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花藏主人创作思想矛盾新探

刘雪莲

(黑龙江大学文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150080)

天花藏主人是明末清初通俗小说作家中的重要人物，根据目前发现的资料，有十七部以上的通俗小说与他相关。关于天花藏主人身份的问题，笔者在《明末清初小说家天花藏主人及其作品研究述评》一文中已经详细论述。[1]天花藏主人对清初才子佳人小说的成熟、繁荣和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清初通俗小说的蓬勃发展。以往的学者多关注的是天花藏主人的婚姻观、爱情观、才情观，而对天花藏主人创作思想上的矛盾论述极少。实际上，天花藏主人作品体现的名教思想、天命思想、科举思想中的思想矛盾甚多，笔者拟就此展开论述。

一、“名教”思想之矛盾

天花藏主人作为才子佳人小说作家中的代表人物，不仅在小说中塑造了一批风流、大胆、勇敢的人物形象，同时也在小说和题序中表达了要维护正统“名教”的思想。而“名教”思想却与才子佳人的风流、大胆的行为相抵触，正是在这种矛盾和困惑中，天花藏主人既表现出了进步的爱情观念，也表现出了对正统“名教”的回归。那么“名教”思想与进步爱情观念之间的根本矛盾是什么呢？

“名教”主要是指儒家所倡导的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伦理道德规范及制度，[2]宣扬“名教”即要以儒家所定的名分和儒家的训喻为准则，本质上是要维护宗法社会的伦理秩序。封建时代的儒生们动辄以“名教中人”自居，例如《玉娇梨》中的太常正卿白太玄自称此身既在名教中，就是当时知识分子的普遍说法。天花藏主人在《玉娇梨·序》中鲜明表达了想要维护“名教”的愿望，他认为：“小说家艳风流之名，凡涉男女悦慕，即实其人其事以当之，遂令无赖市儿泛情闾妇得与郑卫并传，无论兽态癫狂得罪名教，即秽言浪籍，令儒雅风流几于扫地，殊可恨也！每欲痛发其义，维挽淫风，其道末由。”[3]又在《画图缘·序》中说：“失天意而妄求之，故苟且而贻闺阁之羞，邪野成夫妻之辱，而名教扫地矣。”[4]天花藏主人希望通过自己的小说“以一洗淫污之气，使世知风流有真”，[3]也表明了自己创作才子佳人小说的一个缘由。

以往的传统典籍在使用“名教”一词的时候，有时用其狭义，将“名教”等同于礼教。[5]封建礼教的婚姻观念是“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则父母国人贱之”。[6]而天花藏主人笔下才子佳人的行为正凸显为进步的婚姻观与“礼教”的冲突。实际上，天花藏主人想维护“名教”的思想与明中期以来“才子佳人”类型小说的创作倾向有着重要的关系。

在《玉娇梨》《平山冷燕》出现之前已经涌现了才子佳人类型的文言小说，明成化末年问世的《钟情丽集》以喜剧结尾表达出了对封建礼教的反抗，而后出现的《怀春雅集》《寻芳雅集》《天缘奇遇》等却走向了情色风流，同时也有一些作品如《刘生觅莲记》等强调了理对情欲的规范作用，但是数量较少，影响也不大。这些作品的出现与晚明的人文思潮有关，晚明的人文思潮给予程朱理学以沉重的打击，但由于封建伦理秩序和道德规范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转变，新的道德观念又没有形成，因而对程朱理学的过度冲击和破坏导致了人欲横行。晚明的部分正统文人已经对人欲流行的现象进行了否定，又因明末清初国破家亡、异族入侵的惨痛教训，清初的文人表现出了对正统社会价值与道德原则的肯定。正是在这样的时代文化背景下，天花藏主人以自己纯净的才子佳人小说成为回归“名教”的代表。

在天花藏主人的小说文本中，“名教”的思想矛盾主要体现在人物塑造和故事结局的安排上。他笔下的才子佳人虽然勇敢、大胆、风流，但又要“发乎情，止乎礼”，不仅人物会处于情理冲突的矛盾中，不同人物的爱情观也相互矛盾。例如《平山冷燕》中山黛、冷绛雪都希望终身大事自己做主，但又都是不敢逾越礼教的佳人，她们一度为婚姻担忧，甚至忧郁成疾。《两交婚》中的才女辛古钗的心理更为复杂，父母任由她自己择婿，但当她得知与自己唱和诗词的是个“男扮女装”的才子后，深感这种行为有违“名教”，小说诠释她的心理道：“若相逢非大道，为名教而踟踌，作合涉于邪，因礼仪而怅怏。欲仍前又畏而不敢……则是淫女子之行。岂贤媛闺淑之所敢出也。”[7](75)辛古钗“又畏又恋”“又怨又嗔”的心理，也正表明了才女佳人们仍然挣扎于“名教”之中、困囿于门楣之内。

