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共识引领多样：价值多元背景下高校德育的使命

曹清燕

(中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长沙，410012)

以共识引领多样：价值多元背景下高校德育的使命

曹清燕

(中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长沙，410012)

当今社会价值多元的现实使个体选择价值目标的自由度增加，也将高校德育置于一个价值引导的复杂境地。面对大学生多元的价值选择，坚持“价值无涉”和“价值中立”，实质是放弃德育的价值引导权利和职责，不仅会导致大学生价值系统的紊乱，而且会消解德育本身。高校德育不能陷入价值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泥沼，而应自觉地承担和树立起价值引导的使命和信仰，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价值共识，引领多样价值观，促进大学生的道德成长和全面发展。

价值多元；德育；共识；核心价值

一、高校德育“遭遇”价值多元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结构、组织形式和利益格局的深刻变化，身处“中西古今”十字交叉经纬的中国，现代与传统、新生与腐朽、先进与落后、光明与黑暗、现实与虚拟等水火不容的现象交织、纠缠在一起，人们用多种思维角度思考价值问题，许多新的价值观念得以形成，人的价值观也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正如学者所说：“各民族、各地区、各群体的文化对话、交流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各种价值观念的碰撞、冲突更加激烈，增加了个体价值目标的选择自由度，激发了价值主体个体性特征的张扬，从而使得社会价值多元化更趋于明显。人们不再习惯于一种声音，‘嘈杂’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特征。”[1](229)

在传统社会里，由于有着统一、同质的社会结构，与其相适应的价值秩序有着一种支配个人和社会生活诸领域的统一的“整全性”价值，它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对人及社会生活起着一种普遍性的制约作用。现代社会中社会结构的改变，使得统一的价值世界随之崩溃，领域分化、多元分殊。在一定程度上，它虽消解了传统社会中“崇高”对“渺小”的凌驾，“普遍性”对“个体性”的压抑，但也导致了新的困境。如果说强调崇高、强调普遍性是“本质主义的肆虐”的话，对崇高和普遍性的消解可以称为“存在主义的焦虑”。前者强调标准、根据、尺度而淡化个体的选择，因此，这是一种“没有选择的标准的生命中不堪忍受之重的本质主义的肆虐”的生活，[2](150−151)是痛苦的。而后者则凸显个体选择，但淡化选择标准。价值取向的多元化使得确认思想的根据、选择思想的标准、评价思想的尺度都失去了绝对的意义，个体和共同体之间不同的价值观没有高低优劣之分，因此无法给出确定的等级秩序，它们差异并存、不可通约，甚至彼此冲突、难成共识，这就是韦伯所谓的价值世界中“诸神的斗争”，这是一种“没有标准的选择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存在主义的焦虑”。[3](56)所谓“没有标准”，其实质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标准”缺失，而是面对多种标准，选择主体无法发展起自己稳定的价值甄别力，从而在关于生活的意义等问题上无法形成正确的价值理解和价值行为，导致精神危机和意义失落的出现。

德育的使命是启迪智慧、滋养生命，它由人的生存、发展活动所催生，是人应对其生存困境，保障、改善、提升自身存在状况和发展境界的产物。“人的生存和发展必须建立在三种关系之中：一是与自然的关系，这是与人的生命体的维持和种的延续直接关联的必要关系；二是与他人即社会的关系，这是与人的感性活动及本质存在直接关联的必要关系；三是与自我的关系，这是与人的自我存在与发展直接关联的必要关系。”[4](31)对于人的存在和发展而言，任何一种关系的缺失都有可能使人丧失存在和发展的条件。然而，这些关系不会自动地获得合理的形式，更不会自动地和谐起来，而必须通过人自身的实践活动来实现，德育就是这样一种实践活动，从原始社会与生活融为一体的德育到今日专门化的德育，其之所以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正是因为它源于人的生存、发展所需。在人生存、发展的三种关系中，人确证着自己的价值，在处理这三种关系的社会生活实践中，人逐渐形成自己的价值取向和价值观。因此，德育本身便与价值观有内在关联，它必然要关涉价值观，其宗旨就在于通过引导人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从而促进人的道德成长和全面发展。

