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广益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亚洲语言文化系,加利福尼亚洛杉矶 90095)
理想社会的追求,源自个体对幸福的向往。人类个体为了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需要结成群体生活,由此,社会共同体逐渐形成。社会运行的状况与个体幸福息息相关,因而探寻幸福也就离不开对理想社会的想像。
中国古代的乌托邦理想以“天下大同”最为著称,以至于研究者往往以“大同”指代乌托邦 。大同一语,典出《礼记·礼运》,但“同”与幸福早在上古就有了紧密的关联。鲍吾刚分析甲骨文中与幸福有关的字词后指出:“歌曲和音乐的确构成了中国社会关于幸福这个概念的最基本的特征。”“礼别异,乐和同”,音乐代表幸福不仅因为能给人带来身心的愉悦,还因为它使听者超越了身份的差异而同样地沉浸在这种愉悦中,从而营造出“无关阶层与性的男人之间的和睦”。而“同”的本义是人们聚集在帐篷里说话、吃饭,是人类原始共产主义生活的反映 ,它所代表的平等、和睦,正是社会有了阶层、地域、民族等分化之后时时欠缺的,所以后世的乌托邦思想常在“同”上面做文章,并基于对“同”的各种阐释设计着不同的制度。中国古代乌托邦的思想背景主要为道、儒两家,同时墨家、农家等思想流派的影响也不可忽视。
道家思想的早期代表人物老子和庄子,都远离权力中心,在社会的角落里思考着达致幸福的途径。在老子看来,国家、君主乃至日渐繁复的文明本身都是有害的,移除它们将有利于人性复归淳厚:“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