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三思

又到年终回顾时。本刊并没有将视角局限于2010年，而是着眼自1998年以来的财政扩张，特别是1998年与2008年的两次积极财政政策。

回望1998年的财政政策，起码凸现三大思考。

一为积极是可以预见的。

2008年8月4日。财政部原部长项怀诚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曾谈到1998年积极财政政策的由来。“我接班后，提出发行适度的国债，启动积极的财政政策。当时部里给我提出这个建议的最主要是三个人，第一个是现在的财政部副部长张少春，第二个是现在的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肖捷，第三个是现在的财政部经建司司长王保安(现财政部部长助理)，这三个人给我提出建议：现在货币政策不行了，该由财政发债发挥作用了。现在看来他们都是有识之士，我没什么‘识，只是把这些建议汇报给了中央。”项怀诚当时如此回忆道。

由此可见，1998年的积极财政政策，是由财政部门主动提出的，财政部门也提前预见到了积极财政政策。

因此，亚洲金融危机狂澜下j中国政府的CFO是淡定的。

积极是可以预见的，这应是1998年那轮积极给我们的一大启示。那么，未来下一次危机如果来临，我们是否可以事前预见到积极昵?

另一大思考则是：积极。如何让政府理财与公司理财实现双赢。

1998年如何积极?我们至今印象深刻的是搞了众多基础设施。2009年全国“两会”期间，本刊记者特意与几位企业家和市长进行了探讨。

企业家表示：那时外需没有受到影响，积极财政把路修通了，我们企业就可以在路旁办厂生产，然后再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