价值多元的出现客观上使整个社会的德育问题复杂化了，太多的选择自由、太少的取向确定性；太多的自我负责、太少的外在监督；有许多的生活机会，也有太多的精神健康隐患。这个时代的德育比封闭社会和价值确定性时代的德育要远为困难。高校德育以大学生为对象，而具有较强自我意识的大学生受价值多元的影响更为深刻。价值多元已经成为一种真切的实存力量，成为一种影响大学生发展的文化环境，对当代大学生的思想道德和价值观念产生了弥漫式的广泛影响。而多元的彼此冲突的“道”，必然使得无论是教师还是大学生个体的“德”无所归依，高校德育原有的简单传授道德价值、促成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形成的方法显然不足以应对复杂的现状，因为当道德价值多元时，我们往往迷惑于该教什么，该学什么。而另一方面，面对大学生心灵的痛苦、精神的焦虑、人生的困惑、价值取向的迷茫和价值生活上的无所适从，人们对高校德育一如既往地寄予厚望，期望它能为大学生排疑解惑，帮助大学生解决精神世界的矛盾，促进他们心灵世界的安顿、道德品质的完善、精神家园的建构和健康地成才成长。于是，我们不禁要问：在价值多元背景下，高校德育该何去何从？

二、高校德育中“价值中立”、“价值无涉”的局限性

马克斯·韦伯曾以承认价值体系的多元差异与冲突为事实前提，提出了“价值无涉”的主张，在韦伯看来，深处一个“诸神冲突”的时代，所有的价值判断都无所谓高低优劣之分，与此相关，课堂只是讲授客观知识的场所，“教师不应是领袖”，教育和学术研究必须保持价值中立。如果教师利用这样的机会“趁机兜售自己的见解”，那是后果不堪其忧的做法。

应该指出的是，韦伯代表的“价值中立”的立场源于价值相对主义，它不承诺存在普遍的价值标准，因此就无所谓指导生活的伦理体系。它消解了普遍意义上的价值权威，但因此有可能破坏公共生活，使共同生活变得不可能。价值相对主义虽然注意到了人与人、文化与文化间的差异，但夸大了这种差异，忽视了人的共同性，从而也忽视了人解决其所面临的共同社会的共同问题的需要等。由于夸大了价值之间的不可通约性，最终还会滑向价值虚无主义的深渊，因为既然每个人都自由地选择自己的“上帝”，尽管这种“上帝”实质上可能是“魔鬼”，这样上帝与魔鬼不分，最终将丧失善恶标准，不仅造成社会生活分崩离析，亦会造成个人精神生活的封闭从而造成人的退化。

与价值相对主义相联系的是“原子式自我”的“主体性原则”，这种“原子式自我”不具有任何社会内容和社会身份，“他”一定程度上斩断了与历史的联系，但也因此失去了存在和发展的依托；“他”一定程度上又斩断了与未来的联系(当下即是，及时行乐)，在这种只剩下现在、瞬间的体验中，当下即是的心态必然以贝尔所描绘的感性的“及时行乐”为归宿，其自身的存在也变得“孤立”、“单向度”；“他”一定程度上又斩断了与他人、社会的联系，在过分执迷于“小我”，失去了“大我”的“他”必然成为一种“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悬浮之物。而以这种“自我”作为价值判断的基础，必然使价值存在丧失历史、文化和现实之根，也必然拒斥一切共同价值标准和价值共识。因此，价值相对主义把人抛入到一个价值标准模糊的不确定状态。

而且，价值相对主义在逻辑上自相矛盾。“它一方面把任何价值取向相对化，另一方面又将相对主义的观点绝对化。相对主义者把价值看作个人偏好，又认为把一种偏好强加给他人是不对的，但‘把一种偏好强加于人是不对的’本身成为了一种绝对价值。”[5](205)

应该指出的是，价值多元的事实一定意义上凸显了个体的主体性，凸显了个体选择的自由，教学中的“价值中立”和“价值无涉”虽然一定意义上是对传统社会价值“强制”的纠偏，但不能因此而走向另一个极端，以一种片面性否定另外一种片面性。面对价值领域的分化和价值多元化，现代高校德育显然既不能继续传统社会中的“强制灌输”，但却依然需要在多样的价值中给大学生提供有效的价值引导。因为“在生命的重要事务中，如果没有价值确定性，那么，既不会有人格的稳定，也没有社会的团结”。[6]大学生的成长内在地包含着道德成长，其道德成长需要价值的引领与滋养。高校德育的意义就在于通过教养，让“道”“存乎于”大学生，它肩负着对大学生依靠“自律”体认人生价值的价值觉悟的尊重和引导、培育人文精神、提高思想道德和审美情趣、为大学生的成长和发展提供包括终极关怀在内的意义系统的重任。因此，价值多元的事实并不意味着高校德育就应该没有了价值主张。事实上，我们必须在“诸神之争”中作出“表态”，我们在价值多元的社会中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着某种选择，无时无刻不在通过某种方式表明着我们的立场。况且，对“价值多元”本身的承认就是一种价值判断的结果，是一种价值立场的表达，“不表态”也是一种表态，完全的价值中立在事实上是很难做到的。因此，只要人还在进行价值判断，对价值权威、价值共识、价值引领的期许就是必然的。

