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至民国时期对蟋蟀行为的观察和认识

陈天嘉

(北京大学 科学与社会研究中心，北京 100871)

任定成

(北京大学 科学与社会研究中心，北京 100871;中国科学院 研究生院人文学院，北京 100049)

0 导言:蟋蟀博戏与动物行为知识

雄性蟋蟀不需要具体的资源(如配偶、领地或食物)，就表现出很强的斗性，而且，其争斗手段相对单一、高度模式化(利用牙齿进行撕咬、扭打)，便于观察。因此，动物行为学(ethology)中常把雄性蟋蟀作为研究争斗行为的模式生物。［1］研究争斗行为的一个基础，就是给出模式生物的行为清单，概括出模式生物的行为模式。

自《诗经》时代直至明、清，蟋蟀在中国文献中都占有显著地位。［2］蟋蟀的豢养和玩赏最先兴起于唐代宫廷和上层社会。在宋人顾逢的《负暄杂录》中记录了唐代天宝年间长安富人“以万金之资付之一啄”的盛况［3］。根据留存下来的文献与迄今为止发掘的文物，可以判断，斗蟋活动到宋代已经发展得十分考究，此后经历了唐、宋、元、明、清、民国各个时期，至今仍在民间盛行不衰。国人在豢养蟋蟀和民间博戏活动过程中，对蟋蟀分类和生活习性等方面提出了诸方见解，积累了一批专门的蟋蟀著作，逐步形成了较为精细的知识体系。

中国博戏中，也有斗鸡和斗鹌鹑方面的文献传世，但是蟋蟀专著的数量最多。据笔者目前掌握的资料统计，自明代至民国存世的蟋蟀文献就多达20余部，其中绝大部分文献都是以蟋蟀谱、蟋蟀经的形式出现。与一些记载蟋蟀的类书、笔记和文学作品相比，这些“谱”和“经”的内容专业而丰富，是集中反映古代和近代蟋蟀认识体系的核心文献。本文的目的，就是解读这些文献，研究中国古代至民国时期对于蟋蟀行为的观察和认识。

1 栖息与节律

古人认为，蟋蟀的品种选择是斗蟋比赛获胜的首要条件，因此发展出一套考究完备的“相虫”知识体系。要捕捉到优良品种的蟋蟀就必须熟悉其活动场所和活动时间，全面掌握蟋蟀的生活规律。

1.1 栖息

《促织经》论赋开篇就提到了蟋蟀的栖息环境:

暖则在郊，寒则附人或在壁，或在户，或在宇，或入床下，因时而有感……生于草土、垒石之内，诸虫变化。隔年遗种于土中……出于草土者，其身则软;生于砖石者，其体则刚;生于浅草，瘠土、砖石、深坑、向阳之地者，其性必劣……背阴必娇，向阳必劣。深砖厚石，其色青黄;浅草薄泥，其颜黑白。(［4］，7页)①涉及斗蟋的古文献，有不少版本，其中有些被后人标点，但标法不一。本文引用的古文献，是笔者在斟酌不同标法的基础上，选择或自行给出的标点。

蟋蟀的栖息地主要在草地泥土和石块堆积之处。天暖则活动于野外，天寒则寄居于人的居所。

蟋蟀的体质与其栖息环境密切相关。古人十分重视优质蟋蟀的生活环境。在蟋蟀体质与栖息环境的关系中，生长环境的优劣起到了决定作用。蟋蟀适宜栖息在阴暗潮湿的地点，而贫瘠的土地、干燥的砖石以及光照强烈的地点都不适合蟋蟀栖息，即使长为成虫也是劣虫。另外，栖息环境还会影响体色，厚石中多产青黄色品种的蟋蟀，而浅草泥土中多产黑色或白色品种。

进一步，在综合了栖息环境条件与蟋蟀体质特征的基础上，古人认识到不同体色的蟋蟀及其形态与品质优劣也存在着关联。

大抵物之可取者，白不如黑，黑不如赤，赤不如黄。赤小黑大，可当乎对敌之勇;而黄大白小，难免夫侵凌之亏。愚又原夫入色之虫:赤黄色者，更生头项肥、脚腿长、身背阔者为首也。黑白色者，生之头尖、项紧、脚瘦、腿薄者，何足论哉!［5］

