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薇
(上海城市管理学院,上海 200335)
目前国内致力于解释政策选择和调整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两个理论范畴,一为政策工具选择理论,一为政策变迁动力理论。
关于国外政策工具选择的理论介绍已有不少文献[1][2][3],也有学者结合中国转型期的特征,运用政策工具理论,指出20世纪90年代改革开放进程加快后,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经济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社会团体数量和民办非企业数量也迅速增加,社会异质性增加,政府能力下降,政府采取的政策工具由强制性较高的工具变为强制性较低的自愿性和混合性工具[4]。
关于政策变迁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并不多。比如柏必成综合国外理论将影响政策变迁的因素分为外部和内部两大类,并提出了一个基于中国国情的变迁动力机制[5]。
笔者同意政策工具理论和政策变迁理论为解释转型期政策选择和转变提供了有洞见的假设。但由于较少实证研究,很难概括性地推翻或验证这些假设。众多政策领域所面对的问题有不同的历史背景和特质,难以想像单一的宏观理论框架可以适用于具体的政策领域。
本文选择经济转型期的促进就业政策、特别是上海的小额贷款政策,作为研究政策选择和政策变迁的实例,主要基于三点考虑,并涉及三大理论范畴:
第一,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就业政策从无到有,具有转型期政策的典型性,涉及政策工具选择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