事实上，价值多元背景下的学校德育，是西方国家如加拿大、澳大利亚、美国等20世纪60年代以来重点研究的一个问题，价值多元导致西方国家一度盛行价值相对主义，不仅没有解决社会中广泛存在的价值冲突和社会矛盾，反而加剧了这种冲突和矛盾。因此，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学者更多地把研究重点转移到在平等、宽容、民主、对话的基础上注重普遍共享的道德原则的教育，转移到通过道德判断力、道德反思能力的教育引导年轻一代学会在多元的世界里寻求“共享价值”，引导学生在多元世界里学会共同生活、和谐生存。

在中国，我们历来强调“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教师必须“教之于事而喻诸德”。高校德育中的不作为、高校德育中对多样价值观的沉默意味着教师对价值引导权利的放弃，而这种放弃是不是教育上的“不道德”？是不是教师的“不尽责”？价值放任看似让大学生获得价值选择和创造的权利，但它却也把大学生推向了价值碎片的汪洋大海。它否认了价值的可沟通性，使价值之间不可通约；它否认了价值的历史性，使价值不能被传承；它否认了价值的未来性，使价值不能被更新发展。而缺乏这些相应价值根基的支撑，将会进一步加强大学生价值系统的紊乱。因此教师放弃价值引导的责任，退守于“价值中立”，只会导致大学生价值观的混乱，影响大学生道德方面的健康成长乃至他们的全面发展。

面对价值多元的现实，如果认为高校德育要回避甚至杜绝带有各种可能偏见的价值观进入，如果认为高校德育要保持价值中立或价值无涉，实质上是对价值引导的放弃，而高校德育旨在引导大学生在一系列的境遇中自我设计、自我规划与自我选择，在大学生与他人和世界的关系中，实现大学生精神的内在的、整体性的生成。因此，放弃引导就是放弃高校德育本身，而且教育者彻底放弃某种价值取向，事实上也是很难做到的。

三、确立价值共识，引领多样价值观

面对价值多元的价值世界事实，高校德育必须继续承担起人生意义的导引、生活价值的建构、生命的终极关怀之重任。这是高校德育应有的价值选择，也是其应坚持的信仰和承担的使命。面对良莠混杂的价值世界，高校德育必须保持敏锐的判断力和独立的批判性来引领价值观，只有这样，才能使高校德育免于支离破碎，才不会在时代的裹挟中左右摇摆乃至被边缘化。

那么高校德育如何在价值多元背景下发挥价值引导作用？它靠什么引领多样的价值观？首先需要明确的是，价值存在于自我与他者的关系中，因此具有一定程度和一定范围的共享性，多样的价值观之间并非不可通约，其中存在普遍共性的成分和因素。所谓的“差异’总是与“共性”相对应而存在的，没有“差异”无所谓“共性”，没有“共性”也无所谓“差异”，所以在尊重差异的前提下，通过价值理解、交流和沟通，可以与持有不同价值观的人共同生活，形成价值共识，所谓“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费孝通语)于是，高校德育必须首先寻求价值共识。价值共识是在价值多元分化基础上、在多种价值观念沟通和对话理解中形成的具有共享性的价值态度和价值关切，是可以为社会成员所共同接受和践履的普遍性价值规范。它不应是一个预设性的、先验性的概念系统和理论体系，不是抽象的绝对同一的价值乌托邦，而是对现实的人的价值生活的经验总结和理论概括，它所关注的主题和内容应是现代人具体的价值生活、有关人存在和发展的价值问题。它也是一个永远生成着的开放的精神系统，是共享文化传统、共担社会责任、共建和谐秩序、共创美好未来的价值期待和价值努力。

高校德育进行价值的引导重在价值认同，价值认同中必然要面对差异性与同一性的矛盾与张力。高校德育必须尊重差异，但即使“对话式”的德育同样需要某种统一性的设定，否则“对话”就会成为某种独断式的自言自语。对话中的教育者和受教育者，都要共享着一种对某种共同视域的期待。因此，“一方面，我们不能把价值认同理解为无条件的普遍有效的绝对真理或真理的表达形式，认为价值认同就是追求一种绝对的价值观念上的‘同一’。另一方面，我们的价值认同也不是放弃一切内在规定性的无条件的对各种价值观念的接受与肯定”。高校德育内含着扬弃多元差异和寻求价值共识的努力。我们必须在价值共识的基础上，坚持多样价值观的一元导向，建立健康的主导价值观体系。

