驻马店辛亥革命述略

孙玉玲

（黄淮学院 社会管理系，河南 驻马店 463000）

驻马店辛亥革命述略

孙玉玲

（黄淮学院 社会管理系，河南 驻马店 463000）

一百年前的辛亥革命时期，驻马店涌现出一批具有民主革命精神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集结在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旗帜下，与封建专制制度进行坚决的斗争。他们鼓吹革命思想，组织革命团体，创立新式教育，发动武装起义，有力地推动了民主革命的进程。之后，驻马店人民为了捍卫民主共和，与复辟帝制的袁世凯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驻马店革命史上书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辛亥革命；驻马店；民主革命；封建专制

一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清政府的腐朽没落和帝国主义侵略的步步加深，中国社会矛盾不断激化，民族危机日益深重，中华民族到了存亡绝续的关键时刻。而正当此时，一场惊天动地的革命正在悄然孕育中，担当这次革命组织者和领导者的，是刚刚崛起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中的先进分子。

地处中原腹地的驻马店，是中国社会的一个缩影。20世纪初，驻马店涌现出一批接受了西方社会思想和科学文化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些人或者是封建士子，曾在科考中中榜的秀才举人，如刘纯仁、刘积勋、刘积学、闫梦松、任芝铭等；或者是新兴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曾出国留学或曾在新式学堂中接受了西方科学民主思想，如李儒纯、刘凤桐、单懋统等。与封建士大夫不同，他们年轻，有激情，思想活跃，关注民族的前途与命运，在民族危亡的刺激下，逐渐萌发了民族民主革命思想，倾向“民权主义”和革命学说，立志于“使民权伸张，山河再造”[1]5从而成为反帝反封建的中坚力量。他们鼓吹革命思想，创立新式教育，组织革命团体，发动武装起义，有力地推动了民众的觉醒和民主革命的进程。在驻马店，新学数量和出国人数以新蔡为最多，且由于地处河南边缘地带，清朝统治力量相对薄弱，新蔡遂在辛亥革命中开驻马店近代革命风气之先，成为豫南辛亥革命的策源地和中心之一，为河南辛亥革命做出了重要贡献。

第一，成立革命机关，兴学堂，办刊物，传播革命思想，发展革命队伍。

1902年，新蔡人闫梦松与张应举等人在刘积勋私塾成立秘密革命团体“豫南学务研究会”，抨击时政，宣传革命思想。1904年，刘积学在开封与车钺、王梅溪等创办半日学堂，“以为革命之秘密机关，除教授普通课程外，兼宣传革命思想”[2]517。刘纯仁、刘积勋、闫梦松等同乡都曾在该学堂开展革命活动，为日后河南同盟会的成立做了组织上和思想上的准备。1905年，同盟会河南分会在东京成立，刘积学首批加盟。1906年，刘纯仁、闫梦松赶赴开封，创办河南学会，并与同盟会河南分会从东京派回的同志一起，正式建立同盟会河南支部，刘积勋、任芝铭等均积极参与筹备工作，并率先加入同盟会，刘纯仁还被推选为支部长。当时，新蔡是全省同盟会员最多的县份，占河南全省的一半。1908年中国同盟会新蔡支部在刘积勋私塾成立，任芝铭为支部长，这是河南省内第一个县级同盟会组织。他们以办学为掩护，积极传播革命思想，大力发展会员。经过不懈努力，次年，新蔡同盟会员已经发展到一百多人。革命力量的大发展，为驻马店民主革命的高涨提供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与此同时，闫梦松还在开封、中牟等地积极联络革命志士，发展会员。这样，大河南北的革命志士纷纷集结在同盟会的旗帜下，驻马店民主革命斗争的涓涓细流也因此日益紧密地与全省乃至全国的革命运动结合在一起，汇成了全国规模的民族民主革命洪流。