生活在不同环境中的同一种生物，会有不同体貌外形特征，这是符合现代生物学理论的。

1.2 节律

古人已经掌握了蟋蟀的生长节律，对蟋蟀的活动时令与生长周期有较为全面的观察和认识。

若有识其时者……又尝考其实矣，每至秋冬……若夫白露渐旺，寒露渐绝，

(［4］，7 页)

蟋蟀的主要活动时间是每年的秋冬季节。蟋蟀对时令变化非常敏感，“若有识其时者”，即仿佛通晓时令物候一般，其活动体现了一定的季节性节律。

白露是二十四节气的第十五节气，在农历九月七日或八日，意思是夜凉、出现露水。寒露是二十四节气之第十七节气，在农历十月八日或九日，意思是气温下降、露水更凉。蟋蟀的生长旺季是每年的十月，此时出现大量成虫，而到了十一月便逐渐绝迹。

对于蟋蟀的生长周期与生长机理，古人认为:

序属三秋，时维七月，禀受肃杀之气，化为促织之虫。述其奥妙之玄机，乃作今时之赌赛。(［4］，7页)

农历八月，蟋蟀感受深秋的肃杀之气孕育而生，这属于中国传统的气论思想，认为万物由气而生［6］。所谓“奥妙之玄机”，则表明古人已经认识到蟋蟀的生长与环境、时令的关系存在很深奥的规律。

蟋蟀属于夜行昆虫，古人对蟋蟀的昼夜节律行为有过细致的观察和描述:

每至未申，便当下食;但临子丑，且听呼雌……只窝在石岩泥穴。时当夜静更深，叫彻风清月白……下食须当过日中，若还不准是场空。［4］

蟋蟀每日下午1点至5点进食，晚上11点至3点开始鸣叫召唤雌蟋蟀交配。夜深之时，正是蟋蟀活动频繁期。

2 环境调节与蓄养

古人认为，蟋蟀的蓄养知识来自养虫者对昆虫的喜爱之情，是建立在谙熟昆虫习性基础上的:

君子之于爱物也，知所爱。知所爱，则知所养也。知所养，则何患乎物之不善哉!……夫养虫者如养兵，选虫如选将。［7］

古人采取拟人手法描述和解释一些自然现象，把养蟋蟀跟养兵相比，把选蟋蟀跟选将军相比。斗蟋蟀常常被看作一场激烈的战斗，屡获奇功的蟋蟀都被封为“上将军”称号，对争斗模式的描述也大量借鉴了中国兵法中的概念。

一旦完成“选将”，即选取了优质的蟋蟀品种，就开始“养兵练兵”。多数蟋蟀文献都包括了“论养”这一主题，在其内容上相对丰富而考究。总体来说，关于蟋蟀的环境调节与蓄养的认识与实践体现在两个方面:蟋蟀盆与环境调节、进食与用药。

2.1 蟋蟀盆与温湿调节

蟋蟀捕捉后需要豢养在特定的容器中。这容器可以是银笼、漆笼、竹笼、金漆笼、板笼［8］，但更多的是陶罐，也称为蟋蟀盆。选取合适的陶罐蓄养蟋蟀，实际上就是确保蟋蟀生活在适宜的温度和湿度环境之中。

南宋贾似道(1213—1275)详尽地记载了盆养蟋蟀之法:

盆须用古，器必要精。如遇天炎，常把窝儿水浴;若交秋冷，速将盆底泥填。［4］

陶土罐在温度控制、吸水保湿方面确实优于金属、竹笼。

图1 1966年镇江南宋墓出土的陶制过笼(《文物》1973年第5期封3)

在蟋蟀罐中还会放置过笼和水槽。过笼也叫铃房，是长方形的陶制容器，两端有孔，蟋蟀可以穿过，因此得名。［9］过笼里能够容纳两只蟋蟀，是蟋蟀平时生活、繁殖的居所［10］，放在蟋蟀盆中配套使用。打开蟋蟀盆时，蟋蟀会躲进过笼中，可手握过笼安全转移蟋蟀，避免其受惊受伤。①今人还使用内部中空、上连木棒的竹制长方小盒转移蟋蟀，旧时北京称为“提舀”，现在也一并称作“过笼”。。

