思恩格斯在展望未来社会时，并未作详尽的细节描绘，而是揭示了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一般特征。在这个社会中，物质财富极大丰富，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阶级和国家被消灭，不再有剥削和压迫的存在，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人们能够实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3]这样一个公平、正义、平等、和谐、自由的美好社会，与“大同”理想俨然如出一辙，这从某种程度上拉近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距离，使人们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一种似曾相识的亲切感，为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打下了感情基础。也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为中国人实现千百年来梦寐以求的社会理想提供了一条具有现时意义的崭新道路。

三、小结

毋庸置疑，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在20世纪初年流行于中国的众多理论中脱颖而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在客观上符合当时中国社会的需要。但一种理论是否能在一种异质文明中生存和发展，必然也要取决于异质文明对待这种理论的态度。受到中国传统文化“实践理性”影响的中国人，面对马克思主义这种外来理论，首先看到了它改变中国社会的可能，再而肯定了它救治中国社会的能力，再加上共产主义理想与中国社会一直追求的理想社会的相似性，使人们从情感上也认可了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社会的适用性，种种因素累积起来，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也就成了必然。这也从文化的角度再次证明，近代中国选择马克思主义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明确这一点，对我们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有着不可忽视的积极意义。

[1]李达.李达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31.

[2]李大钊.李大钊文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572.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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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2-7408（2010）12-0035-02

马菊霞（1978-），女，河北井陉人，西安体育学院政治理论教研室讲师，从事思想政治理论和中国思想文化研究。

[责任编辑：张亚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