资产阶级革命派十分重视发挥教育的作用，不仅把学校作为培养人才的场所，同时还作为传播民主革命思想的阵地。他们纷纷以办学任教的合法身份为掩护，深入学界，开展革命活动。任芝铭以自己校长的“合法”身份，把高等小学堂作为传播资产阶级民主和科学文化知识的重要场所，宣传革命思想，传阅进步书籍，培养进步力量。刘积勋、刘积学等人也假办学之名，秘密奔走，呼号革命，发展会员，壮大队伍。他们在课堂上下向学生介绍孙中山先生“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主张，散发和传阅进步书刊，其学生中多人由此接受了三民主义思想，加入同盟会，投身革命洪流。

革命者还在驻马店境外创办学校，倡导革命。1907年，刘纯仁、闫梦松、张应举等人创办了开封公学，“名为办学，实同盟会秘密运动之机关，联络海内外同志，通消息，结团体，为日后举事准备”[1]。他们在教学中不断向学生进行思想教育，揭露满清统治的腐朽和帝国主义的侵略，让学生懂得国势倾危，不革命不足以图生存的道理。在他们的努力下，中州公学全体师生全部加入了同盟会，会员多达200余人，成为河南革命的又一中心。1909年，刘纯仁和偃师籍教育家杨源懋一起，以河南府中学堂为基地，向师生宣传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思想，使这里成为资产阶级革命派在豫西活动的主要阵地。辛亥革命初期，河南优级师范学堂、河南政法学堂、中州公学堪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河南的主要活动基地和指挥中心，而其中就活跃着刘纯仁、闫梦松、刘积学等一批热心反清、矢志革命的天中儿女。

表1 创办革命机关情况

表2 创办学校及任教情况

创办发行革命报刊，广为宣传民主革命纲领，也是驻马店革命者的重要活动内容。1905年，刘积学被清政府派往日本留学。次年，同盟会河南分会创办进步月刊《河南》杂志，刘积学担任总编辑。该刊物以“牖启民智，阐扬公理”为宗旨，旗帜鲜明地鼓吹革命，宣传三民主义，发行的9期中期期都有宣传民族危机、呼吁抵抗外敌侵略、反对满清统治、谋求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文章，为反清革命大造舆论，疾呼“欲建新秩序，必先破坏旧秩序，苟欲达其目的，则万非脱离此专制君主腐败政府，以扫其庭犁其穴没有第二条路可走”[3]，希望以此唤起千万万中国人尤其是河南同胞的觉醒。《河南》每期发行近万册，遂使革命思想弥漫全省乃至全国，大有振聋发聩之功，在同时期的刊物中独树一帜，时人称其“鸿文伟论，足与《民报》相伯仲”[4]272。由于《河南》在抨击满清政府黑暗统治，宣扬革命思想方面的巨大影响，使清政府极为恐慌，严令在国内查禁该刊，并饬令其驻日本使馆勾结日本警署查封了杂志社。《河南》仅仅发行九期便被迫停刊。刘积学并不气馁，1911年，又在开封创办《国是日报》，继续以报刊为阵地，鼓吹革命。新思想、新学说的广泛传播，对激发民族民主意识，唤起民众觉醒，改变社会风气闭塞的状况，无不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也为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做了舆论上和思想上的准备。

第二，兴新学，创办近代教育。

清王朝覆灭前夕，中国社会处于巨大而剧烈的变革中，教育的变革首当其冲。一些有识之士痛感中国积贫积弱的现实，体会到民族衰弱与教育落后的必然联系，深知国家危弱，根源在于清廷黑暗，民智不开，教育救国遂成为一些教育家们的共识。他们纷纷办起私塾学馆，以启迪民智。随着各级各类新式学堂相继开办，河南各地涌现出一批进步的教育家，他们在民间开展“兴新学运动”，向传统的旧教育体制宣战，为近代新教育制度的构建立下了卓越的历史功勋。任芝铭、刘纯仁等人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是驻马店近代教育的开拓者。