值得一提的是，1966年镇江一座南宋墓中出土了制作精美考究的陶制蟋蟀过笼(图1)［11］，是目前出土最早的蟋蟀用具，造型与现今已基本无异，推测当时与之相配套的蟋蟀盆也极有可能为陶盆。蟋蟀用具在南宋后期已经发展成型并流传至今。通过此过笼的加盖设计结构还可以推断，南宋已经认识到蟋蟀避光的特性。民国李大翀也强调忌讳反复打开蟋蟀盆让蟋蟀见光，“最忌频频开盆看之，尤不可向日中观看”。［5］

古人已经掌握了根据温度对蟋蟀生活环境进行初步温控的方法，主要体现在对蟋蟀盆的选择上。在早秋时，新虫需选取古旧的蟋蟀罐为宜。主要由于旧盆比新盆温度略低，在初秋时节，天气还热，新虫适合在更凉爽的环境中蓄养。而到了晚秋，则需要更换温度略高的新盆来保证蟋蟀的环境温度不要过低:

盆须用古不须新，盆热天炎色要昏。养过重阳九月九，旧盆不用换新盆。［4］

重阳节后，在10月前后更换新盆。盆的选取原则就是保持环境温度的适宜，同时结合不同的温度，盆的位置也要进行适当调整:

新虫调理要相当，残暑盆窝须近凉。渐到秋深畏风冷，不宣频浴恐防伤。养时盆罐须宽阔，下食依时要审详。［5］

在过热的外部环境下，需要将蟋蟀盆放置于凉爽处，早秋蟋蟀在放入凉盆的同时还要放到湿润的地方:“早秋戳底凉盆，放湿润处养之”［4］，并每日将蟋蟀盆“用冷茶浸湿两次”［5］。而深秋天气转凉，则不能频繁为蟋蟀洗浴。对于新虫来说，在湿度方面，则要保证罐内湿润，而过笼作为蟋蟀的狭小活动空间则应保持干燥:

瓦儿常要湿，窠儿常要干，盆中休宿水，天热莫常观。［4］

到了晚秋，蟋蟀已老，在温度上就要特别注意保暖:

晚秋之时，虫将衰老，喂养尤难。须合食荤腥，安于藏风温暖之处，勿使受冷。［4］

从蟋蟀罐的选择与温湿控制手段来看，中国古人和近人已十分清楚配合蟋蟀盆的外部阴润环境和过笼的内部干燥环境，在不同的时令为蟋蟀营造最适宜的生长条件，确保蟋蟀的健康。

2.2 进食与用药

蟋蟀属于杂食昆虫，以各种植物为食。例如中华蟋蟀(Gryllus chinensis)，就以植物根、茎、叶、种子和果实为食，于夜间取食，咬食植物近地面的柔嫩部分。

古人对于蟋蟀的杂食特点十分了解，在豢养过程中又加进了动物性食品，还有针对性地配制了调养性的药。有趣的是，与古人把尿液及其制品用作人类药物［12］相似，蟋蟀豢养过程中，古人也把童便和蚯蚓粪等动物排泄物作为蟋蟀的药物。《促织经》就提出了若干进食与用药及其对应的功效和疗效(表1)。

表1 《促织经》［4］记载的蟋蟀进食与用药及其功效和疗效

饲养环节直接关系到蟋蟀的品质和争斗中的胜败，在品种相近势均力敌的情况下，其效果尤为突出。

早秋时期，刚捕捉到的蟋蟀需喂白花草(墨旱莲)来泻尽体内的泥土，之后便要根据食谱按部就班地精心喂养。蟋蟀日常最主要的食物是小米、白米，“鸡豆菱肉尽非宜，不及朝朝黄米饭”［4］。现代蟋蟀养家仍然将小米、白米作为蟋蟀的主要食物［13］。从今天的食品营养角度分析，用于晚秋使衰老蟋蟀“养体助力”的植物类作物如小米、栗子、芝麻等，都含有丰富的维生素、脂肪酸，而虾、蟹、鳗鱼等水产品的蛋白质、磷脂含量也相对较高。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昆虫所具备的疗效。据《促织经》所载，“水边红虫”、“带血蚊虫”［4］有促进消化、进食的作用。水边红虫就是摇蚊的幼虫，一般用作垂钓鱼饵之用，有易消化的特点。