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涉及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关系时的价值理解，是对社会成员诸多价值观念整合和提炼基础上形成的价值共识。它既是当前中国社会特有的文化、文明的精神实质和显著标志，也是社会赖以维系的精神支柱，还引导着个体的价值理想，因此它拥有最广泛的接受者和最深刻的理解力，为人们的价值评价、价值选择提供有说服力的依据。如果说文化多元、价值多样产生了所谓“诸神之争”或“诸道冲突”，从而妨碍社会整合和价值整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我们提供了我们迫切寻求的一种新“道”，用以落实和安顿我们不断强调的、对个体和集体生死攸关的“德”。对民族而言，它可以保持中华民族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理性态度和清醒立场，思考自己的前途和命运；对社会而言，它协调着不同领域、不同成员间的相互关系；对个体而言，它引导与协调身心的全面健康发展。其终极的根本作用是对主体价值自觉的培养和价值选择的引导，帮助人们确定生活的方向和意义。

高校德育的目标是促进大学生的全面发展，大学生有个性的自我及其价值追求只有在与“他者”的关系中才能得到发展和完善。这里既涉及到自我与“另一个自我”的关系、个体与社会的关系，还涉及到民族与世界的关系、现实与传统的关系。因此，高校德育也应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价值共识引领多样的价值观。这并不是从外界强加给个体“自我”，而是通过基本的社会共同价值诉求，在向“自我”提供合理的共识性价值的同时，使“自我”在生活实践中逐步实现“自我追求”与作为“他者”的社会共识的内在统一与和谐发展，在现实地调整人世间纷繁复杂的价值关系中、在历史的连续性中赋予人的生活和行为以意义。高校德育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多元价值观，通过在多元中确立主导，在尊重差异中扩大共识，在包容多样中共筑和谐，使多元的价值资源成为引导大学生健康成长的力量，使个体在与他者的交流中摆脱他的狭隘特殊性，扩展自己的人生体验，最终使个体由“个别的偶然存在”走向“自由的全面存在”。

明确了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价值共识引领多样价值观之后，我们还需要明确如何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多样价值观从而发挥出德育的育人作用。首先应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统领高校德育，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渗透在高校德育内容中；其次在高校德育过程中，要真正树立起教育者的引导权威，这就需要教育者提高自身素质，增强人格魅力；再次是需要优化价值观引导的方法，如践履引导和信仰引导的方法；最后是需要完善价值观引导的机制，如课堂教学引导机制、社会实践体验机制、校园文化熏陶机制、网络舆论导向机制、学校管理渗透机制、服务育人示范机制等。

[1] 侯惠勤等. 冲突与整合: 如何认识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实践过程对人们思想的影响[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2] 孙正聿. 属人的世界[M].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7.

[3] 张治库. 人的存在与发展[M].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5.

[4] [德]Wolfgang Brezinka著, 彭正梅, 张坤译. 信仰, 道德和教育: 规范哲学的考察[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5] 王嵂. 价值观教育的合法性[M].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6] 王凯. 教学作为德性实践: 价值多元背景下的思考[M].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9.

Abstract:The reality of value diversity makes it more difficult for individuals to make choices, which causes college moral education in a complex situation to guide value choice. Facing this situation, adhering to “value-free” and“value-neutral” is to give up the guiding right and duty of moral education, which will possibly not only lead students to value disorders, but also dissolve moral education itself. As a result, college moral education can not fall into the morass of relativism and nihilism. Instead, we should consciously assume the mission of value guidance and establish the belief.It should take the socialist core value system as the consensus of value to lead value diversity to promote the moral and full-scale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Key Words:value diversity; moral education; consensus; core value

Leading Diversity by Consensus: the Mission of College Moral Education in the Context of Value Diversity

CAO Qingyan
(School of Marxism,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12, China)

G641

A

1672-3104(2011)06−0166−04

2011−06−26；

2011−10−13

2011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价值多元背景下大学生价值观引导研究”(11CKS031)；湖南省社科基金项目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课题(10B01)；湖南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青年项目“当代大学生生命价值观引导研究”(XJK011QDY001)

曹清燕(1981−)，女，河南南阳人，中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博士，中南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博士后流动站在站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理论与实践.

[编辑：胡兴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