甲午战争前，任芝铭一直在家乡新蔡设塾授徒，一心向学，不问政治。甲午战争中国惨败，民族矛盾加剧，清廷日益腐朽，民不聊生。内忧外患使他深受触动，在同乡同盟会员刘纯仁等人的影响下，他接触到了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思想，产生了强烈的共鸣，进而走上了革命道路。1906年，刘纯仁经人举荐，出任开封优级师范暨省高等学堂学监，倡导成立河南学会，主张革新河南教育，并在家乡大兴新学，与立志改革封建教育的任芝铭不谋而合。任芝铭任新蔡县官立高等小学堂（后改为今是中学）校长后，与刘纯仁、闫子固等人四处奔走，筹措经费，招聘教师，筹集庙产作校舍，创立了十多所蒙学堂。为筹措校舍和办学经费，他们甚至与以相国寺为后台的金粟寺和尚把官司打到了京都。在传统私塾教学的基础上，他们对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进行了大胆的改革和探索，废除了《百家姓》、《论语》、《孟子》等课程，开设修身、经文、国文、算术、历史、格致、体操、图画等课程，提倡启发式教学，摒弃照本宣科、死记硬背的传统教学模式，广泛运用五段教学法（预备、目的提示、提示、反复设问和比较）。新蔡由于大兴创新学风，新式教育发展成绩斐然，与豫西巩县一并被誉为“河南文明两萌芽”[5]3。

1912年，任芝铭一方面继续领导革命派的斗争，一方面按照中华民国教育部颁布的《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对封建教育进行从形式到内容的全面改革。他将新蔡县高等小学堂改称为新蔡县高级小学校，实行“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的新教育宗旨[6]107，还根据《普通教育暂行课程标准》的相关规定，主持课程改革，弃用清廷学部颁行的教科书，开设了修身、国文、算术、中华历史、中华地理、博物、理化、图画、手工、体操、唱歌等课程，着重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实际能力。针对学界的封建等级和特权思想，任芝铭特别强调相互尊重，师生平等，禁止教师体罚学生。这些在教学改革中体现出来的民主进步思想，对新蔡县乃至全省的教育改革都产生了积极而深远影响。

第三，移风易俗，进行社会改革。

河南素来经济落后，文化闭塞，因循守旧，民风未开，旧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其中又以驻马店为甚。为开启民智，革命者们顶着传统习俗的巨大压力，以敢为天下先的气概，提倡社会新风，力求扫除旧时代的风俗之害。他们废庙兴学，倡导男子剪发、女子放足和上学、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等新风尚。新蔡、确山、遂平等地都成立了放足会、天足会，劝导女子放足。遂平县革命党人李儒纯在家乡诸市成立放足会，四处宣传放足的好处，提倡男人剃发，影响颇广。这对启迪民智，促进思想解放，无疑具有一定的意义。这些革命党人的行为虽并不为人们理解，响应者甚少，常常被耻笑为“疯子”、“吃洋药了”，也遭到守旧势力的反对和阻挠，但他们却不折不挠，知难而上。

第四，发动武装斗争，坚持暴力推翻满清统治。

坚持武装斗争，以暴力革命推翻清朝专制旧政权，建立民主共和新政权是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一贯方针。驻马店革命党人开展的武装斗争总体上分前后两个阶段，从同盟会成立到武昌首义前是第一个阶段，即联络会党，发展队伍，为武装起义做准备。他们遵照同盟会的指示，回到家乡，一方面继续“鼓吹革命主义”，一方面联络冯甲岭、宋一眼、展文友等地方会党和绿林武装，购买枪械，准备发动起义。1907年，刘纯仁前往豫西，与嵩县同盟会员石言等人深入伏牛山区和太行山区，依托山高林密的有利地势，加紧联络绿林武装，策反军队，发展革命力量，取得了较大成效，绿林武装王天纵部“暗通革命党，私购军火，图谋倾倒满清政府”[2]524。孟津、鲁山、宝丰等地的绿林武装也和革命党取得了联系。1911年3月，武昌起义前，刘纯仁、任芝铭率领一批革命青年南下，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广州起义。遂平县人李儒纯不仅参加了刘道一、蔡绍南发动的萍、浏、醴起义，还积极参加了武昌起义的筹备工作，并承担研制炸药的重任。不幸的是，在他和起义军参谋长孙武及部分工人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的一所房子里配制炸药时，因意外爆炸而壮烈牺牲。被毛泽东尊称为“妈妈同志”的任芝铭之女任锐在北京加入同盟会，参加了革命党人暗杀团，将生死置之度外，为京津地区的革命党人运送弹药。