《玉娇梨》则更明显地表现了不同人物爱情观上的差异。才女白红玉“考诗择婿”时，苏友白想私下与她相见，被白红玉的丫鬟回绝道：“小姐乃英英闺秀，动以礼法自持，即今日之举，盖为百年大事选才，并非怨女怀春之比。”[8](105)苏友白连连谢罪告退。而第二个才女卢梦梨却主动“女扮男装”，与苏友白“私定终身后花园”，她的大胆与白红玉“守礼”完全不同，甚至有些矛盾。而卢梦梨自身又很矛盾，她对苏友白道：“娶则妻，奔则妾。自媒近奔，即以小星而侍君子，亦无不可。”[8](152)卢梦梨自愿为妾，她似乎为冲破“名教”而深感愧疚，进行了自我“惩罚”。《玉娇梨》第十四回写道：“窥客文君能越礼，识人红拂善行权。”但是天花藏主人笔下没有勇于私奔的奇女子，才子佳人可以“行权”，但却不能淫奔，卢梦梨虽然勇敢，但也只是停留在“私定终身”上。而才子苏友白执着而痴情，但又认为“淑女”是不妒的，最后小说是以白红玉愿意“二女共侍一夫”的方式解决了所有矛盾，于是又回归到了“礼教”的轨道上。而《平山冷燕》不是“双美”的结局，但山黛和燕白颔都接受了皇帝的赐婚，不过巧合的是赐婚的对象正是“一见钟情”之人，其实他们早已经在皇帝赐婚之前，率先放弃了自己理想的婚姻。

其实对“名教”的遵循，必然会导致青年男女们的爱情与婚姻脱节。因此天花藏主人不得不让才子科甲高中、开明父母做主、皇帝赐婚，以至于动用仙人来完成才子佳人的团圆，最后才子佳人的婚姻回归到了传统的模式上。不过，天花藏主人的作品中没有《西厢记》《牡丹亭》《娇红记》以及《怀春雅集》等作品中男女偷情私合的现象，这并非天花藏主人没有挑战禁忌的勇气，而是他自身认为男女私合有违“名教”。也正因他的小说没有涉嫌情欲与道德之间的问题，所以不像其他色情小说屡次被禁。

天花藏主人既不想有伤于“名教”之大雅，又要反映出青年男女对爱情的追求，难免会自相矛盾，以至于难以自圆其说。例如卢梦梨那样的“自媒”与“逾墙相从”并没有差别。但是在淫秽情色小说依然盛行，合理与不合理的道德行为模式难以辨认的情况下，天花藏主人以“情”为主题的小说仍独树一帜，引领了有清一代风雅纯正的才子佳人小说。但是“名教”思想与自由爱情之间存在着本质上的矛盾，宗法社会的伦理秩序是不可能容忍“自媒”与“自主”的，而自由爱情的力量还不足以战胜现有的礼法，因而“名教”所带来的困扰无法解决。笔者认为，天花藏主人自身不能为“才子佳人”找到一个可以遵循的道德标准，更不可能在小说中解决这一矛盾冲突，也是他的才子佳人小说被认为“理想化”的关键问题所在。由他的小说也可以看出，“名教”与大胆爱情之间的矛盾，仍旧是一个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

二、“天命”思想之矛盾

天花藏主人的每部小说几乎都在表明婚姻是“天意”的安排，这一思想被以往的研究者所忽视。例如《平山冷燕》第二十回写道：“费尽人情婉转，成全天意安排。”《两交婚》第二回写道：“虽说人能痴算计，大都天意巧安排。”《画图缘》第三回写道：“虽然人事巧安排，大都天意亲吩咐。”《玉娇梨》中写道：“天意如斯且奈何”；“个中天意有乘除”。另外“天缘”一词在天花藏主人相关的才子佳人小说中出现的频次很高，而如烟水散人等其他才子佳人小说作家的作品中出现的很少。“天缘”是说天所安排的姻缘，既然“天意”已经安排好了，所以人力是不可强为的，但是天花藏主人又塑造了执著而不肯放弃的才子佳人，这与“天意”充满了矛盾。

