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杭庆
(复旦大学公共行政系 上海 200433)
基于网络技术传递而指导政府服务的电子政府,已成为各国政府再造的策略性措施之一。[1]中国政府也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开始探索运用先进信息技术来提升公共部门的治理效能,加强政府服务公民社会的能力,以打造有特色的“数字政府”。在过去的数十年中,对信息技术的资金投入在不同层级的政府预算中呈现逐年增加的趋势,越来越多的新技术缓慢却持续不断地在公共部门中得到运用,并日益被纳入制度化的规范中。从某种意义上说,信息技术似乎以前所未有的热情为中国的公共行政变革做好了准备。然而,随着种种实践的不断深化,越来越多的现实证明,现代信息技术的引入,虽然对传统科层结构带来了许多挑战,但并不必然会促使公共部门“扁平化”进而提升组织效能(Attawell and Rule,1984;Dutton and Kraemer,1985;Kraemer and K ing,1979,1987;Holden,2003)。[2]考虑到中国数字政府的发展规模、范畴和速度,我们有必要进一步追问,在技术与组织互动的过程中技术究竟以何种机制影响组织运行?技术的“内在结构”与组织的刚性结构相遇时,其互动机制又如何?
按照技术决定论的观点,连接技术和组织的因果机制是简单直接的,即“信息技术—→可以预见的组织变迁”,依据这这样的推论,电子政务的引入会导致一系列可以预见的变化,其中包括日渐消失的等级界限、不断增长的跨功能团队,更加合作的文化以及更加容易跨越的组织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