武昌首义后，驻马店革命党人的武装斗争发展到第二个阶段，即与全国性的武装起义相互呼应，谋求河南独立。1911年10月10日，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武昌起义爆发并取得胜利，一月内就有13省份以及上海和许多州县宣布独立，全国迎来了民族民主革命的高潮。驻马店革命党人深受鼓舞，他们立即行动起来，全力策应。作为同盟会河南分会负责人的刘纯仁随即召集河南学界和新军中的革命党人，在开封禹王台法政学堂商议举事，组织开封起义，并计划兵分四路，分别举行武装起义，图取河南独立。之后，负责西路的刘纯仁与偃师革命党人杨源懋化装为乞丐，秘密到洛阳，以河南府中学堂为基地，潜结同志，策动驻洛阳的陆军某部反正，以响应反清起义，并与绿林武装王天纵部取得联系，商议会攻洛阳，因缺少枪械，又受到守城清军的顽抗，未能取胜。刘纯仁、杨源懋随即率部西征，与反清志士张钫率领的陕西东征军会合，继续东征，与清军多次血战，光复潼关等地。后袁世凯借南北议和之名，将西路革命军议和代表刘纯仁、季廉泉杀害。刘积学负责南路新（郑）、密（县）、叶（县）、宛（南阳）一路的联系工作，由于策划不周，也连连受阻。

革命党人在省内组织武装起义谋求独立的斗争一再失利，刘积学、闫梦松等人并不气馁，随即南下上海，持河南同盟会的公函向上海军政部都督陈其美和同盟会领导人黄兴求援，建议组织一支河南北伐队，从独立省区北伐河南，推翻清王朝在河南的统治。得到支持后，闫梦松速回新蔡与刘积勋、任芝铭、张应举等人一起组织淮上军，会同冯侠岭、展文友等民间武装三百余人加入河南北伐队，与安徽张孟介的淮上军会合，闫梦松任副总司令，5000余人的淮上北伐军浩浩荡荡，先后光复了皖北许多州县和河南商城、固始等县城，之后在新蔡东南三岔口与毅军姜桂题部交战，给清军以重大打击。单懋统、单懋钢、单懋修还联合汝阳、项城等地武装，组成“汝、新、项三县北伐军”，与淮上军相互呼应，连武昌、四川、陕西、山西等省的革命军也与淮上军取得了联系。声势浩大的武装起义，不仅令清军闻风丧胆，也使革命思想日益深入人心。

驻马店革命党人的多次武装起义和军事斗争，不仅表现了革命党人英勇不屈，不怕牺牲的斗争气概和献身精神，激励了驻马店人民的斗争热情，也一次次地从政治上、军事上和精神上给清朝统治者以沉重打击，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清王朝的统治力量。

二

辛亥革命`之后，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窃取革命胜利果实，资产阶级共和国名存实亡，驻马店人民又处于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下。为了捍卫辛亥革命的成果，反对北洋军阀的独裁专制，驻马店的革命者不畏强暴，继续组织力量，试图推翻北洋军阀的统治，完成辛亥革命的未竟之功。

