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朝的拆迁与群体性事件

文/思晨

金朝的拆迁与群体性事件

文/思晨

拆迁对今天的人们太熟悉了，就是强拆，人们见识得也不少。而中国历史上的拆迁所留资料极少，皇皇二十五史记载的多是帝王将相的文治武功，拆迁这种在史家看来摆不上台面的事，要在史书中看到还真是很难。

好在《金史》中留下了一点记载，让后人多少知道拆迁这样的事在古代也是有的。《金史·列传三十》记载了一位名叫李的官僚，此人是金天眷二年的进士，累官至户部主事。在他任北京留守、沂州防御使期间，金朝在全国范围搞了一次“强拆”的“面子工程”，他对这样的举措不以为然。

当时的情况是郡县的街道巷陌间允许百姓搭建房屋，对这样的房屋官家收取租金。不知是金朝的财政好转还是要搞“文明评比”，朝廷一纸命令：对这样的房屋不再收取租金，而是一律加以拆除。这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拆迁，因为这个命令几乎涵盖了今天淮河以北的广大区域，这样的拆迁难度很大。虽然史书中没有留下“拆出一个新金朝”的说法，但各地官员确实是把这事办的很铁，很不留情，所谓“他郡奉承号令，督百姓必尽撤去，使街陌绳齐矢棘如初时然后止”。用现在的话说，金朝各郡的负责人，对朝廷的命令执行得很坚决，让百姓尽行撤去，把街道搞得极其整齐而后止。唯独李在他的辖区没有推行这一拆迁命令，只在官衙前让百姓拆除了不整齐的三五所，使街道端正而已。史书称此举为“民便之”；反过来说，其他地方的做法一定是“民不便之”。民不便之的事朝廷并不当个事，这会给百姓带来怎样的伤痛，恐怕很难估量。发生在金世宗时的这次“面子工程”虽没引发群体性事件，可群体性事件还是发生在了另一次的迁徙中。

金到了宣宗时，来自蒙古的威胁日益加剧，中都失守，只能拒河自保。为此金朝尽量将各路军民往黄河以南迁徙。

当朝廷派遣正八品的近侍局直长温敦百家奴和正四品的刑部侍郎奥屯胡撒合将位于吉州的百姓迁徙到丹时，群体性的骚乱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从现象上看，这种以避兵锋的做法仿佛是对百姓的一种关心，实际上这种迁徙将使百姓束手无生计。所以州民一致反对，遮道控诉。温敦百家奴在此过程中做思想工作，告谕天子恐伤百姓之意，并下令召晋安之兵保护老幼以行。而吉州的百姓认为晋安之兵一到则必见强，根本不用迁徙，为此鼓噪冲入州署，直接把温敦百家奴杀了。四品大员奥屯胡撒合不知是被这一突发事件搞蒙了，还是搞清醒了，他没再如温敦百家奴那样去做思想工作，也没动用武力加以弹压，而是顺从众人之意，与吉州的百姓会饮歌乐尽日。众人抬着奥屯胡撒合在吉州游行，最后欢呼拜谢而去。皇上闻奏为之大怒，认为温敦百家奴的死源自奥屯胡撒合的出卖，等奥屯胡撒合回去后，即被下了大狱，欲正典刑之际，奥屯胡撒合自缢而亡。

拆迁和迁徙，都有一个“迁”字。金朝的拆迁本质上是拆除，在高压下金朝是赢得了这个“面子工程”，可这种拂逆民意之举最终伤害的只能是朝廷自己。吉州的群体性事件表明，只要百姓的生计受到威胁，就是面对兵锋，百姓也不会理这个茬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