天花藏主人所说的“天意”“天缘”与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天命观有着重要的联系。中国古代的哲学家们很早就提出了“天命”的思想，“命”的内涵为儒道两家共同阐释，儒道两家对人生“有命”的看法基本一致，但对“命”的态度与取向却又完全不同。道家是“安时而处顺”的态度，儒家恰恰相反，虽然也承认人生“有命”，但在“命”之限定面前，“儒家并非一味地‘委心任化’，而是高扬人的主体性，以‘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从而在‘有命’的人生自觉地挺立起自己的‘天命’”。[9]天花藏主人的思想中也表现出了这一点，如他在《定情人·序》中说：“尝观《中庸》原天于性，孔子从欲于心，则似乎人身之喜、怒、哀、乐，一心一性尽之矣，何有于情。”[10]实际上，《中庸》是以人性之超越的善揭示了儒家天命观的确切内涵，表现出了对儒家天命观的进一步完善。从天花藏主人对《中庸》的评价可以看出，他对儒家天命观是接受的，只是强调“情”的重要作用。天花藏主人又说“孔子从欲于心”，而孔子“知天命”的君子人格、“从心所欲不逾矩”的精神境界，都充满了对宇宙人生的超越精神。

天花藏主人正是接受了这样的“天命观”，所以认为才子佳人的婚姻出于“天意”，而同时又让人物努力寻找。例如《玉娇梨》中天花藏主人便把苏友白的婚姻与赛神仙联系到了一起，苏友白恰好遇见杨科寻妻，于是相信了赛神仙很灵验，便想寻赛神仙问婚姻，途中巧合与佳人白红玉私定婚约，而后苏友白才想起，来此原为寻找赛神仙，不如去寻赛神仙问媒人之事，但又想：“如今只消自家谋为，何必又去问赛神仙？问了他，他说此事成得，终须也要自去求人，难道他肯替我去成？”[8](110)于是继续去寻找媒人。这表明苏友白并不完全相信“天意”，也体现了天花藏主人对“天命观”的质疑。后来苏友白挂官而走，在途中遇到了赛神仙，赛神仙对他所说的话果然一一兑现，应该说“天意”又占了上风，但《玉娇梨》中又说：“漫道婚姻天所定，人情至处可回天。”似乎“天意”与“人力”彼此消长，让人感到有些茫然。

天花藏主人又在《画图缘·序》中多次强调“缘出于天”“缘之作合”，主人公花天荷得到天台老人所赠的画图，画图暗示了功名和婚姻，小说结尾花天荷封侯之时天台老人复现，以应功名和姻缘皆出于天。这部小说过度强调了“颠倒为奇”“仙人指示之妙”，缺少追求理想婚姻的积极愿望，“天意”与“人力”似乎已经没有矛盾，但却将婚姻指向了“命定”的内涵。而《定情人》却是在承认“天命”的前提下，又积极寻求姻缘，因而表现出了儒家的天命思想，即并非消极等待“天命”的安排，而是人为的“造命”。在《两交婚》中，天花藏主人对“天意”与“人力”之间作了明确的解说，《两交婚》中才子甘颐主动寻找婚姻，不惜男扮女装与辛古钗小姐对诗，辛古钗错以为甘颐是女子，便道：“请问姐姐，机缘是在人，还是在天？”甘颐道：“机缘虽主于天，而所以为此机缘则人也……以小妹论来，还当以在人者为重。人力至而天心或可挽回，如一味听天，恐堕入呆愚而置聪慧于无用也。不知姐姐以为何如？”[7](66)辛小姐听了大喜道：“……安可以天自诿，而虚此一生。”[7](66)从二人的谈话来看，作者清晰地表达了“不能尽听天命”“天心可以挽回”的想法。《两交婚》中甘颐通过个人努力缔结了美满姻缘，凸显了不安“天命”的思想。实际上，对“天命”的服从难免会削弱追求爱情的意念和勇气，但从天花藏主人各部小说所设置的结局可以看出，他最终在矛盾与困惑中高扬了人的“主体性”，从而冲击了自己的“缘主于天”的思想，也使“天命思想”中的矛盾得以部分解决。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往往在不能抉择的情况下，努力顺自然之节而求其理，有时难免在自然与惑乱面前处于被动地位，既有顺从天意安排的一面，也有积极进取的一面，这两方面都在天花藏主人的爱情观念中有所体现，笔者认为这一点与其它的才子佳人小说作家如烟水散人等并不相同。