1913年5月，闫梦松奉黄兴之命返回河南，一方面联络白朗起义军，另一方面鼓动新蔡县知事宣布新蔡脱离北洋军阀而独立。新蔡、汝南等县还组织武装数千，计划起义北伐。由于走漏消息，起义遭到河南巡防营的镇压而失败。任芝铭、刘积勋等流亡外地，闫梦松不幸被捕，在开封被杀害。1913年，反袁“二次革命”爆发。新蔡、汝南、确山、正阳等县的大批志士仁人群起响应。由于没有掌握武装，他们四处联络农民武装和会党。时任陆军五十九团独立团长的正阳县人刘凤桐和黄兴相约，将自己的队伍作为奋勇军北伐队，同样因计划泄漏而遇害。1915年，反对袁世凯、维护民主共和的护国运动在全国兴起，确山县农会对袁世凯的罪恶行径进行声讨，正阳县国民党党员于衡章积极参加反袁复国斗争。出身官僚地主家庭的正阳县国民党党员袁家驹，祖上与袁世凯结有联宗，父亲袁乃宽与袁世凯以叔侄相称，备受袁世凯信任。袁世凯要称帝复辟的消息传来，袁家驹即刻表示与父亲决裂，“不甘为其子”，并公开反对帝制。他还和陈伯平、赵寿鼎等人合谋，在北京新华宫正殿安装炸弹，欲将袁世凯炸死，虽未能成功，却体现出袁家驹捍卫共和的忘我和献身精神，且暗杀“其事成或不成，然意气所激发，不特敌人为之胆落，亦足使天下顽夫廉，懦夫有立志矣”[7]186。1915年12月，袁世凯发表接受帝位申令，1916年1月，汝南人张星槎就举起大旗，率领民众反袁称帝。4月，刘积学还与省内其他一千八百多名河南籍同乡一道，联名上书袁世凯，谴责其帝制自为是“不依法律，不顾道德，廉耻丧尽，千古无两”，不仅使自己成为天下人的谈资笑料，还使得全省同乡受世人讥笑，奉劝袁尽早退位，“倘仍顽强，执迷不悟，则天下之所以对公者，自有最后手段。”[8]13护法运动开始后，暗杀袁世凯未果的袁家驹从京返乡，声称奉黎元洪之命举兵护法。

虽然这些斗争都以失败而结束，然而，驻马店革命党人为民主共和而不折不挠、愈挫愈勇的革命精神却永远载入史册。此后，辛亥革命的浪潮在驻马店沉寂下来，革命党人内部也发生了分化。一些屡战屡败的革命党人对革命悲观失望，失去了斗争意志，有的则更加坚定了革命信念，继续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如任芝铭在辛亥革命失败后，一方面继续办学，一方面继续从事革命活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任芝铭看到了希望，他积极参与国共合作，成为共产党的真诚朋友和合作伙伴，为革命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三

驻马店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最主要的原因有二：

一是民族资产阶级力量过于弱小，缺少强有力的领导核心。

驻马店是个传统的农业区，经济落后，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居统治地位，百姓商品经济意识淡薄。甲午战争后，外国商品潮水般涌入，“民间向来服用，渐且取资于外洋，年复一年，暗中亏耗，闾阎生计，日就穷蹙”[9]，农民和手工业者大批破产，加剧了民众的贫困，这在客观上促进了民族资本的发展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兴起。一些有识之士出于爱国热情和对利益的追求，开始投资办厂，兴办新式工业。如毕业于开封地质学堂的遂平籍青年李儒纯就利用自己所学的知识，回乡与好友栗寿松开办了水晶矿厂和棉织厂。确山新安店石材厂、独山石灰厂、新蔡“育宁堂”制药厂、正阳棉纺织厂等均是当时知名企业。据不完全统计，从1895年至20世纪初，驻马店境内新设立的工厂达200余家，涉及纺织、压花、面粉、榨油、采矿、造纸、印刷等多种行业。商品经济也出现了短暂的繁荣。仅光绪三十年（1904年），汝南就有各种店铺210余家，确山县城的商铺有234家。民族资产阶级力量的逐步发展，使得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涌现有了阶级基础，而清政府派留学生、办学堂等，也在客观上为造就一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提供了条件。这些接受了西方科学和民主思想的知识分子，思想活跃，对政治充满热情，在内忧外患的刺激下，萌发了民主革命思想而成为革命的先锋和中坚力量。

