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四益/文 谢春彦/ 图
我进大学是在1957年秋。轰轰烈烈的“反右斗争”,正在我准备应考期间,无暇顾及。因为是从北京病休回沪之后以“同等学历”报考,所以连中学如何“鸣放”,如何“辩论”也不知晓,每天只是照例到附近的虹口公园温课复习。公园里人不多,很清静,回想起来倒像是桃花源中人。
及至入学,一进校门便见两旁一片“反击”的大字报,上面点名的记得有孙大雨、王造时、王中诸人,还配有漫画。孤陋寡闻,均不知先生何许人也,只记得把王中画得赤膊上阵,张弓搭箭,如凶神恶煞一般。后来才听说他原来是资格很老的共产党员,只不过新闻观点与时新潮流有异,在外地的学术讨论会上“鸣放”了几句罢了。
到了开学,高年级还在开批判会,我们新生则忙于熟悉大学生活,成立党团支部,凡事自有班主任指点,依旧是宿舍、食堂、教室,三点一线,多了的不过是去图书馆抢位子罢了。
到了第二年,情形便不同了。“反右”过后,都知道了共产党的厉害,凡有号召,莫不积极响应,而上面的花样也真是层出不穷。
先是说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怎样破除?怎样解放?就是要“敢想敢说敢做”,不要迷信洋人,不要迷信古人,不要迷信权威,不要迷信教授。辗转传达下来的讲话,还有许多闻所未闻的妙论,如从来都是年轻的打到年老的,没有学问的或学问少的打倒有学问的或学问多的;历史上成大事的都是年轻人,赤壁之战时曹操已经五十多岁,而周郎只有三十四岁,诸葛亮、孙权更是年方二十七,结果是年轻的打败了年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