此外，在不同时节蟋蟀的食量随气温、年龄逐渐变化，对此，在多部著作中，都有详细的论述。民国时期刊印的著作也可以印证这一点(表2)。

表2 《蟋蟀实验录》［14］中提出的三秋蟋蟀食量变化

3 求偶、斗性与配雌

雄性蟋蟀性成熟之后，会通过鸣叫行为召唤雌性蟋蟀进行交配繁殖，并且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古人发现，雄性蟋蟀经过交配后，会变得身体有力，斗性增强，战斗力有所提升，不同于其他动物交配后筋疲力尽，即所谓“过蛋有力”［15］。

在现代动物行为学中，与雌蟋蟀的交配或雌蟋蟀的在场均可提高斗性已经被学者确证:亚历山大(Alexander)发现，先前的失败者通过与雌蟋蟀交配可以获得极强的斗性［16］;伯克(Burk)发现，雄蟋蟀通过接近雌蟋蟀而不与之交配也可增强斗性［17］。从今天的行为学理论来看，配偶、身体大小、体重、饥饿程度、战斗经验都是动物的重要资源值指标，这些指标上的差异会形成作战动机的不对称，影响作战个体的斗性［18］。

3.1配雌

中国古代蟋蟀养家对于繁殖行为和蟋蟀斗性的关系有一定认识，将合理的配雌手段作为提高蟋蟀斗性的技术之一。虽然斗蟋蟀一般都用雄蟋蟀，但为了保证雄蟋蟀的斗性，玩家在养雄蟋蟀之前，一般都要按照数倍于雄蟋蟀的数量精心挑选雌蟋蟀来喂养。

捕捉雌蟋蟀的时机有讲究。据记载，必须在白露之前也就是蓄养雄性蟋蟀之前就要先蓄养雌蟋蟀(三尾):“到秋先收白露前三尾养之，三五日浴一次，过蛆后，虫身体健，交锋有性。”［19］

选择雌蟋蟀有严格的条件。古人已认识到雌蟋蟀同样也有斗性，并且在交配过程中可能会对雄蟋蟀造成伤害。在选择上要求雌蟋蟀体型不能过大，选黑色小个的为宜，并要剪去触须和爪子，在交配之前要喂饱，以免咬伤或咬死雄蟋蟀:“必要黑头身更小……择其小黑者，伴老总无忧。”［20］

交配频率要因时令有所调整。如中秋时节，蟋蟀已到中年，交配频率应有所降低以防过度消耗体力，影响战斗力:“斗夫中秋促织，如人中年，观虫者亦须推度。须用起落三尾，不可共盆，恐其昼夜呼雌起翅，过损蛩体。”［21］

此外，古人还发现，雄蟋蟀可能会误以为雌蟋蟀是同类而发生争斗，因此要采取措施避免这样的情况发生。雄蟋蟀尾部有一对长尾须，雌蟋蟀在一对尾须之间还长有较长的产卵管。所以雄蟋蟀也叫“二尾”，雌蟋蟀也叫“三尾”。古人采取除雌蟋蟀触须的办法，避免雌雄相斗:“三尾宜剪去双须，以免雄虫认为同性而斗。”［5］