天花藏主人的“天命思想”不仅表现在婚姻上，也表现在才子获取“功名”上，但作为以婚姻为主题的才子佳人小说，更凸显出作者对婚姻的态度。其实“天命观”对明清小说家均有重要的影响，无论是《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还是《金瓶梅》《醒世姻缘传》，天数、宿命、因果思想都有不同程度的穿插和表现。比较来看，天花藏主人是积极的理想主义者，但是天花藏主人宣扬婚姻皆有“天命”，人为燥求徒劳无益，也就在貌似旷达的主题之下蕴藏了对理想婚姻的自我忧虑。不过，天花藏主人作为封建时代的文人，在对“天命”的困惑与矛盾中，已经对人与自然相对应的关系作出了较为“个性化”的思考，这一点已是难能可贵。

三、“科举”理想之矛盾

在天花藏主人的小说中，科举考试占有一定的比例，以往的研究者论及了科举在整部小说中的作用，但却没有联系明末清初科举的实际情况以及历史真实对作者的深刻影响。蒋寅先生在《科举阴影中的明清文学生态》中谈到：“明清时代笼罩在科举阴影下的文学生态部分地被遮蔽了，这一缺陷影响到我们对明清文学的整体认识，因为明清两代的科举制度同样对文学创作产生了极大影响。”[11]天花藏主人属于科举失败而转入文学创作的底层士人，因而科举对他的作品的影响是巨大的，他在科举理想上的矛盾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天花藏主人反映了少年才子科举高第的理想与自身失落的矛盾。天花藏主人笔下的才子无一不科举高第，例如《玉娇梨》中苏友白十七岁进学，而后考中第十三名进士，接着殿试二甲第一。而其他才子几乎都是比苏友白更早进学，《平山冷燕》中燕白颔是御笔亲点状元，平如衡是探花及第，《两交婚》中的甘颐、《人间乐》中的许绣虎也都是探花，才子及第并结婚的年龄大约都在二十岁左右。而据宋元强先生在《清朝的状元》一书中统计，清代士人考中状元的年龄平均为三十五岁，最年轻的状元于敏中、戴衢亨两人皆为二十四岁。[12]张杰先生在《清代科举家族》一书根据光绪十二年(1886)《丙戌科会试题名》统计，清代士人中进士的年龄平均在三十七岁左右。[13](159)即使是二十四岁，在清代也早过了娶妻生子的年龄。[13](103)因此，天花藏主人所写的少年才子及第并洞房花烛，只是一种理想。现实中天花藏主人自云为“贫穷高士”，生活困窘，可能只是一个落第的秀才。而他的笔下没有写“才子”的失败，也没有“三场辛苦磨成鬼，两字功名误煞人”的描写。他在《四才子书序》中写道：“凡纸上之可喜可惊，皆胸中之欲歌欲哭。”[14](1)他以才子佳人的圆满结局遮蔽了“心中歌哭”，似乎表现出了对科举的执迷不悟的期待。

其次，天花藏主人反映了“举荐”理想与“士之不遇”的矛盾。天花藏主人在《平山冷燕》开篇便交代了天兆吉相，因此钦天监正堂官上奏皇上海内当生不世奇才，皇上命礼部官议行搜求，大臣们建议：若征召前来，恐失祖宗立制本意，可加敕各直省督学臣，令其严责府县官，“凡遇科岁大比试期，必须于报名正额之外，加意搜求隐逸真才，以应科目。”[14](5)天子闻之大喜，这种征用人才的措施表现了天花藏主人希望能被朝廷征用的愿望，显然是科举不第之后的自我安慰。与清代的“博学鸿词科”比较类似，清康熙皇帝曾下诏：“我朝定鼎以来，崇儒重道，培养人材……凡有学行兼优，文词卓越之人，不论已未出仕，着在京三品以上及科道官员，在外督抚布按，各举所知，朕将亲试录用。”[15]这种招揽人才的方式与天花藏主人所描写的皇帝征召的内容非常相似，康熙皇帝还于康熙十七年(1678)开设了“博学鸿词科”，以招揽科举以外的人才。但是从《四才子书序》来看，《玉娇梨》和《平山冷燕》都是完成于顺治十五年(1658)之前，[14](2)小说中的“举荐”理想并没有作家自身生活的依据，但这一理想却表达了作者急切希望“羽仪廊庙”的愿望。可是并不是所有知识分子都迷恋“羽仪廊庙”，例如吴敬梓就拒绝参加乾隆元年(1735)的“博学鸿词科”考试。然而遗憾的是，天花藏主人并没有这样的机遇，也没有受到过社会名流的青睐，他自言：“求乘时显达刮一目之青，邀先进名流垂片言之誉，此必不可得之数也。”[14](1)这种内心独白充满了无奈和悲凉，这似乎与小说中的喜剧气氛截然相反。