尽管资本主义经济有了一定的发展，然而，驻马店民族资本的数量、质量、规模都十分有限。由于工商业发展滞后，民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十分幼弱，政治上相当软弱，没有形成强有力的领导核心，也无力担负起领导人民反帝反封、取得革命胜利的历史使命。

二是严重脱离群众，放弃对农民的宣传、发动和领导。

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中国的农民千百年来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地位低下，观念保守，随遇而安，惧怕变革，是尚未觉醒的阶层。然而农民中却蕴藏着巨大的革命力量。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没有意识到发动农民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平均地权”的主张虽触及到了农民最关切的问题，却是一个很温和的和平改造计划，并不赞成发动农民“夺富人之田为己有”，不能满足农民拥有土地的迫切要求。革命者本身力量很薄弱，又不肯对广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做广泛深入的宣传、发动，严重脱离群众，孤军奋战，失去了群众基础，失败就是必然的了。

驻马店人民具有悠久的斗争传统，这是深藏于民间的革命力量，是资产阶级推翻清朝专制统治的潜在同盟军。1899年新蔡民众的均粮斗争，1902年泌阳籍张云卿反清起义，1905年泌阳沙河店农民张彦德反清起义，1906年苗金声领导的波及遂平、西平、上蔡、泌阳、西平等地，数万人参加的仁义会起义，1908年上蔡弥陀会首领姜本阳制黄旗令箭反清举义……这些群众自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和喊出的“反清灭洋，打富济贫”口号，显示了天中农民的不屈和抗争精神。只要进行广泛而深入的宣传和发动，提出符合农民利益的政策主张，取得农民对革命的理解和支持，革命的力量就会无限壮大。遗憾的是，辛亥革命中，本地的革命者始终缺少对穷苦民众的宣传和发动，对民众在反赔款摊派、反抽捐加税、反洋教、抗租抢粮等斗争中表现出来的强大力量视而不见，以先知先觉者自居，轻视农民，放弃对农民的发动和领导。革命派也曾联络过同农民、手工业者有密切联系的会党（以游民和破产农民为主体的秘密结社）和新军（多数为穿军装的农民和学生），但却把他们视为成就英雄的被动力量。老百姓对革命派的主张和所作所为不理解，不支持，即便是与革命党人一起起义反清的宋一眼、展文友等会党分子，大多数并没有什么民主革命思想，参加起义的目的多是为了温饱，或是为了挣几个钱。蕴藏在社会底层的巨大革命能量远远没有得到开发。在我们目前看到的史料中，鲜有千人以上的革命行动。在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解救闫梦松的行动中，刘纯仁、任芝铭等聚众千人将闫劫出，“其实，劫闫之时，真下手者，十余人而已”[10]928，其余多为旁观者。号称5000余人的淮上军虽在一定程度上动员了群众的力量，造成了较大的革命声势，但是一遇到清廷的镇压，便很快溃散了。毛泽东深刻地指出“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11]16。

辛亥革命时期，驻马店的仁人志士为民主、共和，为民族的独立、人民的幸福，勇于担当，舍生取义，不屈不挠，前赴后继，与封建统治者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抗争。他们这种伟大的精神，是留给天中儿女的宝贵财富，激励着我们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建设更加美好的家乡而不懈努力。

[1] 张山甫．刘粹轩实录[Z]//刘粹轩年谱（稿本）．

[2] 河南省地方史志办公室．河南通鉴[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1．

[3] 鸿飞（张钟端）．平民的国家[J]．河南，1906（第一期）．

[4] 冯自由．革命逸史：3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1．

[5] 许泽林，等．新蔡县教育志[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

[6] 王日新，等．河南教育通史[M]．郑州：大象出版社，2003．

[7] 国父全集：2册[M]．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73．

[8] 中共河南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五四前后的河南社会[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

[9] 上蔡县光绪三十二、三历年各项禀稿（抄本）[Z]．

[10] 新蔡县志[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

[11] 毛泽东选集：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K257

A

1006-5261(2011)06-0095-05

2011-04-25

孙玉玲（1966―），女，河南驻马店人，副教授。

〔责任编辑 朱占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