3.2 辨雌、忆雌与厌雌

根据雄蟋蟀发生鸣叫行为时雌蟋蟀的位置和地位，古人把雄蟋蟀相对于雌蟋蟀的状态分为三类:辨雌、忆雌和厌雌(表3)［20］。在辨雌情况下，雌蟋蟀在雄蟋蟀身边，雄蟋蟀的鸣叫意味着对资源的辨识和占有，此时雄蟋蟀斗性最高。若雌蟋蟀在不远的地方，雄蟋蟀的鸣叫即意味着需要进行交配。如果雄蟋蟀对同一只雌蟋蟀已没有兴趣，便不会与其交配，这时，应即时更换雌蟋蟀，不要让雄蟋蟀过度鸣叫浪费体力:“呼雌之法与君知，不贴之时便换雌。一个不贴又一个，若还呼久太非宜。”［20］

另外，要等到雄蟋蟀呼雌很急的时候，看到雄蟋蟀身体向后倒退，摇动尾须，看见雌蟋蟀不张开上颚，这时放下雌蟋蟀，两虫会马上交配:“须候虫呼唤雌至急，看将身倒退，摇尾不止，见雌并不张牙，则下元雌落盆，可立等其过蛋。”［22］

这些认识已初步深入到解释层面，是中国古人对蟋蟀的鸣叫行为、交配行为和斗性相互关系的综合认识。在现代动物行为学研究中，性选择、行为进化、争斗与社会地位分配是重要的关注点，辨雌、忆雌和厌雌本质上体现了雄蟋蟀对雌蟋蟀资源值的感受差异。无论交配与否，雄蟋蟀都会赋予雌蟋蟀相应的资源值，直接影响自身的斗性。

表3 《王孙鉴》［20］中雄蟋蟀的辨雌、忆雌和厌雌状态与因应措施

现代研究表明，蟋蟀的不同鸣叫声，表达了其不同的行为状态:召唤声，是向远方异性发出的主动信号;求偶声，为的是激起雌虫的求偶反应;争斗声，两雄相遇时为争夺领域、配偶、食物而发出的鸣叫，是两雄虫争斗前的示威。［23］在辨雌、忆雌情形中，雄蟋蟀主要采用了求偶声和召唤声。

对交配行为的发生时机的把握，古人主要依靠具有呼雌功能的鸣叫行为，若雄性蟋蟀不鸣叫呼雌，不要放入雌性蟋蟀:

蛩声不发莫添双，呼叫连绵情性狂。三尾黑头须是小，剪须去爪正相当。［4］

在厌雌情况下，如果不及时更换雌蟋蟀，雄蟋蟀就不会交配，欲求无法满足，严重影响斗性。可见，古人已掌握了通过调控蟋蟀交配行为来影响斗性的技术。

4 争斗

古人对蟋蟀的争斗行为有丰富的观察，对斗性与资源的关系有一定认识，尤其是对争斗行为模式的认识甚至比当代行为科学家的研究还要细微。

4.1 斗性与资源的关系

现代动物行为学认为，争斗双方的斗性乃至胜负与其资源值有着直接的关系。资源值包括食物、领地、配偶等等［16］。中国古人已经认识到，蟋蟀产生争斗行为的原因是为了争夺领地和配偶:

虫斗有二，争母争窝也。每天早晚用败筒二，置过笼一于盆内，一面将虫下盆，一面擦罐芡虫，乱斗半月后，习以为常，对自勇斗矣。［24］

根据动物行为学的观点，占有领地资源的蟋蟀，由于赋予领地更高的资源值，在遇到入侵者后会展现更高的斗性。蟋蟀盆是蟋蟀的日常栖息之地，但却不能作为争斗的场所。古人认为，在蟋蟀盆中争斗的胜负会出现偏差，“盆中莫斗，斗有屈输”(［4］，91页)。盆中战斗不能作为评判蟋蟀强弱的标准。

古人也发现，摄取食物的多少也能影响蟋蟀的斗性。在蟋蟀争斗之前，古人强调“邻日带饥将出斗，依然还做上将军”(［4］，88页)，认为适当的饥饿可使蟋蟀保持一定的斗性。(表4)

表4 《促织经》［4］和《秋虫志异》［24］中对蟋蟀斗性和资源关系的认识

图2 蟋蟀争斗升级过程中的第4—6个层次(文献［1］，340页)