比较来看，天花藏主人完全不同于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以《叶生》、《王子安》、《司文郎》等故事表明了自身久困场屋的切肤之痛，他也不同于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对“八股文”和科举本身进行了深入的批判和嘲讽，而是借助了“一纸黄粱”美梦来为自己扬眉吐气。天花藏主人虽然对八股有所不满，但是丝毫没表现出反对科举的倾向，例如《人间乐》中许绣虎认为，于八股中去求生活何其愚也，但最终还是为婚姻参加科举并高中。《平山冷燕》中的燕白颔和平如衡都得到了官员“举荐”，但却辞征召而就制科，这说明了天花藏主人认为“科甲出身”才是真正的荣耀。笔者需要说明的是，在明清科举时代，很多知识分子从小受到的就是儒家典籍《四书》《五经》的严格训练，儒家学说注重“齐家治国平天下”，积极入世是儒家基本精神的写照。天花藏主人“欲自短其气而又不忍”的进取、痛楚和无奈，充分体现了对儒家文化传统的内在认同。这一时期的文化特征将注定一大批因科举失败而转入文学创作的底层知识分子无法走出内心的矛盾与困境，而绝不仅仅是天花藏主人个人的问题，也不能简单地归结为“迷恋科举”，况且在当时的历史文化背景下 ，科举制度的存在还有其合理的一面。概而言之，只要科举制度存在，大部分知识分子的痛苦和矛盾就无法解除，也必然会不同程度地表现在他们的文学作品中。

综上所述，天花藏主人在才子佳人小说中不仅表现了才子佳人“大团圆”的爱情理想，也体现了自身创作思想上的种种矛盾。这些矛盾不仅代表了明末清初通俗小说作家的理想、困惑与精神失落，也显示了底层知识分子的道德意识、伦理诉求与爱情观念的新变。如果我们能把天花藏主人的文学作品放在文化思潮的变迁和文学史发展的角度来考察，则会对天花藏主人的创作思想作出更新的理解和阐释。

注释：

①本文所研究的天花藏主人的作品，主要是根据石昌渝主编的《中国古代小说总目》中所公认的天花藏主人的作品进行论析，并参考《人间乐》、《定情人》以及天花藏主人的题序。参见：石昌渝。中国古代小说总目[C]。山西教育出版社，2004：507。

[1]刘雪莲.明末清初小说家天花藏主人及其作品研究述评[J].黑龙江社会科学,2010(5).

[2]张海晏.名教的困境[N].光明日报,2004−6−15(7).

[3]康熙间写刻本四卷二十回,首《玉娇梨叙》,末署“素政堂主人题”,“素政堂主人”即“天花藏主人”别称,参见: 古本小说集成·玉娇梨·序[C].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4][清]佚名.画图缘·序[M].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1985.

[5]张造群.名教源流的历史探讨和现代评价[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8(3)

[6]杨伯峻译注.孟子译注(滕文公章句下)[M].北京: 中华书局,1960:143.

[7][清]佚名.两交婚[M].才子佳人小说集成[C].辽宁: 辽宁古籍出版社,1997.

[8][明]荑秋散人编次.玉娇梨[M].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152.

[9]丁为祥.命与天命: 儒家天人关系的双重视角[J].中国哲学史,2007(4).

[10][清]佚名.定情人[M].才子佳人小说集成[C].辽宁: 辽宁古籍出版社,1997: 421.

[11]蒋寅.科举阴影中的明清文学生态[J].文学遗产,2004(1).

[12]宋元强.清朝的状元[M].吉林: 吉林文史出版社,1992:186−188.

[13]张杰.清代科举家族[M].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14][清]佚名.平山冷燕[M].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15][清]乾隆年间三通馆臣奉敕编修.清朝文献通考[M].卷四八选举考.上海: 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