4.2 斗品

蟋蟀的战斗是高度模式化的。霍夫曼(Hofmann)和施尔德伯格(Schildberger)发现，蟋蟀的战斗通常分为6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一方逃跑，表明蟋蟀没有经过具体争斗即分出胜负。如果没有蟋蟀逃跑，战斗便进入下一个层次，而且可能逐步升级为以下5个层次:触角战、单方张上颚、双方张上颚、上颚战、搏斗。上颚战中，双方互咬住对方的上颚，并推挤对方，战斗时一面摔跤一面撕咬(图2)。［1］

与现代动物行为学的认识相比，中国古人对蟋蟀争斗模式的观察更为细致，对“上颚战”与“搏斗”两个层次描述和分类要细致得多，将其细化为10余种情形。

古人将蟋蟀的争斗模式称为斗品。古谱中的斗品包括:双做夹、造桥夹、磨盘夹、链条夹、狮抱腰、猕猴墩、丢背、仙人躲影、王瓜棚、绣球夹、黄头儿滚［20］等，这些斗品都是用来形容蟋蟀在“上颚战”与“搏斗”层次的具体争斗方式(表5)。古人对于斗品的命名有不少被延续下来，为现代斗蟋玩家所使用［25］。

表5 《王孙鉴》［20］中的蟋蟀斗品及其意义

根据动物行为学的观点，动物发生争斗行为前会进行战前评估，展示双方的资源占有潜力(resource holding potential，RHP)之差异，最终低RHP的一方逃走，在预知败局已定的前提下降低了时间和能量消耗，以及受伤的风险。

古人发现，蟋蟀在争斗过程中会出现斗口与斗间两种情况。斗口指对敌虫采取撕咬的主动进攻策略，说明敌虫的战斗力弱，我虫会直接进攻;斗间则指对来犯的敌虫采取谨慎的周旋策略，表明敌虫的战斗力强:

虫斗口者，勇也;斗间者，智也。斗间者，俄而斗口，敌虫弱也;斗口者，俄而斗间，敌虫强也。［26］

《秋虫志异》中曾有过对各种争斗模式与蟋蟀战斗力关系的推断，从咬斗的时间来判断蟋蟀的战斗实力:

斗法:快口清口，上也。等口凿口，次也。急口，又次也。缓口滑口，下下。(［24］，33 页)

清代《蟋蟀谱》中，记载了六种胜利方式，基本都是采用军事术语［27］，以拟人的语言理解蟋蟀的争斗行为(表6)。

表6 朱皆山《蟋蟀谱》［27］中对蟋蟀争斗策略的观察与认识

5余论

中国古人和近人对蟋蟀习性的观察和认识细致入微，包含很多有价值的信息。在重要国际学术刊物上报道的工作中，已有部分当代动物行为学的工作是根据中国斗蟋经验和认识所做的验证和延伸研究［30、31］。可见，中国斗蟋知识是当代动物行为学研究的重要资源。动物行为学是一门历史不长的新兴自然科学学科。此前的中国动物学史研究往往只关注到中国人对于动物的形态、生活习性等方面的认识，忽视或轻视了在动物行为学的概念框架下，中国人对于动物的观察和认识。

受霍夫曼工作的启发，我们在本文中尝试用现代动物行为学的认识框架对中国古代和近代斗蟋经验进行研究整理。这是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向。我们相信，除了本文工作揭示的信息之外，中国古代至民国时期的斗蟋文献还蕴含着更多有待从动物行为学视角进行整理的信息。这些信息不仅对于我们重新认识中国动物学史是有意义的，而且也会对当代动物行为学的研究提供资源和灵感［32］。

以对蟋蟀争斗行为的观察为基础，中国人在斗蟋过程中还发展出了利用一些专门的斗蟋工具如芡草等人工干预斗蟋过程的手段，这些干预手段类似于现代科学中的受控实验。再者，斗蟋群体及其活动方式也有自身的特点。这些都可以从科学智识史和科学社会史上深入开展研究，而且有可能导致我们对于中国传统认识方式和思维风格的新认识。

致 谢北京大学任定成小组成员对本文各个阶段的研究工作提出了中肯的意见，审稿人对本文提出了宝贵的修改建议，谨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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